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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09-08-02 【编辑录入:lrylry】 文章出处:2009-07-15 《文汇报》 第10版

任继愈 回忆
作者: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  阅读次数:32662


“返老还童,我还会选择读书”

        2009711日,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走完了他93岁的人生历程。作为潜心学问的学者,先生埋首书斋,沉潜笃实,体察民情,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最前沿。他的学术人生,浓缩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  ——引言
    
我的小学


       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大家族。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四代同堂。那种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家庭。四代同堂还不分家,就像巴金写的《家》那么一个味道,那么一个家庭。所以,家庭里头呢,看起来是很统一,其实内部很不和睦。你想,那么多人,几十口人在一起,利害关系很难统一起来。我从小就有个印象,这个封建家庭结构是一种社会发展的阻力。我内心就比较反感。表面上是和和气气,内心是勾心斗角。
       
我的小学是在山东上的,有个小学老师我现在都很怀念他。那是七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他那种教学方法在现在来说都是很开明的。
       
比如说,对青少年的一些很容易犯的毛病,他就敢于提出来解决。比方现在这些中学里面,性教育方面没有,几乎没有师资,不敢接触这些东西。我的那个小学老师就给讲。在六七十年以前很不简单,拿到现在也很先进。
        
再就是,他这个小学老师讲语文哪,讲那些基本训练哪,很认真。对于字怎么写,他有一个讲法:你写字是为什么,你是表现出来给人看,既是让人看,你就要写规矩,让人看得懂。它这个教育我到现在都铭记在心。我写的字不漂亮,可我注意让人看懂,是吧。
       
我的那个小学老师,他就一再反对那种说假话、吹吹拍拍、风吹两边倒的作风,这些他是看不起的。正直,正派。我那时候读《论语》,讲巧言令色,鲜矣仁。讲到巧言令色,他就举了好多例子,指出这可耻,最可耻就是这个。这给人很深的印象。
       
读经嘛,小学生记性也好,《论语》《孟子》,我就是小学时学的。都能记得住。
        
我在小学时成绩不是最好。有位经常考第一的同学,因为家庭条件的关系,没有升学,以后就在邮政部门工作,养家糊口。看来,我的成就,并不是我本事大,而是这个机遇的关系。中学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我学习分数不是最高的,但是我学习的成绩比较扎实。譬如说,我的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考试以后我有这么个习惯,看过哪个地方没弄好,没弄对。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一百分的得到的少。所以考试对我有实际的意义,自己上心哪。我不是名义上得到多少分,我的成绩嘛,比那个满分也不是太差。就最终结果来说,应该是这样。
        
我喜欢追问一些东西,问到底。我小时候看小孩玩,看蚂蚁在砖上爬,我就把那块砖拿起来,看那个蚂蚁在砖背面怎么不掉下来?寻思它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头晕之类……喜欢想一些不切实际的、别人不感兴趣的问题。
 
我的中学  


       
我上学的时候,在济南,就我一个人,住在亲戚家里,我父亲的朋友家里,就我一个人。当然,吃啊住啊都挺好的,不过很孤独。我就开始养成了看书的习惯。我坐得住,不是有个热闹就赶去看,也不是什么都能吸引我。

       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对北大有印象,对那些作家有印象。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念鲁迅的书,如《风波》呀什么的,就是初中开始念的。那时的国文课就讲这些东西,课本里就有。
       
我喜欢文学,喜欢鲁迅的作品。……我觉得他看问题比较深刻,透过表面现象,一针见血,有这么一个好处。我觉得鲁迅的文辞也很美,有力量,有功夫。……我喜欢鲁迅的文章,还喜欢鲁迅写的字。
       
高中的时候,我到了北平。我那个高中是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中学,只办了四年就停办了,那斜逼酱笱Ц绞舾咧小?/FONT>
       
那时是随便考,敞开了,随便考、随便选,你只考得上就可入学。那时上学,家里钱少的上不起,存在这么个问题。因为我父亲是个军官,国民党军官。供我们几个孩子上学没问题。……爷爷以上的都是读书人。我父亲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这个班出了不少人才。蒋介石下边的什么刘峙呀,顾祝同呀,这些人都是他的同班或者同级的同学。
     
