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大学校长缅怀钱伟长、畅谈大学精神 

        “我的毕业证上不会再有‘钱伟长’三个字，但您，永远是我们的校长……”在上海大学哀悼老校长钱伟长的网站上，一名学生这么留言。

         1983年，钱伟长来到上海大学的前身上海工业大学——一所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工科学校担任校长，1994年，他续任新的上海大学校长，直至逝世。逝世前，他是我国年龄最大的大学校长，也是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高校校长。“钱校长”，也是钱伟长生前最喜欢的称呼。

        当钱伟长这位杰出的大学校长溘然长逝之际，许多大学校长缅怀钱老，进而深入思考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大学校长首要目标是培养人，培养“全面的人”

        2005年7月，上海大学毕业典礼，93岁高龄的钱伟长穿着大红的校长服，颤巍巍地出现了，当时他需要人搀扶走路，口齿也不清晰。但在座的上大学子，却终生难忘校长的临别赠言——“我们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我希望加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是什么，是老百姓；忧的是什么，是火箭升不了空，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多。孩子们，你们是否能记在心上？”

        全场震撼，继而大家热泪盈眶。这是钱伟长最后一次出席毕业典礼。

        钱伟长高足、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说，开学、毕业典礼每年亲躬，这是钱伟长校长留给上大校领导的“传统”。曾有人问年事已高的钱校长：每年参加开学、毕业典礼，累不累？他回答：“校长就应该亲自把自己的学生送走，送到国家的各个岗位上去！”

        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这是钱伟长作为大学校长的矢志追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大学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人才。大学应以育人为本，崇尚学术，应把人才培养和繁荣学术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

        因为耳目一新的演说词而被学生昵称为“根叔”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说：“我们是研究型大学，但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这个研究的本身也是在培养人，培养人是我们根本的任务！”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钱伟长提出，大学培养出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

        复旦大学多年来探寻“通识教育”，校长杨玉良说，推行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培养的学生，真正成为一个人格完整的人。在通识教育中，我们要告诉他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什么？世界优秀文化是什么？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站在全球视野中看待自己的国家？怎样以历史的、中国的立场看世界？

        钱伟长有句名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周哲玮说，高校对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首先就要从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开始，否则培养的人才也是“废才”“庸才”，甚至可能是“坏才”。李培根表示：大学本身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培养的人才，也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不久前公布，纪宝成表示“欢欣鼓舞”，他说：当前贯彻《纲要》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将高校发展从以外延扩张为主的轨道转到以内涵提高为主的轨道上来，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放在核心地位。

“大学校长不是官”

        钱伟长生前有诸多头衔，但他最喜欢的是“钱校长”。因为“校长不是什么官，最重要的是全身心投入。”事实上，钱伟长虽然为上海大学发展呕心沥血，但他是一名“义务校长”——在上海大学是不拿工资的，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住在学校里。

        “高校行政化”近年一直遭到诟病，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

        “我们大学存在的官气多了一些，学气少了一些。这个官气不仅表现在大学干部层面，而且甚至表现在我们一些做学问的人身上，哪怕即使是某一位学者可能完全没有领导职位，但是不等于说他脑子里面没有官气的影响。”李培根反思说。

        杨玉良并不赞同“大学行政化”这个提法，因为“行政化”的概念有些含糊。他认为，如果“行政化”指的是行政对学术的干预，那么还不如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加以区分和界定。如果“行政化”指的是大学里的官僚化倾向，那么我们应该更加鲜明地提出来并加以反对。

        他说：“我不赞成高校存在行政级别，高校行政级别的真正弊端在于，它为政府和教育行政机关过度干预高校办学自主权提供了依据，它也为大学内部管理的官僚化倾向提供了温床。”

        高校去行政化，还需较长的过程。杨玉良赞成大学里干部的任用应该消除行政级别的影响，“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合适的，就可以到合适的岗位去，包括大学校长的任用。既然校领导有行政级别，那么各级就会推演出现诸如‘教授对应于什么行政级别’的荒唐命题。高校内部要消除行政级别，首先要取消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并在学校各级干部的任用方法与过程方面都要符合大学作为学术和教育机构的特质，要坚决摈弃政府机关干部任用的习惯做法。”

