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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08-06-16 【编辑录入:admini】 文章出处:2008年3月21日解放日报

心中要有真诚的土地
作者:高慎盈 黄 玮 吕林荫  阅读次数:18118

记者独家专访国学大师


 

前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学大师文怀沙的文章《尊重传统不等于开倒车》。文字浅白,言简意赅,引起热烈反响。有评论称赞此文再次体现了“百岁老人的年轻心脏”。

今年已98岁的文老,日前在接受《解放周末》独家专访时,思维敏捷,谈吐幽默,寓意深邃。他一再强调:“为人或是为学,心中都要有真诚的土地。”

    门刚一打开,就见一位留着长长银须的老先生站在玄关处,戴着一副大框褐色墨镜,露出一排齐整的白牙,笑得慈祥可爱。

“这就是文老。”为我们引路的文老秘书李之柔和艺术家禹侠赶忙介绍。

正手忙脚乱穿鞋套的我们,一时无措。

文老笑眯眯地向众人颔首问好。

记者刚一开口,文老就问:“是浙江人吧?”耄耋老翁,耳聪目明,觉察敏锐,着实让人又惊又叹。

在客厅的沙发坐定,我们先向文老表达敬意。

听罢,文老抬手捋一捋蓝布衣裳,摘下大墨镜,不紧不慢道:“你们讲了这些溢美之辞,很容易使我骄傲,你们这是制造了我的落后。”满堂笑声。笑声中,文老又用略带湘音的普通话补充道:“当然,这点清醒我还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又是一阵大笑。睿智,幽默,谦逊,成就了一个意料之外、格外精彩的开场白。

最厚的书与最短的文章

●《四部文明》前前后后全部加起来是600卷,45000万字。这是我50多年的心血。

●我编《四部文明》的目的,就是“为中国文明聚原典,为子孙后代存信史”。

●“正、清、和”三个字连在一起,就是反对邪、浊、戾。

说起德高望重的文老,人们似乎很难用一句话来描述他在学界的身份。

有人说,他是楚辞专家,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与郭沫若等人一起进行屈原诗歌的研究,并出版了著名的《屈原集》。

也有人说他是红学专家,因为他几十年来潜心研究《红楼梦》(红楼梦吧),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

而中医也是他的一专,早年曾在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授。

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字体独树一帜,广受好评,备受青睐。

这天上午,面对我们,已届98岁高龄的文怀沙,挺括的西式衬衫、领带之外,罩一件中式蓝布衣裳,洒脱地对自己的成就加以“小结”:“我的生平也好,思想也罢,可以说是‘非陌非阡,不衫不履,有中有西’。杂乱无章得很哪!”

    而这些“杂乱无章”中,使他晚年最得意的是两件事——编了一部最厚的书,写了一篇最短的文章。

最厚的书,有一套就陈列在文怀沙的书房里,整整两面墙都被占去,《四部文明》的烫金大字赫然印在每一卷书的书脊上。

按照时间顺序,文怀沙把这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分成“前四部文明”和“后四部文明”。前四部为《商周文明卷》、《秦汉文明卷》、《魏晋南北朝文明卷》、《隋唐文明卷》,共200卷,收录古籍1560余种;后四部还在编纂中,收录宋、元、明、清的典籍。

“前前后后全部加起来是600卷,45000万字。这是我50多年的心血。”

仅听文老说这些数字,就使我们如听闻一桩“传奇”。

传奇,活生生

文老说,50多年前,一位老前辈同他谈话,启发他把清朝纪晓岚编的《四库全书》做了一番研究,发现它把汉文化旧的经典作了篡改。《四库全书》的要害在于从爱新觉罗的视角来修史,凡是典籍文献里不利于爱新觉罗王朝的都加以篡改。“那它就是‘奴才文化’的代表了,这是对中国古籍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歪曲、篡改、阉割以至毁灭。”

有了这个结论之后,文怀沙忧患重重,萌生了扶正文化之根的想法。时至十多年前,他发了宏愿,定要编成一套《四部文明》。他说:“我编《四部文明》的目的,就是‘为中国文明聚原典,为子孙后代存信史’。”

编辑工作开始之初,因为该书不在国家出版计划之列,没有经费,文老和7位老学者带着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白手起家,开始了古籍收集、整理工作。

他笑称刚开始编书时很寒酸:“乾隆皇帝发工资,请了200多人编《四库全书》,我们只有8个‘老弱病残’。”