(如果再选择一次,假设现在返老还童了,重新开始的话),我还是读书,因为它开智慧,让你不太糊涂,避免愚昧。至少,我看有这么个好处。我这个家庭,老的传统嘛,从明朝以来一直是读书的。读书的路走得最顺。
    
我与哲学

 

      (我大学一直是在哲学系。)我觉得哲学重要,自己应该去学。
      
我们当时的哲学概论是汤用彤先生讲,这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哲学是怎么回事啊,启发式的,引起兴趣,这很重要。从那以后,我觉得很值得学。视野开阔了。
      
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我记得斯宾诺莎有句话,他说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转到中国哲学史是最后一年,抗战开始了。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占了北平。学校第一步搬到长沙,半年后又搬到云南。有三百学生步行。体格检查说可以,我就报名步行去。当时经过一些很穷困很落后的地方,看到那时鸦片还很多,很盛行,抬轿子的苦力,都食鸦片的。问他为什么吸鸦片,他说吸得起,戒不起。买一盒才一毛钱,要戒的话,一个月不能工作,没饭吃。贫困啊,落后啊。中华民族这么一个苦难的民族!抗战的重担就压在农民的身上,而农民又这么个状况!我就觉得值得研究中国的文化问题,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转向中国哲学史。
      
搞中国哲学,我一直没动摇这个信心:中华民族是应该有她自己的东西,不然抗战怎么居然打胜了,顶过来了,怎么一回事情,很值得研究,很值得钻一钻。
       
我有一个图章,请别人刻的,孔子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刻的是不敢从心所欲。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讲自己想讲的话,不要随风倒。
       
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我基本上是尽量做到少后悔。
西南联大的岁月

 

       我在大学二年级时,钱穆先生教中国通史。《国史大纲》是个讲义。他讲所有的课都很有感情。他在方法上接受王国维那一套,考古学、人类学、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讲。这是个新方法。
       
他的那部书出版于抗日战争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在商务出版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他不是说献给我的亲人、我的爱人什么的。
       
那时在云南,快毕业了,有一次在集会上讲演,冯友兰先生说,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我们就是头等的强国,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印象深极了。
       
当时有些学生受不了这个流亡生活,就要求参军,到第一线去打敌人。钱先生说,你们不要认为我们在后方念书就是苟安,怕死,你要用前线战士的精神去读书啊,你才能读得好,才能报效国家。
       
冯友兰先生也算我的老师。不过我在学校的时候选他的课,分数考得不好,七十几分。我的研究生毕业答辩,他是答辩委员之一。他当时去了,给我的分数就高不起来了。我更多的是黑格尔的发展观,这跟冯友兰的体系不大一样。
       
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有半年要外出讲课,不在昆明,可这个必修课得有人教。汤先生就说,那就叫任继愈替你教这半年吧。他说可以。汤先生说,你那个课以后就交给他教行不行?他说那不行,不行。他不肯让出来,我在联大一直教选修课,没有教这个专业课,没有教中国哲学史。
       
冯先生讲课,一定要讲得出说得清的才算。但是中国哲学有个直观的体悟的东西,可以意会不可言传,这一部分也是核心部分。你要不提这一部分,肯定有缺陷,要讲吧,语言又有限,总感觉隔着一层讲不透。可冯先生就不承认这个,说这个不算。这个看法就没法弄到一块。
       
给我讲哲学史的叫容肇祖先生。胡适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中国哲学不成体系。他贬得太低,所以北大的课叫中国思想史,不叫中国哲学史。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中国有哲学,不是没有哲学。因为胡适是文学院院长,所以课后他有发言权,课程名称都是他定的,内容还是那个内容,换个名称啦。我听过胡适的中国文学史。胡先生很有口才,他跟钱穆先生都很有口才,讲课很有吸引力,听的人很多。当时都是大教室,选课的听,不选课的慕名的也去听。
    
    
(摘自《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采访人陈明,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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