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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09-03-08 【编辑录入:wfiwfi】 文章出处:2009年1月24日《文汇报》

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
作者:丁瑞芝,梁敏海,傅满昌  阅读次数:48151


江泽民的毕业照,摄于1947年中期,21周岁前几个月。(据上海交通大学提供)

    40多年前,江泽民同志曾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工作了四年多时间。当时正值“热工所”迁址建所的艰难时日,又遇上“文革”大动乱的高潮时期,江泽民同志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事业的高度负责、对职工的热诚关爱,以出众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艺术、宽厚的大度胸怀、朴实的工作作风,领导全所职工克服重重困难,为完成热工所承担的军工任务作出了特殊贡献。

    在近日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一书中,当年与江泽民同志共事的干部、工程师、技术员、后勤员工,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回忆了他们眼中的江泽民同志,生动地再现了伟人风范中宽阔、弘达、人道、纯粹的一面。

 

手书唐宋诗  赠予老同事

丁瑞芝

 难忘岁月  同室之谊

 

    我第一次和江泽民同志面谈是在他的一楼办公室。一天我无意中路过,见到江泽民同志一个人在办公室,就走了进去,叫了声“江所长,您好!”他应了一声后请我坐下,亲切地问了我所学专业、家庭情况和在武汉锅炉厂劳动实习方面的事情。我向江泽民同志一一作了汇报。他很专注地听我回答,不时地提一些问题,给我一种随和亲近的感受,没有上下级的那种可敬而不可亲的感觉,因此,我就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向他吐露。我对他讲了我遇到的一个难题:我爱人是农村户口,工作后才知道农村户口不可能调到城市里来。江泽民同志听后,安慰我说:不要急,今后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随后的几年里,热工所人事科根据江泽民同志的明确指示,解决了好多职工夫妇分居的困难。1970年冬,我也落实了调到常州市的工作单位,解决了两地分居的困难。

    1969年,党的“九大”刚闭幕,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山东的王效禹掀起了一股“反复旧”的邪风,武汉的造反派头面人物朱鸿霞等人也在武汉锅炉厂前广场贴出了几十张“反复旧”的大字报,反对在“文革”初期被错误打倒的领导干部重新结合进各级革委会。我看后写了6张小字报,贴在他们的大字报上,逐一批判朱鸿霞等人的错误观点,他们扬言要揪斗我。热工所的军代表向我转告军区领导的口信,建议我搬到江泽民同志的房间里住,这样更安全些。江泽民同志支持我反对极左分子的观点和做法,认为我做得对。因此,我搬到了江泽民同志的房间,我们两个人同住一室,他的随和、可亲和善谈,使我没有不自然、受拘束的感觉。在这特殊年代里,我愉快地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1969年冬,我随江泽民同志出差北京。一天,我们在一机部办事后,中午在甘家口商场旁边的一个小餐馆排队买饺子。当时是物资短缺的年代,买饺子也要粮票,不巧,我们两个人身上没有一两粮票,我无奈地摊开手,又不好意思向不认识的旁人开口求援。江泽民同志看出了我的无奈,就低声地向前面的一位男同志说明情况,商请他支援我们一些粮票。那位同志爽快地给了江泽民同志六两北京粮票。江泽民同志谢过后,立即给了我三两,我不好意思又感激地接过粮票,我们各人买了饺子,解决了午饭。

    同事情深  心心相印

 

    江泽民同志调到北京工作后,直到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职位几经升迁,可他对原热工所同事的情谊没有改变。1992年1月,江泽民同志接见我时,向我了解原热工所同事的情况后,要我联系一些同事在北京见见面。1993年10月9日晚上,我在中南海江泽民同志家中时,江泽民同志又一次问了原热工所一些同事的情况,江泽民同志问我:“陈书云现在哪里?”我说:“在核工业部当教授级高级参谋,江泽民同志说:“陈书云的爱人叫符美珍。”接着,江泽民同志又问:“傅小兵(即傅满昌)在哪里?”我说:“傅小兵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在大亚湾核电站。”江泽民同志说:“傅小兵的爱人是小徐。”江泽民同志还问我:“有一个在东北吉林的叫张……”我抢着回答说:“叫张启祥。”江泽民同志纠正说:“张启祥在北京。”江泽民同志还谈了好些原热工所同事的情况。可见,江泽民同志记忆力很好,时隔二十多年,许多同事的情况仍然记在心上。1994年2月9日,春节前两天,陈书云按照江泽民同志的嘱咐,联系了在北京工作的11位同事,到中南海,受到江泽民同志的亲切接见。