此时,国家图书馆伸出了援助之手。文怀沙的一位朋友慷慨借助270万元,才使这项工作得以继续下去。

文怀沙的这份执著使得《四部文明》终于被列入国家出版计划,为了保证学术水平,编委会又延聘了十多位国内外著名的隋唐史专家,共同参与这一大型断代文化工程,以“择善存真”为准则,兼寓“拨乱反正”之旨归。在编纂上,以“罕见”与“实用”并举,衡量古今,斟酌取舍,一书均排出先后多种版本,比较异同,最终选定最善之本。

苦心孤诣,历时十余年,《四部文明》终于全部问世。

谈起这部旷世巨著,文老说:“要在速成的时代里,转向对艰辛的思考与品位的召唤,并不容易。这部书努力的方向是将已然浮躁的社会心理,引向历史的思辨,并借机勾画一份有益的中华文化地图。”他随即叹道,“不幸的是,当今大行其道的是引导人们放弃要历经艰难才能获得的快乐,去追求那种容易获得的、到处可见的乐趣。”

他又认真地补充说:“限于水平,书中肯定留下了许多有待高明加以匡正的地方。”

为学者的虚怀与忧思,是对悠悠数千年中华文明的致敬。

自然地,文老由厚及薄,聊起了他那“最短的”得意之作——《文子三十三字箴言》。全文正文仅3个字,就是“正清和”,注解共30字,即:“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

这是文怀沙晚年自创的哲学。他阐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由儒、道、释三部分组成。‘正’是孔子伦理观念的第一步,即内心无愧、精神上的健康和丰满。《礼记?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治其家;欲治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孔子思想的出发点是‘正’。”

“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清’,‘清’的对立面是‘浊’。老子强调扬清激浊,按照自然规律来建立社会秩序,使人性回归自然宁静、相互纯真、无欲不争、无为而无不为,最终实现天下大治。”

“儒家也讲‘和’,道家也讲‘和’,讲‘和’讲得最好的是释家。释迦用和气扫除戾气,释迦是佛家,佛教弟子叫和尚,和尚者,尚和也。他推崇的是一个‘和’字,这个字意可推广衍生为‘一切众生皆平等’。和为贵,和就是和谐。”

“‘正、清、和’三个字连在一起,就是反对邪、浊、戾。”

接着,文老又打趣起来:“老子写过《道德经》,一共5235个字,可谓言简意赅。而我这本33个字的书却比《道德经》的零头还少。我这33个字打印出来只要一页纸,可操作起来就麻烦了。我打算请100个书法家来写这3个字,再请100个画家来画,山水、人物、花鸟都可以,画他们各自对‘正清和’的理解。”

说罢,文老哈哈大笑。

问他这些思想从何而来,他谦逊道:“关键是内心要有真诚的土地。不管为人或是为学,我们都要有这样一片土地。”

真诚的土地上,生长出一个真诚的文怀沙。

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学

●天一亮苍蝇都飞进来了,把你叮醒,不是闻鸡起舞,是“闻蝇起舞”。

●焦菊隐留字条给文怀沙:怀沙,抽屉里还有×元×角,你拿去买“锅盔”吃。

●在短短一个多月里,他就写出了哪怕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也能轻松读懂的《屈原集》。

●余嘉锡先生对他说:“见识加学识,叫知识,‘知’之高明者曰‘智’。你是我心目中罕见的‘智识分子’。”

1910年,文怀沙出生在北京西城外鬼门关胡同的一户平民家庭,祖籍湖南。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母亲在别人家做工挣得一些微薄的薪水。

在文怀沙儿时,家境并不宽裕。在他的印象中,到了天热时,蚊蝇特别多,要先点香熏蚊子,熏完了以后把门关严。

“早上想早起怎么办,那时候闹钟这些东西用不起,就有一个办法,把窗户打开。打开干什么呢,天一亮苍蝇都飞进来了,把你叮醒,不是闻鸡起舞,是‘闻蝇起舞’。”

忆起童年,常常放声朗笑的文老竟说自己曾经是个忧郁的孩子:“我9岁就失眠,我是一个冬天生的小孩,从小就有点忧郁。小小年纪不跟别的小朋友玩。而且我妈妈是一个老病号,每天都熬药吃,我回忆到童年,就像进入一个很阴森的梦。”

“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学”,这句少年文怀沙笃信的古话,驱走了阴冷的梦,带他去追寻真诚。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着迷于一些艰深的、连大人都很少看的书。到了十一二岁时,已能有模有样地背诵《离骚》。儿时莫名的喜爱,悄然引领他走上了学术之路。

文怀沙从踏上社会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定位为一名文学青年。但在当时,他却是一个从来没有任何学历的人。直到有一天,正在上海寻求生存机会的他,无意中听说章太炎在苏州开办了一所章氏国学讲习会。就在当天,他乘火车从上海赶到了苏州求学。

