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一书中，把“命”比作“船”，把“运”比作“河”，认为“船只能在河里走”。说得一点不错。中国的改革开放如同大江浩荡东去，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掉队，如舟一般与江水一同前行。

1978年，我已届不惑，正在家乡苏州的工人业余大学里为工人师傅讲授“材料力学”课程。年初，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同志在大力整顿铁路之后签发文件，责成有关部门要把文革期间流失的铁路专业人才找回来。于是，就在这一年，我得以回到此前任教的上海铁道学院。

1986年7月，万里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现代化管理研讨班的全国62个铁路分局的分局长和28个大站的站长，并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铁路改革座谈。开会刚入座，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丁关根同志便在扩音机里喊我的名字，我忐忑不安地走上前，原来万里同志在报纸上读到了我撰写的《铁路大包干的由来及其在实践和理论上的重要意义》，那张报纸就摊开在他的面前。万里同志先问我年纪多大、哪个学校毕业，然后表扬我写了一篇好文章。这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篇章，鼓励我不断进取。

1994年，我参加了对《京沪高速铁路重大技术经济问题前期研究报告》的评审。这一研究课题揭开了京沪高速铁路建设的序幕。我仍记得，那次评审组组长是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同志。现在马洪同志已经故去，而京沪高速铁路在今年已全面开工建设。

1996年4月24日，在我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上海铁道大学城市轨道交通学院成立。这是全国第一所城市轨道交通学院，并由我兼任院长(当时我已担任分管科研的副校长)。

2000年5月，上海铁道大学与同济大学合并组建新同济大学，我不再担任领导工作，专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11月我办理了退休手续，但至今仍是同济大学《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杂志社中的一员，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因此在2008年9月我被授予“2006—2008年上海市高校退管系统老有所为精英奖”。

今年，我已虚龄70。回想祖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从当了16年的助教成长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黑七类”子女转变为中共党员和领导干部，再看国家如今快速发展的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真有“天翻地覆慨而慷”之感。我庆幸生于斯、长于斯。

                                       (全文转自2008年12月18日《解放日报》第33版)

作者孙章：中共党员，教授，现任同济大学《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杂志社社长。曾先后任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副院长、上海铁道学院副院长、上海铁道大学副校长。（108摘编）

   荐稿人：108  日期：2008-12-20  Sjbjct：118  日期：200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