    2005年1月9日下午,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在家中接见我,在又一次询问了原热工所同事的情况后说:“我已经79岁了,想再见一次原热工所的同事,你联系一下。”在问了我离京的日期后,他当即决定在1月12日下午会见原热工所同事。到了12日下午,江泽民同志派人开了面包车和我一起把参加接见的原热工所同事接到招待所。江泽民同志最了解原热工所同事的期盼和心情,他不顾79岁高龄,放弃了中午休息时间,用毛笔书写了唐宋七绝、七律诗各一首。唐诗是李白的《客中作》,宋诗是陆游的《秋思》。写好后复印了12份,然后分别在每一份上亲笔写上被接见的同事及其配偶的名字,以此留念。李白的《客中作》四句是:“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江泽民同志让人取来了山东生产的兰陵美酒——兰陵王酒。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与每位同事一一握手后,江泽民同志赠送的两首诗和酒被分送给大家。大家坐下来后,江泽民同志逐句讲解了两首诗的诗意和内涵。江泽民同志和大家聚谈到晚上6时,设宴款待大家。宴会开始前,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与大家合影留念,又分别与每位同事单独合影。后来,被接见的同事又收到了记录接见情景的光盘,更为喜悦。为这次与原热工所同事的欢聚,江泽民同志想得细致,安排得周到。这么用心的会见,倾注了江泽民同志对原热工所同事们的思念、深情和勉励。离开热工所35年了,可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心心相印。

  勤于学习  善于钻研

 

    江泽民同志是一位勤于学习、善于钻研的专家型领导。即使在动荡的“文革”中,他仍然坚持学习外语,阅读马列著作,浏览科技书籍。我多次随江泽民同志出差北京,参加会议或解决热工所的体制问题。每次出差途中,总看到他捧着一台在国外参加会议时买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中央台的外语广播,以此巩固和提高他的英语听力。他还总是利用出差的机会,尽可能多地参观、学习有关的科技项目,扩展自己的知识视野。有一次出差北京期间,我跟随他到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一机部机械设计研究院和新街口外的北京变压器厂,在研究和加工现场参观学习,了解可控硅单晶体的生产工艺及应用情况。他对正在飞速发展的电子工业技术十分感兴趣,参观中作了详细的询问。后来,80年代江泽民同志被任命为我国电子工业部部长,可能与他早年对电子技术产生的兴趣有关。还有一次出差北京时,为了加深对核反应堆工程的了解,他认真地自学了原子能工程方面的书籍,并利用出差的间隙,在二机部孟戈非局长的安排下,带着我一同到房山参观我国第一个核实验堆,在基地技术人员的陪同下,他看得特别认真,问得也仔细。晚上,他又带着我到三里河三区十栋孟局长家里,查阅原子能方面的期刊和内部参考资料,听孟戈非介绍国内外核动力发展的情况,因为在我们热工所的发展规划中,也要建设一个核实验堆。对于新的任务、新的工作,江泽民同志总是善于学习,勤于调查,以求得真知。他干一行,钻一行,虚心学,认真学,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新的工作的行家。

    江泽民同志的这种认真学习的科学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精神,是他的又一过人之处,并在他的人生征途中时时体现出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后发表讲话,说的是“深感担子很重”,“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江泽民同志十分明确刻苦学习、调查研究是尽心尽力做好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在工作中他身体力行,时时处处这样做了。2004年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后,用了8个白天和晚上的时间,看完了一本有关发展我国核动力工业思考方面的书,后又亲自到成都核工业第一研究设计院实地考察,和专家座谈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发展我国核动力工业的意见。2005年底,他读完了二十四史和清史,以史为鉴,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勤奋学习,精于思考,是江泽民同志的优秀品格。

