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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必然
作者:唐培吉  阅读次数:22678

唐培吉

党的“十七大”精神最根本的内核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小康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都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反复检验的一条颠覆不破的真理!这是中国先进人物和志士同仁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换来的胜利果实!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尖锐复杂与艰难险阻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获得的基本经验。高举这面旗帜,坚持这个理论,走这条道路,是非常不易的。既要同国内外的敌人作斗争,又要同国际社会各种主义思潮作斗争,还要同党内的“左”右倾与糊涂思想作斗争,在长达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过程中,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又是一步一步的取得胜利,可以说每取得一点成功与胜利,都是在反复的斗争后才获得的,更是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后才探索与开拓出来的。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本文仅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些分析研究。从总体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其目的是要论证这个理论体系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例如有的认为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孕育和准备期,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二阶段是形成期,从1978年到1997年“十五大”;第三阶段丰富和发展期,从1997年至今[1]。有的分为五阶段[2];还有的分为六阶段[3]。但这些分阶段论者都是从建国以后开始的。我认为从根源上和宏观上看,可追溯得更远些,以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理解得更深刻。探索与开拓这个理论,从宏观上分析,大致历经了三个时期。

(一) 向西方学习,从资本主义到马列主义

中国之所以没能像欧美国家及时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主要是三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中国丧失了与欧美国家同步发展资本主义的良机,就成为具有扩张野心的资本主义国家掠夺与压榨的对象,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接连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沦陷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是具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是具有责任心和凝聚力的民族,为了救国救民,中国人民及其先进代表,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进行反抗与斗争。所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从1840年至1920年的八十年,中国人民及其先进代表都是向西方学习,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发展资本主义而宣传、斗争、革命。太平天国运动是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其后期的主要人物洪仁玕发表的《资政新篇》,宣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出了仿效资本主义制度的28条建议,进行实施;康梁变法是按照英国的模式想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国家;孙中山更是以法美为榜样,计划在中国建立总统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他们的反抗和斗争都失败了。究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从外因来看,是西方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封建主义一直反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因为他们不想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来发展资本主义,从而成为他们今后的竞争对手,而是要中国一直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任他们剥夺与宰割,以便获取最大的利润与权益。可见,在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并积极向外扩张的时代,作为一个亚洲大国的中国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西方列强不允许。从内因来看,八十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都轮番登上政治舞台领导革命斗争,但都没能取得胜利,那只有轮到无产阶级来肩负起领导责任。这就是中国近代八十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得出的逻辑结论。这时,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在世界上发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人民及其先进代表就把目光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到学习苏俄和马列主义,认识到要以马列主义理论作指导,要以无产阶级为领导,走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道路,才能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这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的情况,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应时而生,这是历史的选择!

