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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18-07-14 【编辑录入:fengfy】 文章出处:《解放日报》2018年7月14日第6版

观沧海,才能得天下
作者:陈贤波  阅读次数: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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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内陆国家。尽管中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但历代统治者却遵从儒家“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没有充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公元前2世纪,张骞开启了丝绸之路。明代以前中国主要以中亚粟特商人为中介,经丝绸之路沙漠路线与西方交往。大航海时代以后,中国才开始与欧洲直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大海大洋不再是隔绝各个“文明岛”的天堑,而是互通有无的坦途。
  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新作《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以曹操诗作《观沧海》为主标题,利用海内外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从考古、历史、艺术等多领域,全面探讨大航海时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一幅立体的历史景象

  在汤因比的名著《历史研究》中,海洋,特别是未曾开垦的海洋,和草原的相似性可以通过它们作为语言传播载体的功能得以阐释。它们能够为交通运输和文化交流提供极大便利,原本因山海隔阻的不同文明因海洋之路和草原之路得以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西方诸文明在物品、人员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长期以来为治中外交流史的几代学者所瞩目。
  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兼治海陆交流且有鲜明学术风格的重要学者。鲜明之处,在其善于运用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探讨中外交流史事,由碎立通,从比较视野把相关器物和人事联系起来,从而见其深、见其大、见其远乃至见人所未见处。
  林梅村教授新著《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以下简称《观沧海》),是近年来有关15至16世纪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难得一见的佳作。之所以说“难得”,主要在于读者很容易由通览全书获得如下三点深刻感受。
  首先,中西文献运用之娴熟。作者大量引用最近二三十年中外考古学发现和研究成果,文献和实物资料互证互补,使得全书的论述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可以这样说,贯穿全书的关键立论证据,几乎离不开考古实物和资料,更有说服力。
  其次,研究视野之开阔。如果说一般的研究仅能处理中外文化交流一方的问题的话,那么《观沧海》注重交流双方乃至多方的互动和影响,点线面交织铺陈,愈能从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中外文化交流中透视出一幅立体的历史景象,更具现场感。做到这一点,不仅在于作者对这一时期中外史事和中外文资料相当熟稔,且在行文铺陈上亦能同时兼顾冲突和交流双方作为历史主体的活动,不至于侧重其中一方的作用或影响而失之偏颇。
  第三,细部讨论具体而微。在我看来,本书讨论的问题固然不少,其中绝不乏前人时贤的精湛研究,比如澳门开埠和葡萄牙人的东方贸易,涉及数十年来葡文和汉文文献的整理发掘,说中外学术圈对此问题的讨论“汗牛充栋”毫不为过,但《观沧海》仍能于许多细部处有所发覆,特别是围绕中外交流史研究颇有争议的若干关键问题,如对16世纪全球贸易中心港——双屿的位置、泉州至波斯湾的航海路线、明代世界地图的宫廷制图师、明青花等一大批外销物和舶来品的年代和纹饰判定等等,作者均能给出让人信服的一家之言。窃以为,做到这一点,绝非纯粹爬梳文献资料可以企及,相信也与作者及其研究团队多年来走出书斋、走向历史现场从事富有成效的实地考察分不开。
  由此而论,《观沧海》的面世,对这一时期的中外交流史,乃至时下方兴未艾的海洋史、全球史研究均有足够的启示意义。以往常见的研究,或时空跨度过大,论者陷入四面受敌,失于鸟瞰泛论,或兜转于某一人事和器物,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碎片化倾向严重。如何打通这种隔阂,立意高远,不妨把《观沧海》作为范例来阅读。