 

                       节俭自律  慷慨待人

 

    江泽民同志在热工所工作四年多的时间里,和普通职工一样,住集体宿舍,一日三餐到武汉锅炉厂的大食堂买饭菜。出差在外,同样非常节约。记得1969年冬天,我随同他出差去北京,住在东四什锦花园胡同一家旅店里。这是一家老式四合院式的旅店,全是平房,设施简单,我和他同住一间客房。旅店里有一个普通食堂,饭菜比较便宜。晚上我们在食堂用餐,江泽民同志总是买两个馒头、一碗大白菜肉丸子汤,便是一天的晚餐。吃完后再买两个馒头带回房间。第二天早晨,一杯白开水、两个冷馒头便是早餐。到一机部办事,他买些机关职工内部餐券,在部大院东面的机关食堂用餐,从不多花钱乱开支。他每月工资虽然有一百多元,但上有老,下有小,而且分居多地生活,开支大,每月只留二十多元自己开支。他自己生活这么节俭艰苦,但对同事、对下属却非常慷慨。一次在北京前门饭店参加一机部科技工作会议期间,他盛情邀请一同参加会议的我和沈坤华到西单东来顺吃了一餐很好的涮羊肉。更使我感动的是,另一次出差北京时,他请我到崇文门的俄式西餐馆吃西餐。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开洋荤,花了他不少钱,我很过意不去。

    由于他常常慷慨解囊招待同事,自己就只能艰苦节俭了。江泽民同志的热情好客,对人厚道、真诚,凡是与他共事和接触过的人都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在他的家里,他和王冶坪同志曾接待过许多朋友和同事,常常和这些朋友、同事聚谈后一起进餐。

    在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后,我曾先后五次在中南海江泽民同志的家中,与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共进午餐或晚餐。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始终过着节俭的生活。他们中南海家中的沙发、桌椅、书桌、书柜和用具都是极为普通的家具,他年年穿的一件旧呢大衣,从我第一次看到算起,至今已经穿了15年,仍在穿。我在江泽民同志的中南海家中吃饭,每次都是四菜一汤,与普通百姓没有多大差别,从不浪费。   

找毛毛

梁敏海

 

    1969年的一天,我的小孩毛毛放学后未回家,广播寻找也未见毛毛回家。随着天空慢慢黑起来,做父母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妈妈哭得非常伤心。

    江泽民同志知道后,立即组织我们小组的人员帮助寻找。寻找工作一直进行到晚上10时多。在马路口,我碰到一个人端着脸盆找武锅澡堂,顺便向他打听有没有见到一个带陕北口音的7岁多男孩。他告诉我,他是武珞路小学的老师,在值班时曾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说:他们收留了一个男孩,说话听不太懂,小孩说姓刘,可能是武珞路小学的,要武珞路小学去认领。

    我听了以后非常兴奋,急着问那个老师:小孩在什么地方?他说是南望山那边社员家里。回到所里,我立即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了江泽民同志。他也很兴奋。他说:马上去核实,是不是把姓梁听成姓刘了。不管是不是毛毛,一定要去弄清楚。

    南望山离洪山有二十多里路,现在已经是深夜了,怎么办?江泽民同志立即给武汉锅炉厂保卫科挂通了电话,说明了原因,请他们支援一辆汽车。武汉锅炉厂很快派来了一辆吉普车。江泽民同志指定四五个人上路,我也是其中之一。汽车通过华中工学院,绕过喻家山,翻越南望山,弯过湖北机床厂后,便到了农村。已是夜深人静,到处是黑压压的一片。汽车颠簸着、摇晃着往前走着。边走边停,敲开过几户农民家的门,也没打听出结果来。

    忽然间,我们其中有人发现远处有家灯光还在闪亮着。我们顾不得劳累与疲乏,直奔那农家。敲门一看,大家惊喜万分:毛毛在里面!并且还有一老农和老妇陪着。原来,毛毛放学后回家走错了方向,后来走到武汉大学东湖边,迷了路,被一个骗子骗到了南望山附近一个村子里。毛毛不肯走了,闹着要回家,被一个女社员发现了。她觉得不对头,便上去询问。结果,那骗子心慌,撒腿就跑了。毛毛得救了。