虽没有受过正式的学堂教育,但文怀沙早慧,自18岁起就在国立女师学院、上海剧专执教。解放后还曾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国内多所大学任教。

1953年,文怀沙迎来了自己学术上的里程碑。

“二战”后,为了反思这次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17个国家的75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举办“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那一年,大会为纪念中国爱国诗人屈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作家拉伯雷斯、古巴作家马蒂4位文化名人,决定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还没有在联合国获得一席之地。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时年43岁的文怀沙,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就写出了哪怕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也能轻松读懂的《屈原集》,《九歌今绎》、《九章今绎》、《离骚今绎》、《招魂今绎》相继出版,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奠定了文怀沙在楚辞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之称从此流传。

在文怀沙的成长之路上,有许多文化名人给予深情的助推。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革命文学团体盛行一时,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是1909年由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发起成立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当时的南社与同盟会互为犄角,一文一武共助国民革命。能够被南社认可并且接受,是当时的文学青年梦寐以求的事。这时的文怀沙投师无门,就在最绝望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寄给当时担任南社社长的柳亚子。

柳亚子赏识文怀沙飞扬的文采,开始时常与年仅20岁的文怀沙通信,使青年文怀沙颇为得意了一阵。

1944年夏天,文怀沙在重庆任教时,因为与许多进步人士呼吁废除党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在《新华日报》头版的《对时局宣言》上签了字,所以被学校解聘而失业。

文怀沙失业后,住进同在重庆城里的好友焦菊隐临时租住的小屋里,两人挤一张小木板床,分吃只够一人充饥的一日三餐。虽然焦菊隐在欧洲留过学,回国还办过戏校,但抗战期间,这位大戏剧家生活极为困苦。作家林斤澜在他俩空空荡荡、没一样值钱东西的屋里,见到焦菊隐留给文怀沙的字条:怀沙,抽屉里还有×元×角,你拿去买“锅盔”吃(“锅盔”是无油盐芝麻最便宜的川式烧饼)。

    也是在那段时期,爱国激情高涨的文怀沙愤笔写下一首小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残山星月黯,剩水漏更长。隔岸繁灯火,光辉不渡江。”

诗作一经发表,即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柳亚子担心起文怀沙。

柳亚子当时正住在于中央大学外语系任教授的儿子柳无忌家里,他特地把文怀沙叫到沙坪坝,劝他斗争要讲策略,要善于保护自己。因为他知道文怀沙曾因写反对国民党腐败的文章在皖南被捕。出狱后到重庆,他仍然是满腔怒火,无论在酒馆或是茶楼,都敢破口大骂国民党。柳亚子为他的侠肝义胆和铮铮正气所感动,写下一首诗赠他:“抱石怀沙事可伤,千秋余意尚旁皇,希文忧乐关天下,莫但哀时作国殇。”以此告诫文怀沙,不仅要抛弃一切属于个人的忧乐,而且要学会机智斗争。

抗战后期,郭沫若先生也住在重庆,他的别居在市郊赖家桥,这个地方既可防空袭又是避暑的好地方,文怀沙常常到郭沫若家住上几天。当时郭沫若50多岁,文怀沙30岁出头。郭沫若没架子,喜欢年轻人,他们平等地讨论时局,研究诗文,探讨个人的感情世界。郭沫若对文怀沙十分关心,无论在旧社会找工作或后来走向革命,他都热情而又责无旁贷地充当文怀沙的介绍人。郭沫若有时事忙,就让文怀沙代为修改文章;他给文怀沙写字、写信一律称“怀沙兄”,眷顾之情可见一斑。

文怀沙说起另一位师长余嘉锡,内心的澎湃悄然表露…

50多年前,我的好朋友、北大著名教授周祖谟先生把我写的一篇短文,拿给他的老岳丈余嘉锡先生看,余嘉锡先生很喜欢。他当时虽是中风后不久,身体非常不好,却执意要来看我。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非常冷。他说,他在写一本书,是关于《四库全书》问题的。他说,我做不完这个工作了,但将来一定要有一本这样的书,是贯穿学识与知识的。见识加学识,叫知识。虽然你还不到四十岁,但是,我从你的这篇文章里看到你充满知识的闪光,‘知’之高明者曰‘智’。你是我心目中罕见的‘智识分子’……”

说着,文怀沙面对我们朗声念起了《四部文明缘起》一文,“正是这位老纯儒不可磨灭的感召力,助我渡一切苦厄,乃至老来也不敢懈怠,遂立志修纂《四部文明》……”

我们看到,在《四部文明》的扉页上,赫然印着:“慎终追远,心念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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