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蟾舞台（即今天蟾逸夫舞台）

     1946年下半年，熊瑾玎、朱端绶重返机关旧址时在房间内合影（祝华 摄）

中共六大后中共政治局机关所在地，摄于1946年8月

“福兴商号”室内复原图

　　一处旧址就是一段历史。上海市中心的云南中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马路，在繁华的人民广场商圈。在云南中路171-173号有一处曾经叱咤风云的地下党中央机关——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1928年秋至1931年4月，这里作为中央政治局机关持续了近3年。在大革命低潮时期，该处是共产党在上海存在时间最长、层次最高、中央领导人到过次数最多的一处机关。
　　一段往事就是一种力量。如今，该旧址已开放，以形象互动的展陈，让观众穿越时光去体悟当时险峻环境下的信仰弥坚。

　　“福兴商号”老板和老板娘

　　1927年4月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但武汉旋即发生“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同年10月中共中央被迫迁回上海。
　　在白色恐怖的险恶年代，要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找到一处秘密的党中央办公机关着实不易。经审慎考虑，党中央将这一任务交给熊瑾玎去完成。他富有理财经验，又善于交友，对革命忠诚。1928年4月，熊瑾玎由汉口转移至上海后经李维汉接上了组织关系，几经奔波找房，终于在公共租界沪中区四马路（今福州路）云南路口447号租下一处坐西面东的二层临街房子。这一排普通民居的底楼为生黎医院，隔壁是至今存留的天蟾舞台，剧院西侧一条小弄堂的后门，有一个水泥楼梯可以直接进入二楼房间，不必经过底层的生黎医院，对面有一座妓院，可谓是公共租界灯红酒绿的混杂之地。
　　根据周恩来提出的白区工作要坚持社会化和职业化的原则，熊瑾玎在房子外面挂起“福兴商号”的招牌，以商人身份经营湖南纱布，平时在机关内坐庄忙于接洽各种经营业务，与各界人士打交道。中共六大后熊瑾玎担任中共中央的第一任总会计，为筹集经费和建立联络点，他开了三家酒店、一个钱庄，还同毛泽民经营了“集成印刷厂”，同钱之光经营了一个织绸厂，与曹子建经营了一个小洋货店，还入股一家大型布店。这些经营收入，他都拿来用作共产党的活动经费，自己则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
　　为了便于工作和掩护革命活动，熊瑾玎报请中央审查批准之后，该年夏天将在汉口互济会工作的朱端绶调来协助他工作。朱端绶1924年曾在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就读，而此时熊瑾玎担任该校校委，因而对朱端绶的勤学聪慧留有深刻的印象。在上海相处的几个月中，两人朝夕相处，建立了真挚的感情。熊瑾玎见这位年轻俏丽的姑娘竟有较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高纯的品格，内心爱意渐浓。周恩来了解这些情况后，有意促成他们的婚事。这年中秋之夜，周恩来与李维汉、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福兴商号”开过会后，熊瑾玎与朱端绶在四马路川菜馆筹办了一席酒菜，大家一起饮酒赏月。席间周恩来提议说：“瑾玎同志是我们革命的‘老板’，现在还要有一位机灵的‘老板娘’。我看端绶同志担任这个角色很合适。”李维汉、邓小平等均附议赞成。朱端绶腼腆地说：“如果党需要我这样做，我就一定当好‘老板娘’。”从此，“老板”和“老板娘”在党内叫开了。熊、朱两人成为眷属后，熊瑾玎特赋诗赠予妻子以表心迹。诗曰：“少小朱家子，超然思不群。操劳孟慎德，俊丽卓文君。一见情如故，相亲意更殷。同心今缔结，共度百年春。”新中国成立后，朱端绶在《自传》中也回忆：“瑾玎对我一往情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曾来做我的工作。同瑾玎一起‘生活’了3个月，我看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真心实意的人……从此我和瑾玎携手前进，并肩战斗了45年。”
　　为了确保机关的绝对安全，夫妇俩防范十分周密，平时不忘记以在窗口或门口挂篮子等方式作为联络警示信号。熊瑾玎白天做生意，干革命，晚上忙着秘密工作，常常彻夜不眠。“老板娘”朱端绶则跑交通、洗印抄送文件，在开会时烧开水、做饭等。朱端绶曾回忆说，自己外出送文件时特别小心，有时将文件藏在小孩尿布里。