    当我们满载着喜悦归来时,已是东方发白了。但江泽民同志还没有睡觉。他等着我们回来呢。亲眼看到毛毛回来了,他才回宿舍休息。   

好学不倦亲自调研  始终关注核能发展

傅满昌

 

    1966年至1970年,我有幸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工作、学习和生活了四年多。如今我已到耳顺之年,每每回忆起和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朝夕相处、一起工作学习、一起度过的日子,感慨颇多。我亲见了江泽民同志渊博的学识、处世的睿智、待人的宽厚和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敬重。他以高尚的人格魅力感动着我,感动着大家。有些事,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是1965年9月由哈工大毕业分配到热工所的。按当时的规定,到热工所报到后就被安排到武汉锅炉厂阀门车间劳动锻炼去了,直到1966年年底才回到热工所上班。

    我第一次听江泽民同志讲话就是在1966年年底。那是江泽民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作报告,介绍热工所的性质和任务。他谈笑风生,平易近人,语言幽默,引人入胜。所有听报告的人都被他那精彩的演讲吸引住了,个个听得聚精会神。热工所是从事核反应堆设备设计和制造研究的,新来的同志中有不少是非核反应堆专业的。为了使这些同志对核反应堆的作用有个直观的概念,他把核反应堆和锅炉作了对比。他说:“汽轮发电机是需要用蒸汽来推动旋转的,但是蒸汽的产生可有多种方法,用煤燃烧或者用油燃烧产生的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的就叫火力发电,用铀235裂变产生能量而形成的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就是大家将来要从事的工作。而1吨铀235全部裂变时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50万吨标准煤燃烧时产生的能量。因此,利用核能发电是一个国家掌握科学技术、国力强弱的反映。”

    这一形象的描述十分科学,又浅显易懂,使听报告的人从对核反应堆的神秘感中一下子解放出来。这是我第一次领略江泽民同志的风采。他那渊博的知识、生动易懂的演讲口才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我们明白了自己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与国家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有关,从而激发了我们学习核科学技术的决心和信心。后来我们大多数人都从事了与能源领域相关的科学技术工作,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和江泽民同志的引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热工所是从事核反应堆非标准设备设计和研究的单位。江泽民同志被任命为所长后,深知这一从事尖端科学技术研究的单位责任之重大。对于他这个并不是学核反应堆专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在“文革”这个特殊的时期,要想挤出时间学些东西谈何容易。因此,他便白天接受审查和批判,晚上到办公室读书。大家都看到,夜里12点前他办公室的灯总是亮着的。后来在开技术讨论会时,连学核反应堆专业的人都对他的发言和见解感到惊讶和敬佩。问他是怎么了解这些知识的,他说,他已读完了格拉斯登编著的核工程教程。这是一本系统阐述核工程原理及应用的经典教程,共有三百多页。如果没有非凡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这是办不到的。由于他的这段经历,使他日后在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后仍然十分关注核工业的发展。

    “文革”期间,江泽民同志和所有党政干部一样,也没逃过受审查、批判、劳动改造的命运。他被罚扫厕所和到实验室劳动,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他穿着胶靴,手拿橡皮水管和扫帚在认真地清扫,地面、窗户,一个角落也不放过,干得十分认真。一次,我和他一起在回路实验室劳动。他的任务是用铁刷子清除加热段铜排连接段上的铜锈。我看他刷得那么认真,满头是汗,就说差不多就行了。可他却说,如果铜锈去除得不彻底,就会接触不良,接点就会发热,这样不仅浪费电能,而且还会不安全。

    “文革”中,我记得一些造反派跑到江泽民同志的办公室,要求他支持,并要他为造反派做一面旗帜,写上“战斗队”三个字。他没有同意,耐心地说,你们两派都是好的,都是革命群众,我不能支持一派、压制一派,那样做就会造成挑动群众斗群众。由于他不“支派”,不“站队”,对两派都做工作,所以在当时无政府思潮泛滥、两派武斗盛行的武汉,热工所并没有发生两派武斗和打砸抢现象,这真是够幸运的了。

