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巴音郭楞马兰军博园原子城核试验竖井远景。（图/视觉中国）

邓稼先（左后）与父母、妻子、儿女（邓志平供图）

朱光亚（右）给儿子朱明远辅导高考。（朱明远供图）

1971年，于敏（右后）和妻子、儿女在北京十三陵合影。 （于辛供图）

　　60年前的今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声“东方巨响”之后，中国又接连研制成功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
　　在一穷二白、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创造“两弹一星”奇迹的背后，是无数“干着惊天动地事，做着隐姓埋名人”的科学家。“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近日，“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朱光亚、于敏之子邓志平、朱明远、于辛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报国讲坛”上，深情讲述了父辈以身许国的燃情岁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致敬功勋科学家，致敬“两弹一星”精神。
      
　　邓稼先：只要能守护祖国和人民，定然义无反顾
      
　　2024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也是“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诞辰100周年。
　　“他一直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人生的价值观。”邓稼先之子、原电子部第六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邓志平说，父亲选择了科学救国之路，将一生的智慧和精力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少年时，日寇横行害得邓稼先一家骨肉分离。邓稼先曾对邓志平提起，自己高中时被迫去四川避祸，临行分别时，病中的邓以蛰（邓稼先父亲）说了一句影响他一生的话：“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1941年，邓稼先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他和同学们一起在土墙草顶的宿舍里，点着煤油灯，通篇背诵英汉词典，连夜抄录借来的参考书，高唱着“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校歌发奋学习。
　　1945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邓稼先参加了赴美留学考试，于1948年进入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核物理专业。1950年，在拿到博士学位的第9天，邓稼先就谢绝导师介绍他去英国深造的机会，登程回国。
　　“74年前，中美两国在科技、工业和物质生活方面的差距何止百年。”邓志平说，父亲那一代留学生当然明白，留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个人的前途是多么有利，“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到祖国，他们要亲手把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繁荣昌盛的国家”。
　　8年后，邓稼先在物理学界“消失”了。1958年8月，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找到他，说“国家想放一个大炮仗”，希望他去从事这项工作，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邓稼先立刻明白，并服从了组织的调动。
　　“这是父亲一生中的又一次重要选择。”邓志平说，母亲曾在书中追忆邓稼先当时的工作压力：“他比前一段更加沉默了，眼神空落落的似乎不在这个地球上。脑子却在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黑茫茫的境界中摸索。在家里，有时谈及有趣的事情，他在开怀大笑时又会突然中断笑声。感觉他整个人被分成了两半，工作的那一半永远在运转，即便放松下来也是短暂的一瞬间。”
　　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任务的代号为“596”。当时，邓稼先带着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新毕业大学生，从零开始探索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经过深思熟虑，他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指导科研人员求出了极高压下的核材料的状态方程。这些成果为中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提供了重要支持。
　　不仅如此，邓稼先他们还发现苏联专家给出的原子弹教学模型数据存在错误，带领团队摸清了内爆过程中物理规律和各种作用因素的交互影响。1963年3月，经过大量计算和实验，邓稼先带领团队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当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从《纽约时报》上看到邓稼先名字的英文拼音，激动不已。但也有美国报刊说，中国人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参与做成的，他将信将疑。1971年，杨振宁从邓稼先的信中读到“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时，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中国“两弹一星”的发展，其重要性是没法估计的。
　　2021年，杨振宁又提到，邓稼先在这封信的最后希望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把“共婵娟”改为“共同途”，杨振宁觉得自己在50年后可以对邓稼先说：“我懂你的意思，也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这此后的50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的。”
　　可惜的是，早在1986年，邓稼先就因病辞世。邓志平回忆，父亲身体状况的急转而下，缘起于一次意外。1979年，有一次空投氢弹核试验因降落伞没打开而未成功，邓稼先不顾大家的反对，决定亲自去察看现场，寻找试验失败原因。“父亲被这次意外击倒了，身体越来越差，开始便血。”
　　1985年7月底，邓稼先到北京汇报工作，抽空去医院检查，不想诊断出已到直肠癌中晚期。“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来？”面对医生的焦急询问，邓稼先还想立刻回去主持一个重要会议。但医生当即对他说：“你今天不能走了。”
　　这次手术后一个多月，恰逢国庆节。邓稼先偷偷溜出病房，来到天安门广场。他对警卫员游泽华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你就84岁了。那时，我们国家肯定富强了，你可要来看看我……”
　　第二次手术后四天，邓稼先用颤抖的手写下字条，要单位从四川给他送材料和书籍来，他准备用术后病情稳定的两三个月时间做完一件事——和于敏共同起草中国核武器发展计划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抢在国际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为我国争取到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
　　“直到临终前，父亲惦记的还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邓志平经常会想，若是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不再继续研制氢弹和第二代核武器，父亲也许不会英年早逝。但他也深知，只要能守护祖国和人民，父亲定然义无反顾。
      
