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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09-07-13 【编辑录入:ltdltd】 文章出处:《旅德追忆》等

留德十年
作者:季羡林、吕林荫、周楠  阅读次数:37508

    推荐者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季羡林先生于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辞世,享年98岁。特摘录先生旧作“留德十年”部分章节,以追思。

 

    “毫无荒唐言,半把辛酸泪。作者并不痴,人解其中味。”——季羡林

 


 季羡林先生在家中书房查阅资料(199634日摄)新华社发

 

初抵柏林1935)

    柏林是我这一次万里长途旅行的目的地,是我的留学热的最后归宿,是我旧生命的结束,是我新生命的开始。在我眼中,柏林是一个无比美妙的地方。经过长途劳顿,跋山涉水,我终于来到了。我心里的感觉是异常复杂的,既有兴奋,又有好奇;既有兴会淋淳,又有忐忑不安。从当时不算太发达的中国,一下子来到这里,置身于高耸的楼房之中,漫步于宽敞的长街之上,自己宛如大海中的一滴水。

    清华老同学赵九章等,到车站去迎接我们,为我们办理了一切应办的手续,使我们避免了许多麻烦,在离开家乡万里之外,感到故园的温暖。

    老同学把我们先带到康德大街彼得公寓,把行李安顿好,又带我们到中国饭店去吃饭。当时柏林的中国饭馆不是很多,据说只有三家。饭菜还可以,只是价钱太贵。除了大饭馆以外,还有一家可以包饭的小馆子。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间房子。德国人是非常务实而又简朴的人民。他们不管是干什么的,一般说来,房子都十分宽敞,有卧室、起居室、客厅、厨房、厕所,有的还有一间客房。在这些房间之外,如果还有余房,则往往出租给外地的或外国的大学生,连待遇优厚的大学教授也不例外。出租的方式非常奇特,不是出租空房间,而是出租房间里的一切东西,桌椅沙发不在话下,连床上的被褥也包括在里面,租赁者不需要带任何行李,面巾、浴巾等等,都不需要。房间里的所有的服务工作,铺床叠被,给地板扫除打蜡,都由女主人包办。房客的皮鞋,睡觉前脱下来,放在房门外,第二天一起床,女主人已经把鞋擦得闪光锃亮了。这些工作,教授夫人都要亲自下手,她们丝毫也没有什么下贱的感觉。德国人之爱清洁,闻名天下。女主人每天一个上午都在忙忙叨叨,擦这擦那,自己屋子里面不必说了,连外面的楼道,都天天打蜡;楼外的人行道,不但打扫,而且打上肥皂来洗刷。室内室外,楼内楼外,任何地方,都是洁无纤尘。

    清华老同学汪殿华和他的德国夫人,在夏洛滕堡区的魏玛大街,为我们找到了一间房子,房东名叫罗斯瑙(Rosenau),看长相是一个犹太人。一提到找房子,人们往往会想到老舍早期的几部长篇小说中讲到中国人在英国伦敦找房子的情况。那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出租招贴上没有明说可以租给中国人,你就别去问,否则一定会碰钉子。在德国则没有这种情况。在柏林,你可以租到任何房子。只有少数过去中国学生住过的房子是例外。在这里你会受到白眼,遭到闭门羹。个中原因,一想便知,用不着我来罗嗦了。

    说到犹太人,我必须讲一讲当时犹太人在德国的处境,顺便讲一讲法西斯统治的情况。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我是1935年到德国的,我一直看到他恶贯满盈,自杀身亡,几乎与他的政权相始终。对德国法西斯政权,我是目击者,是有点发言权的。我初到的时候,柏林的纳粹味还不算太浓,当然已经有了一点。希特勒的相片到处悬挂,纳粹旗也随处可见。人们见面时,不像以前那样说一声“早安!”“日安!”“晚安!”等等,分手时也不说“再见!”而是右手一举,喊一声“希特勒万岁!”便能表示一切。我们中国学生,不管在什么地方,到饭馆去吃饭,进商店买东西,总是一仍旧贯,说我们的“早安!”等等,出门时说“再见!”有的德国人,看我们是外国人,也用旧方式向我们表示敬意。但是,大多数人仍然喊他们的“万岁!”我们各行其是,互不干扰,并没有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根据法西斯圣经:“希特勒《我的奋斗》”,犹太人和中国人都被列入劣等民族,是人类文化的破坏者,而金黄头发的“北方人”,则被法西斯认为是优秀民族,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可惜的是,据个别人偷偷地告诉我,希特勒自己那一副尊容,他那头的黑红相间的头发,一点也不“北方”,成为极大的讽刺。不管怎样,中国人在法西斯眼中,反正是劣等民族,同犹太人成为难兄难弟。

