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熙宁八年夏，吴越之地发生大旱灾。同年九月，资政殿大学士赵忭出知越州。赵忭下车伊始，即展开全面调研——“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这样的调研绝不是枯燥冰冷的统计数字，而是对属下官员的一次考核问政
　　■元朝抗疫有一些创新之举。例如，打破迷信，鼓励科学。针对百姓盲目的迷信瘟神情况，元代辖地建立三皇庙，在其间进行医疗救治宣讲，用实例使人相信医学，从而逐步摒弃巫术、祈穰等迷信行为。又如，将防御瘟疫与个人卫生联系在一起。《饮膳正要》有这样的记载：“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则百疾不入。”可见，元人已深知“病从口入”的道理

　　早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就有“疾”“疬”“疥”“盅”“祸风”“疾年”等文字记录。中国最早的防疫记录见于《周礼》：“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与一般疾病的区别之处是，瘟疫的传染力极强，死亡率极高且快，常常是“大疫，民大饥，饿殍载道”。
　　古人根据瘟疫发生规律，提出了“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之说。就江南地区而言，东晋前有关瘟疫的记载不多。之后，唐代的江南道、宋代的两浙路及明代的南直隶等，都曾是数一数二的瘟疫高发区。上海地方志书中，最早的疫情记录是明景泰五年的大疫。
　　中国有着悠久的防疫传统。在科技和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基础防疫方法依然和古代大同小异。因此，厘清历史上的疫灾应对策略，对于当下开展防疫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唐宋防疫

　　隋唐五代时期，见诸文献记录的瘟疫共有50多次。其中，唐肃宗宝应元年，江东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唐德宗贞元年间，江南大旱，井泉干涸，人多渴死，暴发瘟疫，疫死者众；唐宪宗元和元年，浙东大疫“死者大半”。人口流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人心恐慌给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当时一些官员都害怕到南方任职。
　　宋代，江南地区同样面临疫病高发的危险。史料记载，咸平三年，两浙大饥，民疫死；熙宁八年，“两浙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元祐七年，“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由此可见，瘟疫对于江南经济社会的破坏力之强。
　　面对疫情，唐朝建立的“中央—地方”医疗体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疫情暴发时，在中央医政机构的指导下，地方机构和慈善机构联合开展治疫工作，主要有送医送药、抑制传染、减免赋税三类机制。为避免交叉感染，还强制患者本地就医，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强化。《唐律》明确规定，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若官户奴婢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笞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
　　天宝五载，唐玄宗还亲撰《广济方》，颁敕要求郡县用大版刻录，“当村坊要路榜示”。唐德宗时，以同样方式颁布《贞元集要广利方》，以进一步强化防疫理念和措施。
　　宋代在借鉴前朝经验的同时，注重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为确保信息畅通，宋太宗命令内廷官宦作为监督官，直接向皇帝通报疫情，以资奖惩。
　　《越州赵公救灾记》记载，宋熙宁八年夏，吴越之地发生大旱灾。同年九月，资政殿大学士赵忭出知越州。赵忭下车伊始，即展开全面调研——“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
　　这样的调研绝不是枯燥冰冷的统计数字，而是对属下官员的一次考核问政。依据律法，凡是不能及时汇报属地情况的官员，一律拿下治罪。
　　可见，在重大疫情面前，唐宋时期已初步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防疫、抗疫的若干对策，如政府主导、中央及地方卫生部门互动、民间慈善机构参与、整治环境、中医药防治、隔离患者、掩埋殁者以及建立信息快报制度、依法救治与行政问责制度等，成为中国古代应对疫灾的“范例”。

　　元明战疫

　　元朝是一个疫灾多发朝代，平均两年发生一次，远高于其他朝代。
　　当时，南方疫灾多于北方，沿海多于内陆，平原低地多于高原山地；疫灾多沿海、沿江、沿交通线分布，长江中下游区、华北区、华南区疫灾较重；经济发达、开发较早、城镇集中地区疫灾多于落后地区，其中江浙行省为全国疫灾重灾区。至正十二年后，大疫更是一场连着一场暴发；至正二十年夏天，南方疫病流行，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中国救荒史》显示，明朝共历276年，灾害之繁竟达1011次之多，是旷古未有之记录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瘟疫几乎与大明王朝相终始。当时，江南地区的苏州府、松江府因水旱灾害频发，更成为疫病重灾区。
　　史书记载，景泰五年夏，上海县、华亭县田庐漂没殆半，大疫，死者无数，饥殍相枕；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上海县连年大疫，民死甚众。连大致的死亡数据都无法统计，可见疫情的严重与应对的压力。
　　“马背上取天下”的元廷，对当年草原瘟疫的残酷情形记忆尤深，因此也更加留心。江浙地区发生瘟疫，时任江浙行省都事的宋崇禄立即从盐课中预支赈济费用，“岁旱疫死者殆半，沿檄入闽，预收盐课，劝诱疑者，得米三十八万余石以赈”。
　　大体来看，元朝抗疫有一些创新之举。例如，打破迷信，鼓励科学。针对百姓盲目的迷信瘟神情况，元代辖地建立三皇庙，使人四时祭祀，并在其间进行医疗救治宣讲，用实例使人相信医学，从而逐步摒弃巫术、祈穰等迷信行为。又如，将防御瘟疫与个人卫生联系在一起，提倡加强个人保健养生、个体清洁，以避免瘟疫的滋生和传播，这使得民间防疫精准到了个人。
　　元代《饮膳正要》有这样的记载：“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则百疾不入。”可见，元人已深知“病从口入”的道理。
　　马可·波罗还在游记中提到，元制规定，向大汗献食者，皆用绢巾蒙口鼻，以防唾沫污染食品。这是使用口罩的较早记载。这些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对预防传染病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明代的主要对策有“四大法宝”：掩埋尸体，要员祈祷，派官施药，朝廷赈济。除了政府战疫行为之外，民间力量进一步走向抗疫历史舞台的中央。以乡绅贤良为主的民间社会慈善机构，开始根据自身力量展开救治医疗活动。它们或自身配药散发施救，或刊发治疗疫病的药方进行散发宣传，或赈济疫病遗孤、安葬病殁之人，积极弥补官方施力的空白区域。
　　明朝前期“预备仓”中，也设有鼓励富绅捐粮的制度；中后期，官方“预备仓”制度有所废弛，民间“社仓”发挥了部分替补的作用。晚明爱国士人祁彪佳在家乡绍兴组织慈善病坊和药局，草拟应对瘟疫的药局规条，还同多位有名望的地方医生签署协议，共同主持药局。每天派两位医生当值，每名医生轮流工作六天。据称，在一场突发疫情中，该药局拯救了一万多人的生命。