(二)向马列主义学习,从教条主义到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党的纲领,就旗帜鲜明地规定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可是,党在成立之初,还不善于或不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上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方针、政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马列主义书本上的条条来进行革命,即走俄国人的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主要集中力量进行工农群众运动,当认为条件成熟的时候即在中心城市进行武装暴动,革命便成功。既没有掌握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亦不去掌握军队,更没有自己的革命根据地。一旦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威胁利诱下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时,毫无抵抗能力,第一次大革命就此失败。即使在八七会议上,党中央作出武装反抗国民党、深入土地革命决定后,我们的许多起义,一开始仍按照俄国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的道路。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等,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亦是以攻打长沙为第一目标。可以说,直到此时,党还没有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
      毛泽东在攻打长沙失败后,及时总结教训,经过激烈讨论,改变了中央的决定而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在接到江西省委的来信和初步了解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情况后,终于率部上了井冈山,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南下汤坑失败后的部分队伍,经过游击,在湖南宜章发动年关暴动,把起义队伍带上井冈山,同毛泽东合力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方志敏、李文林、贺龙、周逸群、曹学楷、戴克敏、唐澍、谢子长、刘志丹、彭德怀、黄公略、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亦经历了类似的实践过程,在赣东北、湘鄂边、鄂豫皖、陕甘边、湘鄂赣、闽西等地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践表明,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在领导武装起义攻打中心城市失败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当时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把起义队伍拉到反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才站住了脚跟,实现了从城市中退却到向农村进军的战略转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革命道路的角度来看,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迈出的第一步,走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而不是按俄国革命道路走。正如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2次学习讲话中所指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路线相结合、创立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伟大开篇。”[4]
井冈山道路的探索创造与坚持发展是经历了很多艰难曲折。从创建、坚持与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中遇到了许多矛盾与问题,如何建党建军?革命队伍应以怎样的战略战术去战胜敌军?农村根据地能否长期存在?建立与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否必要与重要?在根据地内如何进行土地改革、如何进行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等。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反复实践中,一一加以解决,产生了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的概念与内涵,即中国革命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要阵地三者不可或缺的统一,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30年,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与地方武装有30万人,成为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但是,党内的三次“左”倾路线都是遵照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多次对井冈山道路进行批评,说什么这种游击主义会把农村中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要朱、毛离开红军;对毛泽东、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进行了批评甚至处分;还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每当红军有所发展壮大,他们就命令红军去攻打武汉、南昌、长沙等城市,从而使红军遭到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王明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红军与苏区损失80%,白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可以说井冈山道路是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的。这表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多么不容易!
     1935年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率领红军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到达陕北,取得万里长征的胜利。在瓦窑堡会议上,进一步批判第三次“左”倾政治路线的错误,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在正确路线推动与影响下,发生了西安事变,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出现了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在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道路、革命的前途都一一作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并提升到理论上来论述。1939年至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正确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中国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压迫;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道路是武装斗争,它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革命的前途是分二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5]至此,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由于这些理论内容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著作中,所以亦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并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懂得并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从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正是高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终于取得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三)向社会主义学习,从仿效探索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建设,同样有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又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过程,又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952年底,当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得到根本好转后,按照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共同纲领,应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大大发展生产力,改变一穷二白的情况。可是毛泽东在1953年初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仿效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另一方面却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并批评了刘少奇的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言论。而社会主义改造亦不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完成,仅仅四年就完成,将所有的私有制都消灭了,称之为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这就违背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共同纲领,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的实际情况。1956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试图摆脱仿效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从理论上创造性的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问题。在建设上提出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与次序,从模仿苏联的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到改为农、轻、重,再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指导,以及对社会经济其他一些关系的调整。这些理论与方针都是正确的,符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出了很好的一步。但以后搞“大跃进”、“人民公社”、“五七干校”;搞高指标,“放卫星”;提出几年内要“赶超英美”,“早日建成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这就不符合中国贫穷落后的实际情况。更严重的是党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而不应该把重心放在上层建筑搞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去蹴就社会主义建成,甚至过渡到共产主义,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不能说是毛泽东思想的延伸和邓小平理论的准备,而是毛泽东思想的偏离和中断,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脱离。这种主观空想的社会主义,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倒退,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
邓小平英明伟大就在于能认真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新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然后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个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根本问题。1978年,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上开始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恢复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1979年,他在理论务虚会议上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他提出了政治制度改革问题,首先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完成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82年,他在党的十二大作开幕词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5年,他根据当时世界发展的形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正确地把握了时代潮流的脉搏。1987年,他提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的论断,同年党召开的“十三大”确认了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92年,他在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后,对社会主义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经济手段,提出了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条标准,[6] 大大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个马列主义中国化是历经了十几年的时间,亦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同右倾特别是“左”倾倾向作斗争并加以克服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终于正确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崭新的面貌,意气风发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中国经济发展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出现经济过热、投资过大、通货膨胀的情况后,党中央采取果断的决策,加强宏观调控,提出了紧缩货币发行、压缩基本建设等十六项措施,进行了金融和财政制度的改革,克服了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老毛病,终于将中国经济导入一个持续、高速、稳定、健康地发展的良性轨道。在邓小平逝世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提出来了。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江泽民在大会报告中说: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并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发展,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国际地位亦就明显地提高。因此,我国先后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签署了参加世贸组织的协议,取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主办权。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认真考虑作为执政的共产党的建设问题,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江泽民在2000年提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然后又作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强调指出:“‘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7]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探索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
2003年10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召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对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十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决定。2004年12月,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创举。发展是硬道理,可是发展一定要科学。科学发展观即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是主要方法。2006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和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决定》。如果说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即经济)的高度,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那末胡锦涛进一步引伸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既顺应了时代潮流,又把握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体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党或者一个国家在制定了路线、方针、政策以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着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重任。所以,胡锦涛上任第一天即率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重新学习“两个务必”,为全党作出表率。2005年在全党开展先进性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和执政能力。2006年3月,胡锦涛又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2007年胡锦涛在中共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良好作风,以全面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与此同时,大力开展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查处了不少大案。在党风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与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理论,这就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使得这个理论更加完善、更加系统。所以,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8] 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把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几个阶段的新发展,加以高度的科学的概括。这是非常及时的,是十分重要的。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中国社会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到新民主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在总结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日益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尖锐复杂的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这就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从宏观上分析得出的逻辑结论。如果从微观上具体地分析,那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总结中国和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逐步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通过调查研究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根据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形势,通过总结三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党的建设方面等重要理论观点,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三个阶段所探讨的的问题是:邓小平主要探讨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江泽民主要探讨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党的问题;胡锦涛主要是探讨和回答了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深入中所遇到的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至此可以说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是完全正确的。
       这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飞速发展,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和重要。正如胡锦涛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有的从“左”的方面,有的从右的方面来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道路,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带来的胜利光辉照耀下,那些“左”的或右的谬论,是显得多么苍白无力而灰溜溜的靠边站。
       综上所述,从某个角度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二大成果:一是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八十七年历史证明:当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或建设就能取得胜利与发展,反之,则革命或建设就会遭到挫折与失败。亦就是说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一步,革命或建设就取得胜利与发展,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偏离或中断,革命或建设就遭到挫折与失败。因此,学习与贯彻执行党的“十七大”精神,就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常青,是因为它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同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亦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不仅要学习宣传与贯彻执行党的“十七大”精神,而且要深入社会作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   释

(1)万  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进程、现实特色及未来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2)王怀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
(3)牛先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4)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2次学习中的讲话》,2007年7月26日。
(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1——656页、662——71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8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7)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7——26页,第153——1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单行本。

 

唐培吉:男,1930年生,浙江吴兴人,同济大学教授,上海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第六届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关心下一代报告团成员。曾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上海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主要编著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海抗日战争史》、《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上海犹太人》、《两次国共合作史稿》、《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等(102辑录)。

 

撰稿:唐培吉/2008-6,   审稿:范锡洪/2008-9-11,     Tj:102/200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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