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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奇人、怪人和狂人
作者:谢轶群  阅读次数:23601

    大学是智慧和才情的集中地。一所大学,若没有一批富有个性的师生,即便其资金再充裕,景致再优美,学风再严谨,其魅力也要减色不少。当年西南联大充分诠释了大学的魅力,至今令人回味。

  

沈从文:小学没毕业的大教授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做出了一个引起震动的决定:聘请36岁的作家沈从文为教授。

  西南联大的教员集中了当时全国学界精英,留学欧美名校、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归来的教师数不胜数。没有高层次学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且已经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成绩,他是作家,不是学者,没有任何学术著作。

  在学术界毫无过人之处的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授,这种不拘一格的做法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触乃至愤怒,态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国学大师”之誉的著名学者刘文典。

  刘文典精研传统文化,尤其是《庄子》,他说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自己,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则是他刘大教授。

  刘文典看不起新文学。在他眼里,现代白话文学浅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价值?而这个沈从文连对白话文学的研究都没有,只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与被他瞧不起的沈从文同为教授,他十分不平,觉得跌了身价。

  刘文典公开质问:“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昆明空袭警报频繁拉响之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大学者陈寅恪离开教室,看到沈从文也匆匆跑出,他当众大骂:“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心灵敏感,面对前辈刘文典的屡屡粗暴伤害,他一言不发,只是认真讲授他的写作课,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时常让学生不知其所云,但他还是培养出了和他的风格一脉相承、后来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沈从文今天在文学圈的最大传奇也是最大遗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已议定,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可是在这一年5月,86岁高龄的沈从文辞世了,而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活着的作家。

  “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马悦然2005年在北京伤感地说。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由埃及的马哈富兹顶了沈从文的缺。

  联大校方不拘一格,顶住压力,坚持给了沈从文教授职位,让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年轻时候就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让人感佩。

 

刘文典:张狂不羁引风波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在联大也引起过风波: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放他的教授聘书,将他解聘。

  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刘文典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为他嗜食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在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下,他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联大课程一去半年。

  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这种做派本已令师生议论纷纷,这次又为了鸦片而旷教半年之久,影响更坏。时任中文系代主任的闻一多坚决主张不再聘用,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为他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哪肯咽下这口气,他一回昆明就赶到北郊司家营找到闻一多论理,两人情绪冲动,争吵汹汹,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因为闻一多寸步不让,加上刘文典平时经常公开嘲笑同事学问差,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很不利。最后,刘文典恨恨去了同在昆明的由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执掌的云南大学,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时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你真有学问才华,自有学府礼聘,而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羁绊约束。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张扬个性的条件。

  

钱锺书:年轻辈里“人之龙”

  刘文典是资深教授,而在后起之秀里,同样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中离开了西南联大。他就是今天人称“文化昆仑”的钱锺书。

  钱锺书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副教授时只有28岁,却已经名满学界。他的老师吴宓说,在老一辈学者里最强的是陈寅恪,年轻一辈里的“人之龙”就是钱锺书。钱锺书讲课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或者藏青色礼服,风度潇洒。他讲课只用英语,不用汉语,也从不提问,让学生既倾倒又轻松。

  但到1939年夏,钱锺书就离开了联大,改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他离开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他心高气傲,口无遮拦,时常伤人,人际关系恶化。比如他曾这样批评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三人中,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他的恩师,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学问家。

  这段刻薄的评论流传甚广,但到20世纪90年代,钱锺书夫人杨绛专文辟谣,声称绝无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联大原拟聘其为教授,最后只聘了个副教授,钱锺书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希望儿子来照顾自己。

  

杨振宁:联大学生多“狂生”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极强,因此容易文人相轻。被西方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同样在课堂上臧否人物。他“攻击”的对象是胡适,说:“胡适到1927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胡适本被定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只是旋即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此没有在西南联大留下足迹。

  这些大师间的纠葛,也许是当事人的烦心事,但流传至今,已成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

  联大学生里同样“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对人谦恭有礼的前辈泰斗杨振宁,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当时同学听到,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摘自《民国多少事》谢轶群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文转自 2008-10-31《解放日报》第15版:解放周末·博闻)

 

荐稿人:107  日期:2008-11-10   审校人:115   日期:200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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