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掘起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作支撑 否则，很难在这个全球化的舞台上保持自己的从容与独立。而只有在全面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自信，做人的自信和国家的自信。
　　传统是割不断的，它跟现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最扎实的根基就是在它的传统里面，所以传统决不是现代化的阻力。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西方走向现代化有两个大的事件，一个是文艺复兴，一个是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是要冲破欧洲中世纪神权决定一切的文化。那么从哪儿去找力量?去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就是要倡导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化。
　　启蒙运动也反对这种中世纪文化，它和文艺复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大量地汲取了东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当时西方宗教改革以后，有一批传教士来到了东方。其中一些人到了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正是这些人把东方的文化传回了西方。到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时候，他们把很多中国的典籍也带回去了，像《周易》、《论语》、《史记》这样一些典籍当时都被翻译过去，在西方社会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它们让西方的改革者看到了一条理想的途径。在当时西方人的眼里，中国是以道德而不是神权来治理国家的，而这正是西方改革者所向往的。所以在那时，中国是西方人心中最理想的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走向近代、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不仅从它自己的传统文化里汲取了营养，还从外来的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它的近代文明是在汲取了这两个方面的营养以后，再创造的。它并没有割断自己的历史，并没有抛弃自己的传统。
　　这对我们来说很有借鉴意义。对中国人来讲，认同、接受传统文化，其实有两个最大的思想障碍。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提出来的，当时认为中国文化最缺乏的两个东西——一个德先生、一个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所以一谈到我们要走向现代化，都认为必须抛弃中国的传统。
　　这种看法其实是需要重新来检讨的。人们往往认为西方文化中本来就有民主，但实际上，西方近代的民主也是在接受传统和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并不是古已有之。而中国古代反而有很多这方面的思想萌芽，比如“民为邦本”，“民为贵”，西方人都能够用这些思想发展出他们近代的民主思想，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够呢?
　　我们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像我们一般的印象那样，是绝对的专制主义。确实，皇帝是有最后的决策大权，但还有各方面的制度对他进行约束和规定，并不是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1993年我到韩国去做考察，想看看儒家思想在现代韩国还有什么影响。我从韩国的民法和刑法里面发现了一条针对窝藏罪的条文。窝藏罪就是不仅偷的人要治罪，窝藏的人也要治罪，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窝藏者是犯罪者的父母，或者是他的子女，则可以从轻发落。这个条文马上让我想到了《论语》里面的一句话，“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也”。我们自己是怎么做的呢？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父母要揭发子女，子女要揭发父母，这个阶级立场要坚定，哪能互相包庇?
　　在韩国的刑法当中又有另外一条，伤害罪。父母伤害子女，子女伤害父母，不仅要判罪，而且要重判。很显然，韩国是将儒家的思想运用在情与法的关系里面了。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儒家思想里，血缘关系是很重要的，家庭和谐了，社会也和谐了；家庭混乱了，这个社会也和谐不起来；如果一个人在家里都不尊重、爱护老人，那么到了社会上也不可能尊重、爱护别人。这是儒家的道理，推己及人啊！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家庭里面对长辈的尊敬，要父慈子孝。这种观念应该根植在人们心中，在法律上也要体现出来。
　　现在的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思考，而在韩国这种思考己经在法律里体现出来了。怎样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传统？这确实需要我们来认真思考。

　　（全文转自〈作家文摘〉2007年8月14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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