    在这里,需要讲一点欧洲历史。欧洲许多国家仇视犹太人,由来久矣。有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可以为证。在中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就发生过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惨剧。在这方面,希特勒只是继承过去的衣钵,他并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他对犹太人进行了“科学的”定性分析。在他那一架政治化学天平上,他能够确定犹太人的“犹太性”,有百分之百的犹太人,也就是,祖父母和父母双方都是犹太人;二分之一犹太人,就是,父母双方一方为犹太人;四分之一犹太人,就是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一方为犹太人,其余都是德国人;八分之一等等依此类推。这就是纳粹“民族政策”的理论根据。百分之百的犹太人必须迫害,决不手软;二分之一的稍逊。至于四分之一的则是处在政策的临界线上,可以暂时不动,八分之一的以下则可以纳入人民内部,不以敌我矛盾论处了。我初到柏林的时候,此项政策大概刚进行了第一阶段,迫害还只限于全犹太人和一部分二分之一者,后来就愈演愈烈了。我的房东可能属于二分之一者,所以能暂时平安。希特勒们这一架特制的天平,能准确到什么程度,我是门外人,不敢多说。但是,德国人素以科学技术蜚声天下,天平想必是可靠的了。

    至于德国普通老百姓怎样看待这迫害犹太人的事件,我初来乍到,不敢乱说。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很可爱的,很淳朴老实的,他们毫无油滑之气,有时候看起来甚至有些笨手笨脚,呆头呆脑。比如说,你到商店里去买东西,店员有时候要找钱。你买了75芬尼的东西,付了一马克。若在中国,店员过去用算盘,今天用计算器,或者干脆口中念念有词:三五一十五,三六一十八,一口气说出了应该找的钱数:25芬尼。德国店员什么也不用,他先说75芬尼,把5芬尼摆在桌子上,说一声:80芬尼;然后再摆一个10芬尼,说一声:90芬尼;最后再摆一个10芬尼,说一声:1马克,于是完了,皆大欢喜。

    我还遇到过一件小事,更能说明德国人的老实忠厚。根据我的日记,这件事情发生在9月17日。我的表坏了,走到大街上一个钟表店去修理,约定第二天去拿。可是我初到柏林,在高楼大厦的莽丛中,在车水马龙的喧闹中,我仿佛变成了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晕头转向,分不出东西南北。第二天,我去取表的时候,影影绰绰,隐隐约约,记得是这个表后,迈步走了进去。那个店员老头,胖胖的身子,戴一副老花镜,同昨天见的那一个一模一样。我拿出了发票,递给他,他就到玻璃橱里去找我的表,没有。老头有点急了,额头上冒出了汗珠,从眼镜上面射出了目光,看着我,说:“你明天再来一趟吧!”我回到家,心里直念叨这一件事。第二天又去了,表当然找不到。老头更急了,额头上冒出了更多的汗珠,手都有点发抖了。在玻璃橱里翻腾了半天,忽然灵光一闪,好像上帝佑护,他仔细看了看发票,说:“这不是我的发票!”我于是也恍然大悟,是我找错了门。这一件小事我曾写过一篇散文:《表的喜剧》,收在我的散文集里。

    这样的洋相,我还出过不少次。我只说一次。德国人每天只吃一顿热餐,这就是中午。晚饭则只吃面包和香肠、干奶酪等等,佐之以热茶。有一天,我到肉食店里去买了点香肠,准备回家去吃晚饭。晚上,我兴致勃勃地泡了一壶红茶,准备美美地吃上一顿。但是,一咬香肠,觉得不是味,原来里面的火腿肉全是生的。我大为气愤,忿忿不平:“德国人竟这样戏弄外国人,简直太不像话了,真正岂有此理!”连在梦中,也觉得难咽下这一口气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那个肉食店里去,摆出架势,要大兴问罪之师。一位女店员,听了我的申诉,看了看我手中拿的香肠,起初有点大惑不解,继而大笑起来。她告诉我说:“在德国,火腿都是生吃的,有时连肉也生吃,而且只有最好最新鲜的肉,才能生吃。”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自己是一个地道的阿木林(上海话,傻瓜的意思。——编者)。

    我到德国来,不是专门来吃香肠的,我是来念书的。要想念好书,必须先学好德语。我在清华学德语,虽然四年得了8个优,其实是张不开嘴的。来到柏林,必须补习德语口语,不再成为哑巴。远东协会的林德(Linde)和罗哈尔(Rochall)博士热心协助,带我到柏林大学的外国学院去,见到校长,他让我念了几句德文,认为满意,就让我参加柏林大学外国留学生德语班的最高班。从此我就成了柏林大学的学生,天天去上课。教授名叫赫姆(Hoehm),我从来没有遇到这样好的外语教员。他发音之清晰,讲解之透彻,简直达到了神妙的程度。我上课时,总和乔冠华在一起。我们每天乘城内火车到大学去上课,乐此不疲。

