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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18-06-26 【编辑录入:xwfgtx】 文章出处:关工委办公室

纪念中国农村改革40周年
安徽省小岗村考察学习有感
作者:郭 超  阅读次数:515

    2018年5月22日至24日,我有幸与学校关工委同仁一起赴安徽省小岗村考察学习。我们都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认真听取当地同志的介绍,仔细阅读《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珍贵的图片、文字、实物等历史资料,并不时用手机把一些重要内容拍摄下来,以便作进一步学习、消化,还对当年大包干发起人之一的严金昌同志作简短采访,求教有关问题。


    我仿佛回到了40年以前,眼前出现了1978年,那个寒冷的冬夜,小岗村的18户贫困农民神情凝重地在一张大包干契约上按下红手印的情景。他们初衷是为了让自己和农民兄弟解决温饱问题,也许他们不会想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它将 成为一场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变革的开端。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的征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新的奇迹。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小岗村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但坦率说,通过实地考察,对这段历史做如此全面深入的了解,还是第一次,自然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下面从四个方面汇报自己粗浅的学习体会。


    一、 以小岗村大包干为代表的联产承包制,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伟大变革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集体管理体制,吃的是大锅饭,搞的是平均主义。这样的体制最大的问题是农民的积极性上不来,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的状况已经遇到严重危机。大多数生产队已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大量农户付出了辛勤劳动,但不能解决温饱。作为四人帮重灾区的安徽省情况更为严重。全省只有约10%的生产队能维持社员的温饱。当时小岗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不到30元,每年5到8个月都要靠国家的供应粮,是远近闻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这样的状况在当时的农村大量存在。新中国成立20多年,我国的不少农村还没有解决温饱,这就是当时的真实状况。如何改变这一状况,让农村走出困境?首先要改变对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重心是改革人民公社集体经营管理体制,冲破传统体制机制,已成为亿万农民的共同要求。事实上,在上世纪的1978、1979年,在农村的一些地方已开始这方面的实践和探索,安徽省来安县、天长县、凤阳县的一些生产队包产到户的做法已悄悄推开。联产承包到组的做法在滁县地区就有60%的生产队实行,后又发展到联产承包到户。四川、甘肃、河南等多地农村也开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实践。


    大包干实行的效果很快显示出来了。来安县有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一年下来增产了30%,那还是灾年的情况。天长县某公社的棉花生产采取包产到户,当年亩产增加了89.6%。小岗实行包产到户后,一亩地的产量相当于过去十多亩,一举结束了20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并首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在小岗大包干纪念馆,我们见到村民建造于1985年的大瓦房,与原先居住的茅草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屋内有电视机、缝纫机等。这说明,实行大包干几年,农民的经济状况就得到了明显改善。


    事实证明,以小岗村大包干为代表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把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突破了高度集中的生产管理体制,赋予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战胜极“左”势力,党领导亿万农民在改革的征途上砥砺前行


   《大包干纪念馆》,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围绕大包干产生的矛盾和斗争。小岗村的大包干,首先受到当时梨园公社领导的严厉批评,要求小岗村立即“并产到组”,还暂扣了分配给村里的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邻村村民也有怀疑、检举的。而更大的压力来自高层。万里同志曾经回忆,他1980年初调中央主管农村工作时的状况;“从整个农村工作来看,农民要求改革,有些地区行动起来比较快,但是上层领导机关基本上还是推行农业学大寨那一套“左”的东西,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包产,抵触情绪很大”(《万里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五期)。1979年,中央三次发文明确;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从1979年11月至1980年,《农村工作通讯》先后发表了四篇文章对大包干的做法给予抨击、施压,还加了编者按。1979年是凤阳县农村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最为艰苦的一年。但小岗人没有退缩,因为他们并不孤单,省、地、县的领导支持他们,是他们的坚强后盾。1979年3月19日,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对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说:“你们地委做得对,已经实行的各种责任制一律不动”。从1978年7月至1980年元月,正值凤阳县农村改革艰难推进时期,万里四次来到凤阳,对改革给予态度鲜明的支持。万里说:“是或非,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靠实践来检验”。小岗村实行包干到户不久,地委书记王郁昭和凤阳县委书记都到小岗村表示支持。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深入小岗,前往两个生产队调查,逐户走访村民,了解他们对改革的想法,又安排农村政策研究室吴庭美到小岗专题调研,撰写了长达7000多字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的调查》,并上报上级有关部门。这是一批了解农村实际,理解农民要求,有水平、能担当的好干部,他们的支持,对改革的坚持和推进起了关键作用。


    与此同时,在舆论宣传阵地, 《人民日报》等报刊也旗帜鲜明的向“左”的势力发起反击。从1979年3月至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多篇文章支持大包干的做法。1979年8月8日,《安徽时报》发表了省农村工作部部长周日礼《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的办法值得提倡》的文章,更是引起了强烈反响。局势终于得以扭转。1980年,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和1982年下发的,被称为当年一号文件的《农村工作会议纪要》,都为“包产到户”正了名。1983年一号文件肯定了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农村体制改革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面展开。至1981年底,除长三角、珠三角及部分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外,全国农村70%的核算单位实行家庭承包。至1983年末,全国99.1%的生产队实行家庭承包。历史证明:党的正确路线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相结合,是这一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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