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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18-06-30 【编辑录入:xscclf】 文章出处:《解放日报》2018年6月28日第5版

比活命更重要的——信仰
有什么是比活命更重要的——信仰
作者:《解放日报》记者 沈轶伦  阅读次数: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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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犇不剩饭

 

    今年5月31日,在虹桥路上海广播大厦员工餐厅,大家正在聊天,餐盘端了上来,牛犇立刻摆手不说了。他一口一口把餐盘里的菜吃尽,连葱段姜末也嚼了咽下。最后留一片菜叶子,用筷子夹着,在饭碗里转一圈,将粘在碗壁上的饭粒也刮下来吃了。等放下筷子,看到同事剩下酒酿圆子的汤,他征得同意,拿来喝完。大家都说“老爷子胃口好”。

    有人见状,要替83岁的老爷子再打些饭菜来。牛犇说不用,他端端正正坐在干净的餐盘前,说:“我是爱惜粮食。因为小时候没吃饱过。”

    儿时经历的饥饿感,深刻影响了牛犇一生。9岁父母双亡,牛犇辍学,跟随哥哥从天津到北京打工。哥哥在中电三厂做司机,晚上回厂里宿舍,带回来一小块饼,牛犇吃一口,还得给妹妹留一口。很快嫂嫂生了孩子,家里食物更不够分了。他总是觉得饿。当时日本人刚投降,北京城里一片混乱。在中电三厂,同住宿舍大院的演员谢添将牛犇引荐给导演沈浮,让他出演 《圣城记》中一个村童角色。牛犇马上答应。

    第一次站到摄像机前,不是为了艺术,不是为了出名,是为了吃饭。

    毕竟,有什么是比活命更重要的?

 

    一个全新名词

 

    同样为了吃上饭。

    1930年,还在北平安徽中学读书的舒绣文辍学,为了替得肺结核的父亲撑起家,只有15岁的她当了舞女,一年后只身到上海谋生,进入天一影片公司,替明星做普通话辅导和丫鬟。

    1931年,白杨母亲病故,父亲另有家庭,留下兄妹四人生活无人照料。11岁的白杨带着妹妹颠沛流离,后来到上海的联华电影公司在北京办的电影演员养成所,成为这里最小的学员。

    1932年,上海大夏大学学生齐衡再次离开课堂。少时,因为看不下去日军侮辱中国学生,他愤而退学来到上海,这一次离校则是因经济困难无力交学费。他加入上海中国艺术供应社当演员。

    1938年,只有16岁的秦怡离开上海,赴武汉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同年,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当演员,很快参演了两部话剧《中国万岁》《正在想》和两部电影《保家乡》《好丈夫》。

    1941年,丧父的黄宗英跟着哥哥先后在上海职业剧团、同华剧社、北平南北剧社任演员。后来,在黄佐临主持的上海职业剧团打杂,不久在话剧《蜕变》中代戏上场,从此走上舞台……

    懵懵懂懂中,命运将这些受苦受难的年轻人带入演员行业,让他们的命运与上海这座城市发生联系,也让他们此后的际遇,与中国即将经历的巨变互为观照。

    当牛犇第一次站在摄像机前时,齐衡也站在同一架摄影机前,他们共同参演 《圣城记》,讲述战火纷飞中中国人民坚强抗日的故事。

    1947年,牛犇跟随张骏祥导演去香港拍摄《火葬》,在剧中扮演牛犇妻子的正是白杨。影片用一个妇女的婚恋悲剧控诉旧时代的不公。

   也在同一时期,舒绣文、陶金、刘琼、吕恩、吴祖光、李丽华都来到香港拍电影,他们成了牛犇的同事、室友、兄姐、老师。他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潜移默化影响着牛犇,也让他思考:为什么进步的大哥哥大姐姐聚在一起开会时义愤填膺?为什么明明抗战胜利了百姓还过得这么艰苦?为什么在香港这片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是殖民者在作威作福?