    说到乔冠华,我要讲一讲我同他的关系,以及同其他中国留学生中我的熟人的关系,也谈一谈一般中国学生的情况。我同乔是清华同学,他是哲学系,比我高两级。在校时,他经常腋下夹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倘佯于清华园中。因为不是一个行道,我们虽认识,但并不熟。同被录取为交换研究生,才熟了起来。到了柏林以后,更是天天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我们共同上课、吃饭、访友、游玩婉湖(Wansee)和动物园。我们都是书呆子,念念不忘逛旧书铺,颇买了几本好书。他颇有些才气,有一些古典文学的修养。我们很谈得来。有时候闲谈到深夜,有几次就睡在他那里。

    当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相当多的。原因并不复杂。谈到“镀金”问题,到德国来镀的金是24K金,在中国社会上声誉卓著,是抢手货。所以有条件的中国青年趋之若骛。这样的机会,大官儿们和大财主们,是决不会放过的。他们纷纷把子女派来,反正老子有的是民脂民膏,不愁供不起纨绔子弟们挥霍浪费。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戴传贤、居正,以及许许多多的国民党的大官,无不有子女或亲属在德国,而且几乎都聚集在柏林。因为这里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既不用上学听课,也用不着说德国话。有一部分留德学生,只需要四句简单的德语,就能够供几年之用。早晨起来,见到房东,说一声“早安!”甩手离家,到一个中国饭馆里,洗脸,吃早点,然后打上几圈麻将,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午饭后,相约出游。晚饭时回到饭馆。深夜回家,见到房东,说一声“晚安”,一天就过去了。再学上一句“谢谢!”加上一句:“再见!”语言之功毕矣。我不能说这种人很多,但确实是有,这是事实,无法否认。

    我同乔冠华曾到中国饭馆去吃过几次饭。一进门,高声说话的声音,吸溜呼噜喝汤的声音,吃饭呱卿嘴的声音,碗筷碰盘子的声音,汇成了一个大合奏,其势如暴风骤雨,迎面扑来。我仿佛又回到了中国。欧洲人吃饭,都是异常安静的,有时候甚至正襟危坐,喝汤决不许出声,吃饭呱卿嘴更是大忌。我不说,这就是天经地义;但是总能给人以文明的印象,未可厚非。我们的留学生把祖国的这一份国粹,带到了万里之外,无论如何,也让人觉得不舒服。再看看一些国民党的“衙内”们那种狂傲自大、唯我独尊的神态。听一听他们谈话的内容:吃、喝、玩、乐,甚至玩女人、嫖娼妓等等。像我这样的乡下人实在有点受不了。他们眼眶里根本没有像我同乔冠华这样的穷学生。然而我们眼眶里又何尝有这一批卑鄙龌龊的纨绔子弟呢?我们从此再没有进这里中国饭馆的门。

    但是,这些“留学生”的故事,却接二连三地向我们耳朵里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

    柏林的中国留学生界,情况就是这样子。10月17目的日记里,我写道:

    “在没有出国以前,我虽然也知道留学生的泄气,然而终究对他们存着敬畏的观念,觉得他们终究有神圣的地方,尤其是德国留学生。然而现在自己也成了留学生了。在柏林看到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留学生,每人手里提着照相机,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谈话,不是怎样去跳舞,就是国内某某人作了科长了,某某作了司长了。不客气地说,我简直还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留学生的真面目!”

这都是原话,我一个字也没有改。从中可见我当时的真实感情。我曾动念头,写一本《新留西外史》。如果这一本书真能写成的话,我相信,它一定会是一部杰作,洛阳纸贵,不卜可知。可惜我在柏林呆的时间太短,只有一个多月,致使这一部杰作没能写出来,真要为中国文坛惋惜。

    我到德国来念书,柏林只是一个临时站,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的。但是,到哪里去呢?德国学术交换处的魏娜(Wiehner)最初打算把我派到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Konigsberg)大学去。德国最伟大的古典哲学家康德就在这里担任教授。这当然是一个十分令人神往的地方。但是这地方离柏林较远,比较偏僻,我人地生疏,表示不愿意去。最后,几经磋商,改派我到哥廷根(Cottingen)大学去,我同意了。我因此就想到,人的一生实在非常复杂,因果交互影响。我的老师吴宓先生有两句诗:”世事纷纭果造因,错疑微似便成真。”这的确是很有见地的话,是参透了人生真谤才能道出的。如果我当年到了哥尼斯堡,那么我的人生道路就会同今天的截然不同。我不但认识不了西克(Sieg)教授和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就连焚文和巴利文也不会去学。这样一个季羡林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那只有天晓得了。