大学校长应该捍卫大学精神

        钱伟长走后，举国欷歔。人们为什么如此痛惜这位老人的远去？因为他立德、立言、立行，为后辈树立良好楷模。

        纪宝成说：大学校长向钱伟长学习什么？大学校长应在“学术立校、教化树人”上下工夫，守护大学的职能和使命，弘扬追求真理的大学精神。

        近年来，有关大学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学术腐败、道德失范，个别高校负责人甚至因犯罪而锒铛入狱……大学精神的缺失，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李培根坦言，审视中国大学的精神，会发觉这方面的不足，一些学校从教育的本质上思考很少，我做校长也反省过我自己，我对教育的本质思考过多少？校长关心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指标，科研经费多少、获奖多少、论文多少，还有高校排名，做校长的压力也很大。有时不得不“屈从世俗”——这是李培根的烦恼，也是很多大学校长的共同烦恼。

        “钱伟长一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纪宝成说。

        李培根表示：“我们以前有一些好的东西，正在逐步退化。大学精神，是需要我们去坚守的，千万不能丢掉，我们不仅要坚守，还要靠这个去引领社会。”

        理想中的大学校长应该是什么样？杨玉良的答案是：大学校长，首先是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们要出来发警示之言；第二，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大学校长必须是大学使命和教育理念的坚守者；第四，他应该是一所大学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这个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证明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界自身，还是社会各界，对当前中国教育的认识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杨玉良说：当大家都能够坦诚地面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无端地指责与埋怨，这样大家会共同想方设法去解决存在的问题。

新华社记者  肖春飞  李鹏翔  李江涛  俞菀（新华社上海8月1日电）

附：以下两篇均摘自《文汇报》2010年8月3日第8版

对于当今教育现状并不满意——钱伟长晚年的两个“着急”

      一代大师钱伟长离我们而去，在缅怀他、纪念他的同时，他对中国教育的真知灼见和他在大学校长岗位上的身体力行，都再次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

      钱学森辞世后给世人留下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而钱伟长正是用他一生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大学该怎样营造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环境。上海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告诉记者，其实钱老一直试图在中国的大学里实现一种理想：重新勾勒西南联大自由活泼的教学氛围、加州理工学院积极严谨的科研氛围，如果大学校长都按照钱老的做法去做，“钱学森之问”的问号就能拉直了。

      钱伟长晚年的时候，经常会发脾气。2007年10月，在钱伟长先生95岁生日之际，记者曾有幸独家专访钱老，那成为钱老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采访中间，他有时候会突然冒出一句：为什么不听我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眼神中透露着一种着急。谈话中也听得出，他对于当今的教育现状并不满意。

      “钱老晚年的时候着急啊！”昨天，在钱伟长悼念场所，上海大学的几位老师在回忆钱老时说：让他“着急”的主要是两个——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而这也正是当今大学最棘手的任务和受到诟病最多的两个症结所在。

为教师队伍着急  “你不上课，就不是老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老师”

     专门研究钱伟长教育思想的曾文彪老师告诉记者，曾经有一所著名高校的校长问钱伟长，“你到上大20年，最得意的是什么？”钱伟长说：“用我的思想办了一所大学。”“最不满意的是什么？”“教师的水平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钱伟长把教学看得特别重。他自己的第一次教学实践，是1939年在西南联大开始的，他的老师叶企孙给了他三页讲稿，让他代课。“这三页讲稿，告诉我怎么做老师。”所以钱伟长晚年不止一次告诉学校的老师，“把教材越编越厚的不是好老师，把教材越编越薄的才是好老师。”

     如今，许多大学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钱伟长却早早提出来，经过研究生培养的年轻老师，应该首先开专题课，开与他的研究领域相关的课程。逐渐地成为副教授以后，可以开专业课。资深的老教授，应该去开基础课，“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知识面宽了，工作经验和讲课经验也丰富了。”