  “田野眼光”看文献记载

  《观沧海》是林梅村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资助下开展“大航海时代中外文化交流”课题研究的主要成果。用作者“后记”的原话,“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将考古学引入中外关系史研究,为大航海时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开辟一个新的天地”。全书开辟的“天地”,除“前言”、“后记”外,计分12个专题。综而论之,其内容主体涉及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部分,述大航海时代开启前中国远洋航海史之概貌,此即首章“1、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在这里,《观沧海》粗线条地回顾历史中国的航海活动,重点讨论了传统时期中国的航海能力、船舶规模、航线开拓,尤其是大航海时代前王朝国家对民间航海活动的诸多压制。作者指出,在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之前,海洋对于中国人来说主要是“兴渔盐”、“通舟楫”的意义,至于说海洋可以作为通往世界的通道、对外贸易的重要途径、军事战略基地等等,则付之阙如。这里的弦外之音,似乎暗示传统中国海洋活动的“被动性”,包含了作者对中国逐渐丧失海上竞争力的同情和惋惜。
  第二部分,宏观上探讨大航海时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国家的交流冲突,包括“2、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3、大航海时代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与交流”两章。作者把历史时间锁定在15至16世纪,以中国为交流冲突的一个端点,分别讨论了中国与伊斯兰和西方多个国家多个端点的互动。穆斯林海商参与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是中外交流史的传统议题。《观沧海》 特别重视这个群体对当时朝贡贸易的挑战,以及他们在朝贡和走私贸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例如在讨论正德年间东南沿海地区的穆斯林参与海外贸易活动时,《观沧海》分别举出“通事亚刘”和“火者亚三”二人,文献记载前者“本江西万安人萧明举”,后者“乃江西浮梁人也”,作者则明确断定他们的“回回”身份。作者还指出,许多沉船器物的例证表明,他们在弘治年间(1488-1505)直接参与了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设计制造,推动景德镇瓷器外销,在菲律宾、文莱、叙利亚都能看到穆斯林工匠设计烧制的带有伊斯兰风格的明青花。而这种风格对明朝皇家的艺术和奥斯曼帝国宫廷艺术均产生一定影响。这由正德年间景德镇御窑厂大批烧造“回回字”青花瓷以及托普卡比王宫收藏的正德窑青花瓷和红绿彩瓷可见一斑。
  至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穆斯林海商其实也是关键。学界一般认为,在葡萄牙人开辟东方航线之前,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是接力进行的,中国海商、穆斯林海商和地中海的威尼斯商人构成贸易活动的主体。《观沧海》以这一时期朝贡贸易走向崩溃为背景,讨论了香港大屿山竹篙湾作为明代走私港的地位和作用,由此走私港出发,我们在叙利亚看到的弘治窑青花,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看到的威尼斯画家著名画作《诸神之宴》所见明青花,均有迹可循。
  第三部分,细部上探讨前述中外交流冲突背景下的航海路线、航海图、贸易港和贸易岛等,包括从“4、明帝国宫廷制图师考”到“10、大航海时代的忽鲁谟斯岛”共七个章节。此部分内容最为细致,故也最宜精读。
  以图像论史,或以图像证史,是《观沧海》比较引人瞩目的内容,讨论的对象包括目前所知明代三幅著名世界地图——《大明混一图》《郑和航海图》和《蒙古山水图》、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藏《郑芝龙航海图》以及传为利玛窦所绘屏风画《野墅平林图》。作者熟稔地运用中外文史料和考古发现,对上述图像文本的创作过程、成图(画)背景、相关人事及其对推进中外交流史研究的意义均有一番考订和阐述。其中部分内容早先已发表于相关学术期刊,受到学界关注。需要说明的是,囿于精力所限,本文草成时笔者未能及时加以比对。关于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藏《郑芝龙航海图》,俗称《雪尔登中国地图》,近年学界讨论较多,其中争议较大的要点,一是成图的年代,二是地图的作者。此两点最后都关乎地图的命名问题。《观沧海》由地图中的汉文和拉丁文注记讨论其成图年代,又由其绘制年代联系到郑芝龙海上帝国的兴起,郑芝龙本人注重收集和编绘日本至印度洋海图,地图所标东西洋航线绝大部分在郑芝龙海上帝国控制范围,大胆断定该图实乃《郑芝龙航海图》,可以备一家之说。
  本部分的“6、寻找双屿港”值得一提。关于16世纪葡萄牙人盘踞中国沿海长达二十多年的重要走私港口——双屿,历来学界不乏对其历史、地理的讨论。比较肯定的说法是双屿就在浙江舟山群岛的六横岛。在中外史料研读基础上,作者及其团队于2009年、2010年先后实地考察六横岛,均有重要发现,如在西文山调查时发现古代石板、砌有异域风格浮雕石碑的民宅墙。后者疑似16世纪葡萄牙古钱币上的浑天仪。通过海图的比对和实勘,作者最终把明代双屿港定位在今张家塘、孙家塘一带。笔者倒不认为此论必然铁证如山,《观沧海》也未必真的期待学界同行能全盘接受。但是,如何以“田野的眼光”来看待文献记载,如何转换时空置身于“历史现场”,《观沧海》确实是极佳的示范。
  第四部分,即“11、普陀山访古”和“12、尚蒂伊的中国花园”二章,或可笼统称之为学术随笔。供奉观音菩萨的普陀山自16世纪中西方直接接触以后吸引了众多考察者,此后普陀山成为海上交通的中心。作者回顾了历来西方学者对普陀山的科学考察和描绘,讨论了普陀山杨枝观音碑和鱼篮观音碑的由来以及法雨寺的兴起。至于“12、尚蒂伊的中国花园”一章,为作者在巴黎北郊的游记感想,文风上稍别于前述专题研究,边走边看,谈古论今,犹如一席盛宴之后的茶点。