决定到哥廷根去,这算是大局已定,我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到处打听哥廷根的情况,幸遇老学长乐森先生他正在哥廷根大学读书,现在来柏林办事。他对我详细谈了哥廷根大学情况。我心中的疑团尽释,大有耳聪目明之感。又在柏林呆了一段时间,最后在大学开学前终于离开了柏林。我万万没有想到,此番一去就是七年,没有再回来过。我不喜欢柏林,也不喜欢这里那些成群结队的中国留学生。

哥廷根

    我于1935年10月31日,从柏林到了哥廷根。原来只打算住两年,焉知一住就是十年整,住的时间之长,在我的一生中,仅次于济南和北京,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哥廷根是一个小城,人口只有10万,而流转迁移的大学生有时会到二三万人,是一个典型的大学城。大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德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许多显赫的名字,都与这所大学有关。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到处都是。让你一进城,就感到洋溢全城的文化气和学术气,仿佛是一个学术乐园,文化净土。

    哥廷根素以风景秀丽闻名全德。东面山林密布,一年四季,绿草如茵。即使冬天下了雪,绿草埋在白雪下,依然翠绿如春。此地,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来没遇到过大风。既无扇子,也无蚊帐,苍蝇、蚊子成了稀有动物。跳蚤、臭虫更是闻所未闻。街道洁净得邪性,你躺在马路上打滚,决不会沾上任何一点尘土。家家的老太婆用肥皂刷洗人行道,已成为家常便饭。在城区中心,房子都是中世纪的建筑,至少四五层。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中世纪去。古代的城墙仍然保留着,上面长满了参天的橡树。我在清华念书时,喜欢读德国短命抒情诗人荷尔德林(Holderlin)的诗歌,他似乎非常喜欢橡树,诗中经常提到它。可是始终不知道,橡树是什么样子。今天于无意中遇之,喜不自胜。此后,我常常到古城墙上来散步,在橡树的浓荫里,四面寂无人声,我一个人静坐沉思,成为哥廷根10年生活中最有诗意的一件事,至今难忘。

    我初到哥廷根时,人地生疏。老学长乐森先生到车站去接我,并且给我安排好了住房。房东姓欧朴尔(Oppel) ,老夫妇俩,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大了,到外城去上大学,就把他住的房间租给我。男房东是市政府的一个工程师,一个典型的德国人,老实得连活都不大肯说。女房东大约有50来岁,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家庭妇女,受过中等教育,能欣赏德国文学,喜欢德国古典音乐,趣味偏于保守,一提到爵士乐,就满脸鄙夷的神气,冷笑不止。她有德国妇女的一切优点:善良、正直,能体贴人,有同情心。但也有一些小小的不足之处,比如,她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一个寡妇,两个人经常来往。有一回,她这位女友看到她新买的一顶帽子,喜欢得不得了,想照样买上一顶,她就大为不满,对我讲了她对这位女友的许多不满意的话。原来西方妇女——在某些方面,男人也一样——绝对不允许别人戴同样的帽子,穿同样的衣服。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无论如何也是难以理解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我这位女房东小市民习气颇浓。然而,瑕不掩瑜,她是我生平遇到的最好的妇女之一,善良得像慈母一般。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只有一对老夫妇的德国家庭里住了下来,同两位老人晨昏相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一住就是十年,没有搬过一次家。

    我初到哥廷根时的心情怎样呢?为了真实起见,我抄一段我到哥廷根后第二天的日记:

     “终于又来到哥廷根了。这以后,在不安定的漂泊生活里会有一段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我平常是喜欢做梦的,而且我还自己把梦涂上种种的彩色。最初我作到德国来的梦,德国是我的天堂,是我的理想国。我幻想德国有金黄色的阳光,有Wahrheit(真),有Schonheit(美)。我终于把梦捉住了,我到了德国。然而得到的是失望和空虚。我的一切希望都泡影似地幻化了去。然而,立刻又有新的梦浮起来。我梦想,我在哥廷根,在这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现在又终于到了哥廷根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梦。其实又有谁能知道呢?(1935.11.1)”

    从这一段日记里可以看出,我当时眼前仍然是一片迷茫,还没有找到自己要走的道路。

道路终于找到了

    在哥廷根,我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指的是梵文的学习。这条道路,我已经走了将近60年今后还将走下去,直到不能走路的时候。

