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重军在观察单染色体酵母的生长情况

　　“只有像我这样的外行敢去做，整天和酿酒酵母打交道的一定被这个大胆想法吓坏了。”覃重军在转述他人的“玩笑话”时，脸上露出了顽皮的笑容。

　　2013年，对于覃重军来说，是“置之死地”的一年。但在旁人看来，这是个有点“疯狂”的举动。那时候，他是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从基础研究来说，他带领团队首次在粘细菌中发现质粒并建立遗传操作系统，全世界有20多个实验室来函索取质粒载体；他还在重构简约大肠杆菌基因组方面做了大量有益探索。从产业化来说，团队与国内制药企业合作改良了抗寄生虫药物多拉菌素，打破了国外的垄断，到2013年底销售额已达2.67亿元。

　　然而，覃重军却感到，“大肠杆菌基因组最小化”的技术框架是由国外科学家提出的，后人难以再有创新突破。如何“突围”？他决定把研究对象从原核生物大肠杆菌换成真核生物酿酒酵母，因为人类就是真核生物，和人靠得越近，研究意义越大。

　　选择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需要不一般的勇气。全世界有上万科学家研究酿酒酵母，发表了几十万篇论文，而覃重军之前从未发表过一篇和酿酒酵母相关的文章。

　　2000多页A4纸，密密麻麻地用不同颜色的笔写满科学思考和实验设计，堆放在覃重军的书橱和案头。其中，不少灵感就来自他一早一晚的散步。回到办公室，他会马上记下这些稍纵即逝的思考瞬间，第二天再对这些想法进一步斟酌。

　　“心若绷得太紧，很难有创新想法。”从2013年起，他不再执着于埋头从大量文献阅读中寻找灵感，而是任由自己想象力的枝蔓旁逸斜出。这段日子里，他重温了最喜欢的《爱因斯坦文集》《达尔文回忆录》《巴斯德传》，并在书上划出令他“心有戚戚焉”的句子。1929年前后，爱因斯坦不时会一个人在乡下住几个星期，整天都在思索与计算，最后写出统一场论。爱因斯坦认为，只有大胆的思辨而不是经验的堆积，才能使人进步。同样，巴斯德仅仅靠着酒精灯、显微镜、三角瓶等简单器械，研制出狂犬病疫苗。

　　这些书籍给“置之死地”的覃重军“醍醐灌顶”的感觉。当他再去看自然现象时，会放下过往的经验，只带着没有束缚的科学好奇心。

　　酿酒酵母双倍体有着16对染色体，这对于研究它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而这正是让覃重军着迷的地方。人类有23对染色体，小鼠有20对，果蝇有4对，似乎越低等的生物染色体就越少，可为何酿酒酵母却有这么多染色体？大自然是否有点随意？“如果酿酒酵母减少到一条染色体，还是不是酿酒酵母？”在这之前，自然界还没有发现过一条染色体的真核生物。覃重军提出一个大胆猜想：酿酒酵母也许能像原核生物一样，用一条线型染色体装载所有遗传物质并完成正常的细胞功能。

　　这一对大自然的叩问，并非无源之水。早在覃重军研究原核生物大肠杆菌时，就写下过一段话：“一个散步者的遐想：我叫大肠杆菌，如果可以被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重构、模块化、简约化……甚至可以与其他生物形成杂合生命体——那我还叫大肠杆菌吗？”

　　那一年，他对生命科学的未来第一次做了认真思考，想象达尔文一样在生命科学体系做出开创性工作，而不是“混饭吃”。

　　不忘来时。年轻时的科学梦想，20多年后的今天还在驱动覃重军继续他的探索之路。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18年8月3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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