　　朱光亚：科技众帅之帅，为核弹“三出北大”
      
　　“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组委会这样评价朱光亚。“这件事”用朱光亚自己的话说就是“搞中国的核武器”。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称朱光亚是“两弹研制中科技的众帅之帅”。“不过，父亲自己却不这么认为。”朱光亚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装备部系统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朱明远说，朱光亚认为自己在中国核武器早期研制工作中所起的作用，“犹如一个瓶子口。上面的方针和下面的意见，都要经过我这个‘瓶子口’来承上启下”。
　　在国防科技同行们心目中，朱光亚这个“瓶子口”以其深厚的科学功底、卓越的科研组织领导才能，“指挥着千军万马的科技大军奋勇前行”。
　　“实现中国人的‘原子弹之梦’是父亲早在赴美求学时就有的梦想。”朱明远说，1946年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核物理专业博士学位期间，朱光亚选择了实验物理学方向，又选择了一位精力充沛、动手能力强的年轻副教授做导师，为的就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父亲一听到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就立刻决心回到祖国。”朱明远说，父亲当时还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将有52位同学签名的信寄往《留美学生通讯》刊登。他自己则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救济金，并登上了驶向新中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仅4天，25岁的朱光亚就站在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讲台上。
　　这是朱光亚第二次进北大。朱明远回忆，父亲一生中，曾有过“三进三出北大”的经历，每一次的“出”都与中国的核武器相关。
　　第一次是1946年带着“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的任务赴美留学。
　　第二次则是在北大任教两年后的1952年4月，赴朝鲜担任板门店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处翻译。1955年，朱光亚回到北大筹建物理研究室，任务是尽快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
　　第三次离开北大是1957年2月，他前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任中子物理室副主任。
　　朱明远说，从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算起，“父亲参加和领导了我国全部40多次核试验的全时段和全过程，其中30多次都亲临现场”。
　　1971年12月30日，我国在核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小型的氢弹引爆弹原理性试验。试验过程中发生了惊险一幕：当时，执行空投核弹任务的“强五”飞机在试验场区上空做了三次甩投动作，都没有将核弹投出，飞机油料将尽。
　　危急关头，指挥所内众说纷纭，有一部分人的意见是命令飞行员跳伞，让飞机在戈壁滩坠毁。作为现场最高指挥员，朱光亚经过审慎思考，作出了飞机“带弹着陆”的决策，而且他自己坚持不进防空洞，在指挥所坐镇指挥，直到飞机安全返航着陆。
　　朱光亚之所以能在紧急关头果断拍板，除了对核弹及其引爆系统的基本原理了如指掌，试验前他还预先安排做了大量相关试验，设计了飞机带弹着陆的预案。“这与父亲贯穿一生的严谨、踏实作风密不可分。”在朱明远的记忆里，父亲的言语里从来没有“大概”“可能”“运气”这样模糊不清的字眼。
　　据朱光亚的老师们回忆，朱光亚在高中时代的物理作业就书写规范、非常整洁，“可以交给书店作为物理课本使用”；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他的数学考卷答题过程严谨、清晰、精确，想扣掉一分都很难；留美期间，美国教授评价“阅读朱光亚的考卷是一种享受”。
　　曾师从朱光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銤回忆，“朱先生讲课相当细致，任何试验都是从原理讲起，实验怎么做、数据怎么处理或有什么用处，都讲得非常清楚”。终其一生，朱光亚无论工作多么繁忙，经其手的文件文章必定认真细致地修改，甚至标点符号都会一一订正，全力使文字表述目的明确、逻辑清晰、用词准确、数据可靠。
　　做过中国科协当家人、也领衔过中国工程院，“父亲在任何时候都严于律己，坚持艰苦奋斗。”朱明远提到，1994年6月，朱光亚出任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时，工程院的工作基础几乎为零，甚至连办公场所都没有。“父亲带领初创团队，以‘创业者’的激情，将工程院各项工作引上了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而且，朱光亚一直认为，院士既不是职务，也不是职称，不宜作为称谓。
　　在朱明远的心中，朱光亚更是个好父亲。“当时父母鼓励小学文化的我考大学，父亲辅导我数学和物理，母亲辅导我化学。一年恶补六年的中学课程，连课本都是他们自己新编的。”后来，朱明远攻读了父亲帮自己选定的计算机软件专业。
　　新疆马兰是中国的核试验基地，也是朱光亚最为熟悉的地方。“2005年9月，父亲退休后，第一次带全家去了马兰，也是他最后一次去。”朱明远说，根据父亲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分葬在八宝山和马兰，其中八宝山的墓碑用了蘑菇云的意象。
      