    这条道路同哥廷根大学是分不开的。因此我在这里要讲讲大学。

我在上面已经对大学介绍了几句,因为,要想介绍哥廷根,就必须介绍大学。我们甚至可以说,哥廷根之所以成为哥廷根,就是因为有这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创建于中世纪,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是欧洲较为古老的大学之一。它共有5个学院:哲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一直没有一座统一的建筑,没有一座统一的大楼。各个学院分布在全城各个角落,研究所更是分散得很,许多大街小巷,都有大学的研究所。学生宿舍更没有大规模的。小部分学生住在各自的学生会中,绝大部分分住在老百姓家中。行政中心叫“奥拉(Aula)”,楼下是教学和行政部门。楼上是哥廷根科学院。文法学科上课的地方有两个:一个叫大讲堂(Auditorium)一个叫研究班大楼(Seminargebaude)。白天,大街上走的人中有一大部分是到各地上课的男女大学生。熙熙攘攘,煞是热闹。

在历史上,大学出过许多名人。德国最伟大的数学家高斯(Gauss),就是这个大学的教授。在高斯以后,这里还出过许多大数学家。从19世纪末起,一直到我去的时候,这里公认是世界数学中心。当时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虽已退休,但还健在。他对中国学生特别友好。我曾在一家书店里遇到过他,他走上前来,跟我打招呼。除了数学以外,理科学科中的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地质等,教授阵容都极强大。有几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这里任教。蜚声全球的化学家A·温道斯(Windaus)就是其中之一。

     文科教授的阵容,同样也是强大的。在德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格林兄弟,都在哥廷根大学呆过。他们的童话流行全世界,在中国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们的大字典,一百多年以后才由许多德国专家编纂完成,成为德国语言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哥廷根大学文理科的情况大体就是这样。

在这样的一座面积虽不大,但对我这样一个异域青年来说仍然像迷宫一样的大学城里,要想找到有关的机构,找到上课的地方,实际上是并不容易的。如果没有人协助、引路,那就会迷失方向。我三生有幸,找到了这样一个引路人,这就是章用。章用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老虎总长”章士钊。外祖父是在朝鲜统兵抗日的吴长庆。母亲是吴弱男,曾作过孙中山的秘书,名字见于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总之,他出身于世家大族,书香名门。但却同我在柏林见到的那些“衙内”完全不同,一点纨绔习气也没有。他毋宁说是有点孤高自赏,一身书生气。他家学渊源,对中国古典文献有湛深造诣,能写古文,作旧诗,却偏又喜爱数学,于是来到了哥廷根这个世界数学中心,读博士学位。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住了五六年。老母吴弱男陪儿子住在这里。哥廷根中国留学生本来只有三四人。章用脾气孤傲,不同他们来往。我因从小喜好杂学,读过不少的中国古典诗词,对文学、艺术、宗教等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乐森先生介绍我认识了章用,经过几次短暂的谈话,简直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他也许认为我同那些言语乏味,面目可憎的中国留学生迥乎不同,所以立即垂青,心心相印。他赠过一首诗:

“空谷足音一识君,相期诗伯苦相薰。

体裁新旧同尝试,胎息中西沐见闻。

胸宿赋才徕物与,气嘘大笔发清芬。

千金敝帚孰轻重,后世凭猜定小文。”

可见他的心情。我也认为,像章用这样的人,在柏林中国饭馆里面是绝对找不到的。所以也很乐于同他亲近。章伯母有一次对我说:“你来了以后,章用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他平常是绝对不去拜访人的,现在一到你家,就老是不回来。”我初到哥廷根,陪我奔波全城,到大学教务处,到研究所,到市政府,到医生家里,等等,注册选课,办理手续的,就是章用。他穿着那一身黑色的旧大衣,动摇着瘦削不高的身躯,陪我到处走。此情此景,至今宛然如在眼前。

    他带我走熟了哥廷根的路,但我自己要走的道路还没能找到。

我在上面提到,初到哥廷根时,就有意学习古代文字。但这只是一种朦胧的想法,究竟要学习哪一种古文字,自己并不清楚。在柏林时,汪殿华曾劝我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认为这是当时祖国所需要的。到了哥廷根以后,同章用谈到这个问题,他劝我只读希腊文如果兼读拉丁文,两年时间来不及。在德国中学里,要读8年拉丁文,6年希腊文。文科中学毕业的学生,个个精通过两种欧洲古典语言,我们中国学生完全无法同他们在这方面竞争。我经过初步考虑,听从了他的意见。第一学期选课,就以希腊文为主。德国大学是绝对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愿意入哪个大学,就入哪个,不懂什么叫入学考试。入学以后,愿意入哪个系,就入哪个;愿意改系,随时可改;愿意选多少课,选什么课,悉听尊便;学文科的可以选医学、神学的课;也可以只选一门课,或者选十门、八门。上课时,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走;迟到早退,完全自由。从来没有课堂考试。有的课开课时需要教授签字,这叫开课前的报到(Anmeldung),学生就拿课程登记簿(Studienbuch)请教授签;有的在结束时还需要教授签字,这叫课程结束时的教授签字(Abmeldung)。此时,学生与教授可以说是没有多少联系。有的学生,初入大学时,一学年,或者甚至一学期换一个大学。经过几经转学,二三年以后,选中了自己满意的大学,满意的系科,这时才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触,请求参加他的研究班,经过一两个研究班,师生互相了解了,教授认为孺子可教,才给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努力写作,教授满意了,就举行论文口试答辩,及格后,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在德国,是教授说了算,什么院长、校长、部长都无权干预教授的决定。如果一个学生不想作论文,决没有人强迫他。只要自己有钱,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这就叫作“永恒的学生”(Ewiger Student),是一种全世界所无的稀有动物。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绝对自由的气氛中,在第一学期选了希腊文。另外杂七杂八地选了许多课,每天上课6小时。我的用意是练习听德文,并不想学习什么东西。