    1949年10月,北京传来喜讯。正在香港拍戏的青年演员一路跑到大屿山,手拉手用身体拼出五角星。

    牛犇问大哥哥大姐姐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激动地说:“中国人民解放了,共产党是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是共产党解救了我们大家,给了我们新生活。”

    一个全新的名词,这时候进入牛犇的生命——中国共产党。

 

    榜样力量无穷

 

    原来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
  在香港有着良好职业前景的舒绣文听说内地解放,毅然回沪;已在香港长城、南国等影片公司主演了《无语问苍天》《琼楼恨》而蜚声海内外的王丹凤,也立刻回到上海;同一时期,在香港已得到影帝级荣誉的刘琼,因为替《大公报》撰写赞扬共产党的文章并发动同仁罢工,被港英当局驱逐;演员白杨也离港到上海,立即投入《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拍摄。

    到上海去,到共产党的诞生地去,到党的文化事业中去,是一代文化工作者的共同选择。

    共产党真的来了,像太阳一样,让大家不由自主想要靠近。17岁的牛犇,也在1952年来到上海,加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成了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

    那些年,上影厂推出《伟大的起点》《渡江侦察记》《淮上人家》《山间铃响马帮来》《铁道游击队》《为了和平》 等一系列电影。在共产党引领下,文艺工作者用自己的方式抒发对共产党的拥护,也用全部热情靠近组织。

    1957年,赵丹入党;1958年,白杨入党;1959年,秦怡入党。

    秦怡入党后,第一个角色就是《青春之歌》里的林红。白杨入党后,在桑弧执导的剧情电影《春满人间》中饰演医院党委书记方群。赵丹入党几年后,出演了《在烈火中永生》中的许云峰。

    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似有特殊的魔力,谁只要触碰到,就能感受其中的力量。在银幕上,他们感染了无数观众,在创作时,也触动了所有参与创作的文艺工作者的灵魂。

    1958年3月,上海著名的越剧演员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联合署名登报“我们演员应该是党的政治工作者,宣传工作者。但是,在我们的职业生活里,旧社会给我们培养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特别表现在人生目的上,花很大精力追求着个人名利,这与社会主义时代很不相称,不改变这一情况,就很难承担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为此,她们立下战书,自我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的钻劲。

    同年4月,新党员黄宗英给新党员王文娟写了一封“应战书”:“文娟,假如没有解放,我们又和所扮演的人物——林黛玉、梅表姐,相去几何呢?或许舞台和银幕早无情地把我们遗弃。今天,我们信心百倍地订出五年规划,有了明确的生活目标和理想,我们的艺术青春刚刚开始。文娟同志,我们都是入党不久的新党员,都是在旧社会经历苦难的女演员,都是为今天广大人民寄予热望的文艺工作者,让我们紧紧携手并肩,彼此督促,相互鼓励,为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文艺事业的繁荣而努力吧!

    身边的榜样,力量无穷。

    来到上海几年间,牛犇从不谙世事的少年成长为青年。目睹前辈一致的选择,他和新婚妻子在胸口别上团徽。“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戴上团徽也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一辈子跟党走。”

 

   独一无二的上海

 

    这是中国电影发祥的城市,是一个占据演艺明星半壁江山的城市,也是一个中国商业化最发达和文化生活最繁荣的城市。

    在这里,人们热爱音乐、绘画、戏剧、服装和美食、以善于过精致和考究的生活闻名。但在这一切之上,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属性是——上海是孕育和见证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城市。

    下了戏,赵丹会去“红房子”吃西餐;张瑞芳会拣菜、打毛衣、炖鸡汤;刘琼爱抽烟斗,戴雷朋太阳眼镜,用手轻轻一捻,能区别美国布料和英国布料的细微差别。影坛常青树秦怡已96岁,至今坚持吹头发、化淡妆,她待客前,衣服总是搭配亮色丝巾,嘴上永远有口红。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串熠熠生辉的经典影片名字,每一个人的生命痕迹里,都有堪称传奇的趣味轶事。但在这些个人特色外,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不论是在工作时,还是在参加社会活动,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始终把为人民创作作为人生追求,坚持社会效益至上,绝不把金钱名利放在第一位。