    大约是1968年,有一次我和江泽民同志在一起聊天。我说,我们都是一批刚毕业的学生,对未来要承担的工作心里没有底。他说,每个人刚开始走上工作岗位时都会感到心里没底,工作干起来就会慢慢好起来,但绝不能遇到困难就畏缩、后退。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一次,在他担任出国代表团副团长期间,随团的一位青年翻译刚参加工作不久,有一次重要会议他没有翻译好,受到了批评。从此,他精神紧张,甚至怕见外国人。当时,团长有意将他调回国内,另选翻译。江泽民同志获悉后,建议团里不要将这位同志调回国内,因为如果翻译得不好而将他调回国内,这可能影响他的一生。江泽民同志建议将这位翻译留下,自己来协助他翻译。团里最后同意了江泽民同志的建议。在江泽民同志帮助下,这位翻译的业务水平提高得很快,最终完成了任务。这件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看到了江泽民同志的胸怀、气度和对年轻人的爱护。

    1995年6月,全国科技大会期间,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正在家里看电视,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问:“是哪位?”对方回答:“我是江泽民,你是小兵吗?”(小兵是我在“文革”那个年代改的名。)当时,我又惊又喜,怎么也想不到江泽民同志会给我打电话。我赶紧说:“您好,江主席,我是傅小兵。”江泽民同志接着说:“我有个电话,等一下再给你打过去。”

    下午两点多钟,江泽民同志把电话打过来了,他问我:“你说一下Fast Reactor和Fast Breeder Reactor有什么差别?”江泽民同志用英语问我。我当时有点紧张,回答他:“‘Fast Reactor’和‘Fast Breeder Reactor’都是指‘快堆’,‘Fast Breeder Reactor’是全称,中文译成‘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有时为了简单,就说‘Fast Reactor’,中文译为‘快堆’。”我想,江泽民同志是想看看我在英国学了两年英文是否有所进步。江泽民同志又说:“我去过法国,他们的快堆‘凤凰堆’和‘超凤凰快堆’我都看过。你再说说为什么法国的快堆停了,是否仍有技术问题,何时能商用?”我说:“‘快堆’在理论上和技术上现在都无大问题,只是从发电的角度,‘快堆’的造价要比热中子堆贵得多。另外,在商业化方面,现有的‘快堆’,包括法国的‘凤凰堆’和‘超凤凰快堆’还都属于原型堆,负荷因子不高。从经济上看,现阶段不如热中子堆。‘快堆’的最大优点是可以使燃料增殖,能提高铀资源的利用率,还可以用‘快堆’实现对长寿命核素的嬗变,从而减少核废物并使之容易处置。因此,从长远看,‘快堆’还是很有前途的。”江泽民同志又要我说一下聚变堆的事,他问我:“利用聚变能何时能实现?”我说:“聚变能的利用主要是通过对聚变反应能实现可控的聚变反应堆来实现,如何能实现可控的聚变反应,以及如何使聚变反应产生的能量安全地导出是聚变研究的主要课题。这里有理论问题,也有工程问题,而且工程问题可能更困难一些。根据一些报道,至少要50年以后才有可能实现。”江泽民同志又和我谈了一些其他问题,最后说:“我们国家很大,要干的事很多,我们不能全线出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江泽民同志同我的这次通话,使我感受很深。一是他对能源问题特别是核能非常重视。尽管当时俄罗斯核泄漏事件的阴影还没有散去,全球核工业不景气,他却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始终对利用核能造福人类抱有信心,始终关注核能发展的最新动态,引导我国科学技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二是江泽民同志亲自调查研究的科学求实精神令人敬佩。他对核科学十分了解,向我提的几个问题是胸有成竹的。三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句话充满了辩证法。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我们要努力迎头赶上,但不能全线出击,要根据我们的国力,把最重要的、最紧迫的赶快搞上去。江泽民同志“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教导,对改革开放、科技发展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荐稿人:129     2009-1-25        责任编辑:Zjy   200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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