    我选课虽然以希腊文为主,但是学习情绪时高时低,始终并不坚定。第一堂课印象就不好。

    其间,我还自学了一段时间的拉丁文。最有趣的是,有一次自己居然想学古埃及文。心情之混乱可见一斑。

    这都说明,我还没有找到要走的路。

至于梵文,我在国内读书时,就曾动过学习的念头。但当时国内没有人教梵文,所以愿望没有能实现。来到哥廷根,认识了一位学冶金学的中国留学生湖南人龙丕炎(范禹),他主攻科技,不知道为什么却学习过两个学期的梵文。我来到时,他已经不学了,就把自己用的施滕茨勒(Stenzler)著的一本梵文语法送给了我。我同章用也谈过学梵文的问题,他鼓励我学。于是,在我选择道路徘徊踟蹰的混乱中,又增加了一层混乱。幸而这混乱只是暂时的,不久就从混乱的阴霾中流露出来了阳光。12月16日日记中写道:

    我又想到我终于非读Sanskrit(梵文)不行。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在德国能把想学的几种文字学好,也就不虚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回国后再想学,不但没有那样的机会,也没有那样的人。”

第二天的日记中又写道:

“我又想到Sanskrit,我左想右想,觉得非学不行。”

1936年1月2目的日记中写道:

    仍然决意读Sanskrit。自己兴趣之易变,使自己都有点吃惊了。决意读希腊文的时候,自己发誓而且希望,这次不要再变了,而且自己也坚信不会再交了,但终于又变了。我现在仍然发誓而且希望不要再变了。再变下去,会一无所成的。不知道Schicksal(命运)可能允许我这次坚定我的信念吗?”

     我这次的发誓和希望没有落空,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哥廷根实际上是学习梵文理想的地方。除了上面说到的城市幽静,风光旖旎之外,哥廷根大学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传统。19世纪上半叶研究《五卷书》的一个转译本《卡里来和迪木乃》的大家、比较文学史学的创建者本发伊(T·Benfey)就曾在这里任教。19世纪末弗朗茨·基尔霍恩(Franz Kielhorn)在此地任梵文教授。接替他的是海尔曼·奥尔登堡(Hermann Oldenberg)教授。奥尔登堡教授的继任人是读通吐火罗文残卷的大师西克(Sieg)教授。1935年,西克退休,瓦尔德施米特接掌梵文讲座。这正是我到哥廷根的时候。被印度学者誉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梵文家雅可布·瓦克尔纳格尔(Jakob Wackernagel)曾在比较语言学系任教。真可谓梵学天空,群星灿列。再加上大学图书馆,历史极久,规模极大,藏书极富,名声极高。梵文藏书甲德国,据说都是基尔霍恩从印度搜罗到的。这样的条件,在德国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我决心既下,1936年春季开始的那一学期,我选了梵文。4月2日,我到高斯-韦伯楼东方研究所去上第一课。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建筑。当年大数学家高斯和大物理学家韦伯(Weber)试验他们发明的电报,就在这座房子里,它因此名扬全球。楼下是埃及学研究室,巴比伦、亚述、阿拉伯文研究室。楼上是斯拉夫语研究室,波斯、土耳其语研究室和梵文研究室。梵文课就在研究室里上。这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第一次上课,也是我第一次同他会面。他看起来非常年轻。他是柏林大学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Heinrich Luders)的学生,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残卷的专家,虽然年轻,已经在世界梵文学界颇有名声。可是选梵文课的却只有我一个学生,而且还是外国人。虽然只有一个学生,他仍然认真严肃地讲课,一直讲到四点才下课。这就是我梵文学习的开始。研究所有一个小图书室,册数不到一万,然而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却是应有尽有。最珍贵的是奥尔登堡的那一套上百册的德国和世界各国梵文学者寄给他的论文汇集,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大小不等,语言各异。如果自已去搜集,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齐全的,因为有的杂志非常冷僻,到大图书馆都不一定能查到。在临街的一面墙上,在镜框里贴着德国梵文学家的照片,有三四十人之多,从中可见德国梵学之盛。这是德国学术界十分值得骄傲的地方。