    正是他们教会牛犇演戏、生活,也正是他们影响了他处事、做人。

    1983年,演员刘琼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前后,谢晋、孙道临、吴贻弓、桑弧、周柏春、富润生、中叔皇、陈伯吹、张乐平、朱屹瞻等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先后入党。

    演员崔杰记得,他的岳母、演员孙景璐,也是演员乔奇的妻子,那几年,总是坚持步行到剧团向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直到如愿。

    前辈们业绩辉煌,似星光灿烂,也让牛犇自忖,入党这么神圣的事情,自己是否够格?

    现在,深受广大影迷喜爱的“金牌配角”牛犇再无吃饭保暖之虞了。他再也不会饿肚子了,但此刻,牛犇却感到不够。

    一份新的匮乏感,焦灼着他的心。

 

    新生命刚开始

 

    牛犇本来有点担心,自己老了。

    但2015年,他听说,当时已经93岁的秦怡上高原拍摄《青海湖畔》。在回答为何要在高龄挑战自我时,秦怡说:“我愿意一辈子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有了大姐姐作榜样,2016年上影集团拍摄《邹碧华》,正在北京的牛犇听说剧组需要,二话不说就回上海参演。在收集邹碧华事迹时,这位生前分管上海司法改革的上海高院副院长留下的一句话,打动了牛犇——“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完美,但正因为它的不完美才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奋斗,我们的存在才有价值。”

    如同解放前牺牲的革命志士激励了无数前辈演员那样,邹碧华这位当下的时代楷模点燃了牛犇心里许久的愿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邹碧华》杀青之际,在上影集团的内部活动中,牛犇给上影演员剧团团长、邹碧华的扮演者佟瑞欣递了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一块儿从今天起考虑把自己塑造成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

    不久,牛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那段时间,牛犇的妻子去世,她留下遗愿和青年时佩戴的团徽,希望丈夫能帮他们俩一起实现这多年夙愿。

    今年5月31日,中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演员剧团支部委员会同意吸收牛犇为中共预备党员。6月6日,在上海影城的“2018我的电影党课”启动仪式上,牛犇在入党介绍人、上影集团党委书记任仲伦领誓下,和上影众多青年党员一起宣誓入党。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牛犇写信,祝贺他在耄耋之年入党,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作表率。

    接到信,牛犇欢欣鼓舞。“这封信不仅是总书记给我个人的鼓励,也是对文艺界的鼓舞,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勉励,也是对新时代每个文艺工作者的鞭策。”牛犇很清楚,“针对当下文艺界的种种情况,我们文艺界的人都应该有所作为。总书记一定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不辜负新时代,承担起我们的责任。”

    83岁的这一天,是牛犇新生命的开始。他兴冲冲跑到剧团告诉团长:“我要工作,我们马上来谈谈拍戏吧。”他的胸前,是新佩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徽章。

    镰刀斧头为证。

    1933年,在上海的原联华影片公司的道具仓库里,聂耳在这个标志的见证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他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

    1959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入党不久的新党员赵丹扮演了《聂耳》中的聂耳。在拍摄现场,赵丹替聂耳喊出:“我要入党,我要入党!我要献身祖国”的呐喊。

    1980年,赵丹逝世,在悼念活动上,牛犇作为赵丹徒弟发言。他听到张骏祥导演说:“在怀念赵丹同志的日子里,让我们努力学习赵丹同志,一颗红心向着党,向着电影艺术的高峰,努力攀登吧!”

    现在,牛犇看着胸前这枚崭新的党员徽章,感觉像是从一代代前辈手里传递下来的。

    11岁时,那个萦绕并占据他全部思绪的问题,现在,83岁的党员牛犇可以回答了。

    ——有什么是比活命更重要的?

    ——信仰。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18年6月28日第5版

 

 

 

荐稿人:xscclf  2018-06-30  执行编辑:xscclf 2018-06-30  责任编辑:zjy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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