　　近代抗疫

　　有清一代，新疫不时暴发。道光元年，上海发现霍乱病人；此后，道光六年、二十年均有流行。同治元年，法租界鼠疫流行，居民患此症死亡者颇多。此为上海出现鼠疫之最早记载。
　　光绪年间，上海开始有霍乱病死亡登记。光绪七年，天花盛行，数十岁之人亦能沾染，得愈者十中一二。此为上海天花疫情的最早记载。光绪二十五年，猩红热流行，公共租界内约1500名中国人死于此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至八月，南汇县“喉痧大作，多至不救，有合家死亡者”。
　　近代以来，“十里洋场”逐渐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因大量人口的汇聚、流动，时疫种类及传染源渐趋复杂。1918年，世界范围的流行性感冒袭击上海，“身热咳呛，足软头晕，患者十居五六”，当年死亡418人。1938年8月，难民大量涌入上海，霍乱迅速蔓延，当年登记霍乱11365例，死亡2246人。1942年，霍乱连续第6年流行，当年登记患者2465例，死亡513人。
　　在防疫方面，受西学东渐影响，近代上海防疫工作逐步引入现代卫生理念。1863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粪秽股，专管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工作。1873年，为防止泰国及马来西亚霍乱传入，上海港开始实施检疫制度。1883年，公共租界自来水厂建成供水。至此，上海的卫生防疫体系初见端倪。
　　1907年，白喉逞凶时，一个叫“中国国民卫生会”的组织创办《卫生世界》杂志。此外，商务印书馆的语文教科书中也编入了普及卫生知识的课文。由此，上海市民对传染病的防治观念大大增强。
　　现代医学理念的普及，也在提升当时的防疫方式。1908年，在沪浙江富商沈敦和、朱葆三共同筹建“施救急痧医院”，专治白喉。施救急痧医院迁至广西路143号后，改称上海时疫医院，隶属中国红十字会，由中国红十字会总医生、爱尔兰人柯师太福就任医务主任。
　　上世纪上半叶，上海是东西方医学交流的窗口和传播中心，当时的国际卫生组织在上海亦建有分支机构。这对上海的防疫工作，如流行病学科普、防疫法规颁布、防疫机构设置、全民动员等，产生了重要且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的上海防疫档案显示，疫情应对大体上包括传染病防治、隔离、消毒、计划免疫等。例如，1916年3月，北洋政府公布传染病预防实施条例；1930年，国民政府发布关于传染病预防实施条例；1931年，工部局卫生处实施传染病报告办法，随后又陆续颁发清洁违章条例、食品卫生条例、管理公共浴室卫生规则等卫生管理法规。
　　1914年，沪南警察分厅因各处发现鼠疫，特设防疫所。1942年7月，霍乱疫势转炽，全市进行第二期防疫总动员。1947年，上海各界联合推行春季强迫种痘实施办法。
　　这一时期，颇具特色的防疫行动是国际合作。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普遍表示同情。1931年9月10日的《申报》报道：“路透社8日日内瓦电，今日午后国联议会开会，英代表提出一议案，对于中国灾民表示国联议会之同情，此案全体通过，英代表薛西尔建议国联卫生委员团应扶助中国，以应其需要，此议亦通过。”
　　与此同时，中方的救济水灾委员会在卫生防疫方面，也有意识地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交流。资料显示，国联会卫生部长拉西曼来华调研，对灾区面积、灾民总数、防疫各情形，询问甚详，并对整个防疫计划有所详商，还拟赴汉口及长江一带，实地考察灾况，从事于防疫设计。
　　此外，荷兰、埃及、瑞士等国政府和慈善机构，为中国卫生防疫捐赠大量医药用品，提供了各种帮助。《申报》对丹麦政府运药来华作了新闻报道：数十万人用之伤寒与霍乱清血浆，装成50箱，今日由丹麦取道德俄运往南京。此项药品由丹麦政府与中国，供长江灾区之用。
　　抗战爆发后，随着大批难民的涌入，上海的卫生防疫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传染病有所蔓延。抗战胜利后，上海的防疫工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尽管如此，传染病死亡人数仍占上海人口死亡人数之首。加之食品、环境等卫生状况很差，劳动卫生条件低劣，职业危害严重，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健康得不到有效保障。
　　回顾历史，才能更好地开辟未来。今天，有我们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人民的众志成城，有奋不顾身的“最美逆行者”，有更多、更好的医疗设备，我们一定会取得这场战疫的胜利。灾难不是财富，但灾难之后的反思和改进一定会变成宝贵的财富，一定能够造福于民、造福世界。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20年3月10日第12版）

荐稿人：ffy 2020-03-10  执行编辑：ffy 2020-03-10  责任编辑：tmy  20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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