我从此就天天到这个研究所来。

我从此就找到了我真正想走的道路。

二年生活

    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订的合同,规定学习期限为两年。我原来也只打算在德国住两年。在这期间,我的身份是学生。在德国10年中,这二年的学生生活可以算是一个阶段。

    在这二年内,一般说来,生活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大风大浪,没有剧烈的震动。希特勒刚上台不几年,德国崇拜他如疯如狂。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年轻貌美。有一次同她偶尔谈到希特勒,她脱口而出:“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是我莫大的光荣!”我真是大吃一惊,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没有见过希特勒本人,只是常常从广播中听到他那疯狗的狂吠声。在德国人中,反对他的微乎其微。他手下那著名的两支队伍:SA(Sturm-Abteilung,冲锋队)和SS(Schutz-Staffel,党卫军),在街上随时可见。前者穿黄制服,我们称之为“黄狗”;后者着黑制服,我们称之为“黑狗”。这黄黑二狗从来没有跟我们中国学生找过麻烦。进商店,会见朋友,你喊你的“希特勒万岁!”我喊我的“早安”、“日安”、“晚安”,各行其是,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倒也能和平共处。我们同一般德国人从来不谈政治。

    实际上,在当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德国,都是处在大风暴的前夕。两年以后,情况就大大地改变了。

    这一点我是有所察觉的,不过是无能为力,只好能过一天平静的日子,就过一天,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

    从表面上来看,市场还很繁荣,食品供应也极充足,限量制度还没有实行,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我每天早晨在家里吃早点:小面包、牛奶、黄油、干奶酪,佐之以一壶红茶。然后到梵文研究所去,或上课,或学习。中午在外面饭馆里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从来不睡什么午觉,下午也是或上课,或学习。晚上6点回家,房东老太太把他们中午吃的热饭菜留一份给我晚上吃。因此我就不必像德国人那样,晚饭只吃面包香肠喝茶了。

    就这样,日子过得有条有理,满惬意的。

    一到星期日,当时住在哥廷根的几个中国留学生:龙丕炎、田德望、王子昌、黄席棠、卢寿×(“木丹”)等就不约而同地到城外山下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草坪去会面。这片草地终年绿草如茵,周围古木参天,东面靠山,山上也是树木繁茂,大森林长宽各几十公里。山中颇有一些名胜,比如俾斯麦塔,高踞山巅,登临一望,全城尽收眼底。此外还有几处咖啡馆和饭店。我们在席勒草坪会面以后,有时也到山中去游逛,午饭就在山中吃。见到中国人,能说中国话,真觉得其乐无穷。往往是在闲谈笑话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到注意到时间时,已是暝色四合月出于东山之上了。

    至于学习,我仍然是全力以赴。我虽然原定只能留两年,但我仍然作参加博士考试的准备。根据德国的规定,考博士必须读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等所谓印度学(Indologie),这是大局已定。关键是在两个副系上。然而这件事又是颇伤脑筋的。当年我在国内患“留学热"而留学一事还渺茫如蓬莱三山的时候,我已经立下大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鲁迅先生说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我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步他们的后尘。现在到了德国,无论主系和副系决不同中国学沾边。我听说,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留学生,想投机取巧,选了汉学作副系。在口试的时候,汉学教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杜甫与英国的莎士比亚,谁先谁后?中国文学史长达几千年,同屈原等比起来,杜甫是偏后的。而在英国则莎士比亚已算较古的文学家。这位留学生大概就受这种印象的影响,开口便说:“杜甫在后。”汉学教授说:“你落第了!下面的问题不需要再提了。”

    谈到口试,我想在这里补充两个小例子,以见德国口试的情况,以及教授的权威。19世纪末,德国医学泰斗微耳和(Virchow)有一次口试学生,他把一盘子猪肝摆在桌子上,问学生道:“这是什么?学生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哪里会想到教授会拿猪肝来呢。结果是口试落第。微耳和对他说:“一个医学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眼前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连这点本领和勇气都没有,怎能当医生呢?”又一次,也是这位微耳和在口试,他指了指自己的衣服,问:“这是什么颜色?”学生端详了一会,郑重答道:“枢密顾问(德国成就卓著的教授的一种荣誉称号)先生!您的衣服曾经是褐色的。”微耳和大笑,立刻说:“你及格了!”因为他不大注意穿着,一身衣服穿了十几年,原来的褐色变成黑色了。这两个例子虽小,但是意义却极大。它告诉我们,德国教授是怎样处心积虑地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干扰地观察问题的能力。