     钱伟长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你不上课，就不是老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老师。教学是必要的要求，而不是充分的要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钱老详尽地指出，“每年虽然讲同一门课，但应该不断变化，使一门课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我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搞科研可以帮助教师扩大眼界，晓得当代这个专业在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丰富这个学科的内容，使之不断地往前发展。”[---分页---]

     理学院、材料学院、经管学院老师记得，钱伟长90岁高龄的时候，多次接见教师，“你们老是要写多少论文，拿多少大奖，这不是目的，你要看看你为国家、为上海的建设做出了多大贡献，你们的研究成果在企业里、行业里发挥了多少引领作用，为国家解决了多少问题。”

     钱伟长其实对研究型大学的提法并不赞成。他说，“我最反对什么型什么型，每个教师既要搞科研也要搞教学，怎么把教学科研分开呢？这样的定位有问题。因为你是办大学。”

为人才培养着急  “要培养全面的人，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

     2005年，钱伟长最后一次出现在上海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当时聆听过钱老演讲的毕业生都还记得钱老那番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动情呼唤——“你们说天下是什么？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国家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忧过没有？”钱校长老泪纵横。

     “其实，这是他对人才培养现状，甚至是对整个社会现实发出的呐喊。”在曾文彪看来，这不仅是一种希冀，可能更是一种无奈。随着大学的扩招，整个人才培养出现浮躁情绪，钱老看在眼里非常着急，他希望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要心中装着老百姓。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钱老一贯的主张。钱伟长认为，培养创新精神的人有一条要自学，一个没有自学精神的人是不会有创造力的。大学不是教给学生一脑子的知识，而是教会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毕业的时候，他带着‘一肚皮问题’离开学校，那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

     上海城建集团副总裁周文波始终记得，当年他以职工大学的文凭作为工厂的委培生考上钱伟长的研究生，是钱老给了他自信：“不管你以前学什么，你有一线工作经验，要把知识和应用结合起来。”“应用”，是钱老一辈子挂在嘴边的话。钱老传递给他“科研要解决问题”的思路，周文波的硕士论文就选择了地铁盾构为研究方向，一边在一线解决问题，一边总结成论文。

     钱伟长对于大学的培养目标有精辟总结——“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家。”    本报记者  李雪林

钱伟长的三个“反对”

        反对文理分科，反对一考定终身，反对划分重点非重点学校——在钱伟长的教育思想中，有人帮他总结了三个“反对”。这些渗透进了对整个教育现状的反思。

反对文理分科

     1931年，钱伟长以中文、历史两个100分成绩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入学第三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为了“科学救国”，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理，转到物理系学习，他最终成长为力学大师。

     “在现在，一个文科生去学理科，几乎是遥不可及。”在回忆钱老的时候，一些老师说。

     上世纪80年代，中学刚刚开始文理分科时，钱伟长就坚决反对，“把历史、地理从理科生的课程中剔除出去，不学历史不学地理，怎么让学生爱国？”

反对一考定终身

     1931年，钱伟长同时考中了清华大学、唐山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听从叔父钱穆的话，他进入了清华大学。“我的经验使我一贯反对一考定终身。”钱伟长坚决反对中小学教育“围绕高考指挥棒转，让分数牵着鼻子跑”。

     1993年，本报曾报道上海工业大学打破一考定终身，面向社会自主招生，这是钱伟长力推的一次彻底的自主招生，根据会考成绩选拔学生，在高考前一个月发放录取通知书，考生可以不参加高考。

     因为“必须要参加高考”的底线不能突破，上海工业大学1993年的招生办法只用过一次就被搁置了。

反对用重点非重点划分学校

     钱伟长认为，不管是大学，还是中小学，都不应该划分重点非重点，因为，国家的发展不只是需要单纯培养几个拔尖人才，任何一所学校都承担着培养未来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任务，如果依据重点中学非重点中学来决定资金分配的多少，则违背了教育的目的。

    本报记者  李雪林

推荐人：Lry      2010-08-03       执行编辑：tmy  2010.8.3        责任编辑： zjy    201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