　　叱咤风云的中枢机关

　　中共六大后，党中央在上海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进行艰难的组织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中共中央各部门相继秘密建立起来。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秘密机关设于成都北路爱文义路小菜场旁两层楼内，部长先后是周恩来、罗登贤。中共中央军事部秘密机关设于上海法租界新闸路经远里。而云南路“福兴商号”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是中枢机关。
　　“福兴商号”二楼楼面有三间，约100平方米，可作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场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几乎都在这个机关内召开。开常委会人少，用一间；政治局扩大会人多，两间房子都用上。会议的内容是事先定好的，都是些带有全局性、重大的事项，如工人运动、国内形势、经济问题、应对局势的策略、方针及工作方法等。一些党内问题，如顺直省委、江苏省委问题的解决，中央对各地红军发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准备工作，均在此讨论、酝酿。
　　中共六大后的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五人组成，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的向忠发，其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限，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起主要决策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在1928年11月初由莫斯科回国，政治局会议立即决定：“新中央的工作计划由豪(周恩来)起草提出。”当时前来云南路出席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人员，据李维汉、黄玠然的回忆，有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瞿秋白、彭湃、邓小平、黄文容、李维汉、徐钧根、顾顺章、李富春、关向应、罗登贤等。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几乎每天来这里办公。
　　时任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提及当年开会的情景：“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窗前有只小桌子，供开会记录用。”曾出席过几次“福兴布庄”内举行的政治局会议的黄玠然也谈到，每次讨论的问题都由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同志作中心发言，其他同志围绕发言谈看法、意见。发言最多的是周恩来，他了解情况多，分管的工作多，准备又充分，事先写好发言提纲，发言中涉及最多的是苏区工作和军事斗争。
　　那时，邓小平担任中共六大后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也常来这里布置党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秘书处，下设文书科、内交科、外交科、会计科和翻译科共五个科。工作范围包括中央文件的刻印、密写、收发和分送，中央和顺直、满洲、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党组织的联系，建立全国秘密交通网，党的经费收集、汇兑和管理，以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可谓环境险恶，事情繁杂，任务艰巨，邓小平充分发挥了他“一号大秘”的才干。
　　邓小平办事机敏干练。他以杂货店老板、古董店老板等职业为掩护展开工作，这些店铺实际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中央领导人经常需要变换居住点和改名换姓。领导人之间彼此不知道住处，秘书长邓小平则要掌握所有中央领导人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地址。并且，也只能由他一个人掌握。
　　因此，邓小平对上海的大街小巷、纵横交错的弄堂非常熟悉。新中国成立后视察上海时，他还能叫出很多街道的旧名。在上海的工作相当危险。邓小平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他曾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1928年4月15日上午，邓小平与罗亦农接头。两人谈完工作，邓小平刚走出房屋的后门，租界巡捕就从前门闯入。他看见门外一名扮成鞋匠的中央特科成员悄悄用手一指，就知道出事了，马上快步跑开。还有一次，中央特科得知租界巡捕发现了周恩来寓所，就让相关人员紧急撤离，但同住的邓小平因外出办事无法通知。当邓小平返回时，刚敲门想进去，屋里搜查者中的一名中央特科内线故意答应一声，他一听门内的声音不对，立即转身就走。事隔多年之后，邓小平还回忆此情形：“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
　　在沪工作期间，邓小平和张锡瑗结成夫妻。张锡瑗与邓小平既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又是在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同事，两人志同道合，情趣相投。1928年春节后的一天，他们的简朴婚礼在上海广西路（今广西中路）四川馆子“聚丰园”举行，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30多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参加。此后半年多，邓小平夫妇与周恩来夫妇一起住在一幢石库门房屋里，周恩来、邓颖超住在楼上，邓小平、张锡瑗住在楼下。逢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去外地办事，张锡瑗就会在夜里到楼上陪伴邓颖超。
　　1929年夏，邓小平按照党的指示，告别妻子张锡瑗，作为党中央代表秘密前往广西，与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百色起义，开辟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邓小平奉命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准备分娩。后来，孩子难产，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可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因当时医疗条件所限，张锡瑗不幸早逝，孩子不久也夭折。邓小平强忍悲痛毅然重返广西前线。同年2月初至4月，他秘密回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在上海又工作了两个月。
　　邓小平回忆这段经历，很低调地说：“我23岁就当中央秘书长。要讲马列主义水平，说实在的，马列主义的书看得不多，经验也不多。刚从国外回来，担任中央秘书长，这是个不低的岗位，但还是承担起来了。”

　　繁华深处的革命印迹

　　这一高度机密的中央枢纽机构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存在达3年之久。直至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经钱壮飞火速密报，周恩来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指示党中央秘书黄文容及时通知熊瑾玎夫妇转移出去，使党中央机关免遭破坏。夫妻俩迅速将中央文件等转移至法租界一幢楼房里，“福兴商号”结束了秘密使命。当他们搬走3天后，即有巡捕到生黎医院打听楼上住户熊老板的去处。
　　1946年下半年，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对外称“周公馆”）工作生活期间，有一次见到熊瑾玎夫妇。周恩来非常高兴对他们说：“你们应去看看当年的旧址（即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这次不去，不知何时能再来上海。”周恩来还嘱咐周公馆的工作人员祝华驾车陪同他们前往旧址。夫妇两人来到旧址，遇见了当年几户老居民，还特地在旧址屋内和门口摄影留念。朱端绶将这几张照片一直珍藏在身边。后中共党组织安排他俩撤离上海回延安，为防止路途上被敌人搜去，朱端绶将这些照片缝在棉衣的夹缝里安全地带到延安，一直珍藏了近半个世纪才捐赠给纪念馆。
　　周恩来没有忘记他们的功劳。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为他们出具了一份亲笔证明：“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同志担任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岁月疾驰，直至1979年10月，相关工作人员访问了生黎医院的周生赉医生，并在1939年8月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中，查得云南中路173号为生黎医院，而173号以前就是云南路447号。并与朱端绶珍藏的照片核对，由此锁定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的确切位置。
　　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是上海市具有重要价值的革命史迹，如今，按“修旧如故，恢复原貌”原则，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已完成修缮并对外开放。
　　革命风云不曾远去，繁华城市深处的红色基因隽永长存。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21年1月7日第10版）

荐稿人：lry  2021-01-07 执行编辑：ffy 2021-01-08  责任编辑：zjy  2021-01-08

《同济大学关心下一代网站》 欢迎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