    回头来谈我的副系问题。我坚决不选汉学,这已是定不可移的了。那么选什么呢?我考虑过英国语言学和德国语言学。后来,又考虑过阿拉伯文。我还真下工夫学了一年阿拉伯文。后来,又觉得不妥,决定放弃。最后选定了英国语言学与斯拉夫语言学。但斯拉夫语言学,不能只学一门俄文。我又加学了南斯拉夫文。从此天下大定。

    斯拉夫语研究所也在高斯-韦伯楼里面。从那以后,我每天到研究所来,学习一整天。主要精力当然是用到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上。梵文班原先只有我一个学生。大概从第三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学生,一个是一位乡村牧师。前者在我来哥廷根以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习过几个学期。等到我第二学年开始时,他来参加,没有另外开班,就在一个班上。我最初对他真是肃然起敬,他是老学生了。然而,过了不久,我就发现,他学习颇为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口发呆,嗫嗫嚅嚅,说不出话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从军,他始终没能征服梵文,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他没有跳过龙门。

    我自己学习梵文,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一种在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我当然会感到困难。但是,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学习,就必然要把它征服。在这二年内,我曾多次暗表决心:一定要跳过这个龙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转眼,时间已经到了1939年。

    在这以前的两年内,德国的邻国,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患一种奇特的病,称之为"侵略狂"或者"迫害狂"都是可以的。我没有学过医,不敢乱说。到了此时,德国报纸和广播电台就连篇累牍地报道,德国的东西南北四邻中有一个邻居迫害德国人了,挑起争端了,进行挑衅了,说得声泪俱下,气贯长虹。德国人心激动起来了,全国沸腾了。但是接着来的是德国出兵镇压别人,占领了邻居的领土。他们把这种行动叫作“抵抗”,到邻居家里去“抵抗”。德国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谎言说上一干遍,就变成了真理。”这就是他们新闻政策的灵魂。连我最初都有点相信,德国人不必说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国的某一个邻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种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国人聪明绝世,在政治上却幼稚天真如儿童。他们照例又激动起来了,全国又沸腾起来了。结果又有一个邻国倒了霉。

    我预感到情况不妙,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的东邻波兰犯了上面说的那种怪“病”,德国“被迫”出兵“抵抗”,没有用很多的时间,波兰的“病”就完全治好了,全国被德军占领。如此接二连三,许多邻国的“病”都被德国治好,国土被他们占领。等到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突破,德军进占巴黎以后,德国的四邻的“病”"都已完全被法西斯治好了,我预感,德国又要寻找新的病人了。这个病人不是别的国家,只能是苏联。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又不幸而言中了。

    1941年6月22日,我早晨一起来,女房东就告诉我,德国同苏联已经开了火。我的日记上写道:“这一着早料到,却没想到这样快。”这本来应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但是德国人谁也不紧张。原因大概是,最近几年来,几乎每年两次出现这样的事,“司空见惯浑无事”了。我当然更不会紧张。前两天约好同德国朋友苹可斯(Pinks))和格洛斯(Gross)去郊游,照行不误。整整一天,我们乘车坐船,几次渡过小河,在旷野绿林中,步行了几十公里,唱歌,拉手风琴,野餐,玩了个不亦乐乎,尽欢而归,在灯火管制、街灯尽熄的情况下,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回了家。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德国朋友来说,今天早晨德苏宣战的消息,给我们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刚三岁,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后来读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书,看到战火蔓延之广,双方搏斗之激烈,伤亡人数之多,财产损失之重,我总想象,这样大的大事开始时一定是惊天地,泣鬼神,上至三十三天,下达十八层地狱,无不震动,无不惊恐,才合乎情理。现在,我竟有幸亲身经历了规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大得多、时间要长得多、伤亡要重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戏,开端竟是这样平淡无奇。事后追思,真颇有点失望不过瘾的感觉了。

     然而怪事还在后面。

    战争既已打响,不管人们多么淡漠,总希望听到进一步的消息:是前进了呢?是后退了呢?是相持不下呢?然而任何消息都没有。23日没有,24日没有,25日没有,26日没有,27日仍然没有。到了28日,我在日记中写道:“东战线的消息,一点都不肯定。我猜想,大概德军不十分得手。”隐含幸灾乐祸之意。然而,在整整沉默了一个礼拜之后,到了又一个礼拜日29日,广播却突如其来地活泼,一个早晨就播送了八个“特别广播”:德军已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一个“特别广播”报告一个重大胜利。一直表现淡漠的德国人,震动起来了,他们如疯似地山呼“万岁”。而我则气得内心暴跳如雷。一听“特别广播”,神经就极度紧张,浑身发抖,没有办法,就用双手堵住耳朵,心里数着一,二,三,四等等。数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广播恐已结束,然而一松手,广播喇叭怪叫如故。此时我心中热血沸腾,直冲脑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药,才能勉强人睡。30目的日记里写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会进疯人院。”

    我的失眠症从此进入严重的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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