　　于敏：事关国家真正独立，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提到中国第一颗氢弹，于敏的名字就是一座丰碑。当人们要把“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号给他，他却执意婉拒。
　　于敏之子、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于辛说，父亲认为，“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大家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这是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品格。”
　　1961年1月，于敏接受了一项国家重任：从零开始研制氢弹。
　　于辛回忆，父亲非常喜欢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他最初的研究方向是量子场论，但为了国家需求，在1951年时转向了原子核物理研究。经过近十年的辛勤耕耘，父亲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取得很大成果，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钱三强语）。在即将取得更大突破的时候，他毅然响应国家需要，再次转行，开始了氢弹理论的预研工作，从此他很少有公开发表的文章，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父亲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于辛记得父亲曾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用时6年3个月，而中国仅用2年8个月。
　　在于辛心中，父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时任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评价于敏是“有强烈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优秀知识分子，是我国自己培养的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而于敏却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到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
　　开始研制氢弹时，条件非常简陋，于辛曾听父亲讲过当年的困难：不少科研人员因为营养不良而身体浮肿。更主要是工作条件十分简陋。当时，电子计算机主要能用的只有一台，每秒1万次，而且分配给氢弹预研小组的时间，每个礼拜只有约十个小时，还都是夜里。于是，科研人员就动用最古老的工具，算盘跟计算尺。只有不得已的时候，在处理非常复杂的问题时，再由计算机来进行计算。
　　“父亲是个一心为国的人。”于辛说，为了突破氢弹理论，父亲于1965年9月率队南下到上海华东计算机所，经过“百日会战”，完成了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此后几年，他又为研制核武器八上高原、六到戈壁，累得两次休克。
　　“父亲是一个不为利害所移的人。”于辛戏言，自己因为父亲成了“最早的北漂”。1969年，二机部九院理论部搬迁到四川曹家沟，因当地不具备工作条件，科研人员陆续回到北京，但户口留在了曹家沟。这相当于10多年一直在北京没有户口，上学只能借读，看病需要借户口本挂号，粮油供应、住房都受到很大影响。
　　因为工作生活上的种种困难，相当一部分学术骨干在改革开放后相继离开，可于敏以大局为重留了下来，不仅在集体中起到了凝聚作用，而且使团队在学术上有了主心骨。
　　“父亲是一个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于辛回忆，在理论部，大家都知道向于敏请教有“三不论”：一是不论时间、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题；二是不论范围，物理、力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都可以问；三是不论问题大小难易，尽管问，一样耐心解答。“父亲总会将自己的知识、方法、诀窍，乃至最重要的想法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于敏居功至伟。当时，国家百废待兴，物质匮乏，核试验材料比黄金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给国家、团队都会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正因为于敏和团队“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选择，保证了我国核试验的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小时候，于辛对父亲的记忆就一个字：忙。“整天待在房间里想东西，很多人来找他。”但他说，父亲是一个深爱家庭的人，“年轻时出差总带着我母亲的照片，后来有了儿孙辈，就一起带上照片”。去上海出差，父亲都会想办法给孩子买一点大白兔奶糖。“奶糖往水里一放就是一杯牛奶，我至今都记得那个味道。”
　　于辛说：“父亲一生中也留有遗憾，比如，因为国家需要，他没有从事自己喜欢的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因为工作性质，他没有出国留学；因为国家任务繁重，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特别是对妻子的愧疚。

荐稿人：lry 2024-10-16　执行编辑：ffy 2024-10-16　责任编辑：xwf 2024-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