  文化交流的图像学角度

  对任何尝试从海洋看历史的普通文史读者来说,只要有志趣于了解大航海时代跨越海洋的商品、人员和思想文化的流动,本著都是一部绕不开的案头必备书。那么大众读者阅读本书能够获得些什么,我想至少如下两个方面是可以圈点出来的。
  其一,由图(物)入史,提升鉴赏品味历史的境界。无论考古学家抑或历史学家,他们最重要的“本事”之一,可能就是“由碎立通”,即如何从表面上看起来支离破碎的文献文物资料揭示它们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并且尽可能将之放到一个时间序列中说明其动态变化和复杂影响。《观沧海》涉及的大量考古报告和文献资料未必为一般读者所熟知,不过作者大量征引的陶瓷、银币、画像和航海图等文物、图像却是我们能够在各类文博机构目睹和接触到的。相信细心阅读过《观沧海》的读者,可以超越对这些图物的一般鉴赏,逐渐回到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场景,进而对历史复杂丰富的面相和厚重有更深一层的体会。
  也许还必须指出,出版社在《观沧海》的文字编辑、版面设计和纸张材质上是别具匠心的。在我有所涉猎的研究领域,国内学术著作能做到全彩页精装出版的情况百中无一二。然若非如此,书中大量征引的文物图像作为关键历史证据的效果可能大打折扣,如将叙利亚与香港竹篙湾出土弘治窑青花瓷的比对图,托普卡比宫藏瓷器和细密画等,精良的彩色图像可令读者从图像学的角度对文化交流的情况获得直观的了解。
  其二,由史明变,可以寻出时代的动向和趋势。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直言:“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单地说,《观沧海》的主旨和贡献在于回应15至16世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转变。
  从全球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开启了一个“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圈的更紧密接触带来更广泛的冲突和交流。随着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战略构想的提出,有关全球化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也受到空前的高度关注。置身于本书所展现的历史大变局中,跟随着作者描述的东西方物品流动和航线联结,相信读者诸君也自然对于当下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海上丝绸之路”、“地球村”的渊源脉络,有更具象的认识。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18年7月14日第6版

 

 

 

荐稿人:ffy  执行编辑:ffy  2018-07-14  责任编辑:xscclf  2018-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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