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新春来。

——歌曲《红梅赞》

　重庆歌乐山雕塑。 　　影像中国

人们还崇敬着江姐吗？还会为小萝卜头落泪吗？今天的年轻人还能理解红岩英烈无悔的牺牲与奉献吗？

答案是肯定的。

一本《红岩》，是新中国几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来到重庆，谁不想去红岩看看呢？2018年到2020年，有2390万人次来重庆看红岩、忆红岩。红岩，依然是国内人气最高的红色景点之一。

歌乐山上

一支铅笔与一面红旗

重庆被称为山城，大山名山数不胜数，然而最知名的还属歌乐山。这里山林茂密、绿意盎然，还有清泉蜿蜒流过，被称作重庆主城的“绿肺”。但歌乐山享誉国内的名气和荣誉，是源于70年前的那一场惨烈牺牲。

行至歌乐山山腰，便能看到白公馆了，这里地形险要而隐蔽，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后被改为军统本部的看守所。十余间住房成了牢房，地下储藏室成了地牢，防空洞成了专门审讯拷打革命者的刑讯洞。

这里的大门终年关闭，只留了一扇侧门供人进出。在这座紧闭的监牢内，发生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人人都知道的小萝卜头，原名宋振中，父母亲都是地下党员。1941年，才8个月大的他随父母被抓，从此被囚白公馆。由于缺乏营养，他长得头大身小，难友们都亲切地叫他“小萝卜头”。他利用年龄小，相对自由的条件为难友们传信、递字条，深得大家的喜爱。8岁过生日的时候，狱友黄显声将军送给他一支红蓝颜色的铅笔，他一直舍不得用。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挖出他的遗体，小手里还紧紧握着这支铅笔。

1949年10月1日，重庆尚未解放，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白公馆。关押在同一间牢房的罗广斌、丁地平、陈然、王朴、刘国鋕5人激动万分，商议做一面自己的五星红旗，等解放的那天打着红旗冲出去迎接胜利。他们拿出一床红色的被面，几张黄草纸，通过自己的想象做好红旗，把它藏在了地板下面，还创作了一首诗“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在当年11月27日，除罗广斌、毛晓初策反看守成功脱险，其他人都倒在了黎明前。

重庆歌乐山渣滓洞。 　　影像中国

渣滓洞看守所，距离白公馆不算远。这里原本是一个小煤窑，废渣很多，所以被叫做渣滓洞煤窑。1943年，军统特务看上了此地的特殊地形，将其改为看守所，关押白公馆迁移来的“政治犯”。

红岩小说中“江姐”江雪琴的原型江竹筠，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后，就一直被关押在这里。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江姐始终咬紧着牙关。她被一无所获恼羞成怒的敌人秘密杀害时，年仅29岁。

11月27日，离重庆解放只有3天，国民党反动派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实行集体大屠杀。180余人殉难，仅15人脱险。这些烈士挺过无数非人的折磨，至死都不曾出卖组织、投靠敌人。

歌乐山不曾言语，人们却记住了这一句话：“他们在烈火中永生。”

红色三岩

红石头有了新含义

红岩本是一处地名，位于嘉陵江边。这里的地质结构主要由侏罗纪红色页岩组成，地形酷似伸向嘉陵江边的山嘴，因此又叫红岩嘴。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重庆成立。因为城区住房不够，在日机轰炸下很不安全，就搬到了这里，门牌号为红岩嘴13号。

红岩，普普通通的红石头，从此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

驱车转过几个山弯，来到红岩村52号，半山上的红岩革命纪念馆巍然映入眼帘。这座纪念馆外形就像一块巨大的红色岩石，象征着红岩英烈们的坚毅、勇敢、不屈……

纪念馆二层是常设展览“千秋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陈列”。2400平方米的展厅内，包括“共赴国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雾都明灯—中共中央南方局驻足红岩”等10个部分，展出了600多张珍贵历史照片和300多件展品。

“在那个时代，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都被红岩吸引而来。他们追求的绝不是物质享受。当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条件极其艰苦：吃的方面，水要到两公里外去挑，蔬菜全靠自己种，荤腥一个月难见一次；穿的方面，抗战八年每个人只发了两套粗布单军装。”讲解员黄真彦介绍，展出的这套米黄色小西装、藏青色中长裙，今天看来非常朴素了，在那个时候是红岩所有女同志们唯一高档的“公用礼服”。

红岩、曾家岩、虎头岩，被合称为“红色三岩”。虎头岩便是《新华日报》总馆所在地。《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机关报，有着“新华方面军”的美称。在红岩革命纪念馆展厅内有一台印刷机，便是当年印制《新华日报》的机器，它都被反动派“逮捕”“扣押”过。现在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也是红岩革命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曾家岩50号，它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总建筑面积882平方米。1939年邓颖超以周恩来的名义转租了一、三层和二层东侧的几间房屋，对外称“周公馆”，作为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城内的主要办公点。

红岩、曾家岩、虎头岩，都少不了特务的监视、敌人的破坏。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和巩固而不懈努力。

目前，重庆正整合“红色三岩”革命遗址，规划建设占地面积50.5万平方米的红岩文化公园。

今日红岩

依然闪烁着不朽光辉

“红岩精神包含了奋斗、奉献、坚强等优秀品质，是一种活生生的理念。我们从来没有把它挂起来凭吊追忆，而是提炼成为当代人可以学习借鉴的成长养分。红岩的故事，放到时代的洪流中去看，依然闪烁着不朽光辉。”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马奇柯说，去年，他们打造了红岩特色思政课“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红岩革命故事展演”剧目，由博物馆工作人员自编自导自演，去年9月在重庆大学首演以来，收到北京、湖北、贵州等多地高校邀请，展演近百场。“我留意过，现场有太多人热泪盈眶。”马奇柯说。

去年，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开展了一次特别的“寻找红岩发声人”活动。红岩文化爱好者通过官方网站和电话报名，以自己的角度和感受，讲述红岩故事。其中的优秀作品在广播电台和网站转播，报名者人数远超预期，涵盖了各个年龄层次。“这说明红岩的魅力依然是全方位的，所有年龄段的观众都可以体会，并发自内心地去热爱。”马奇柯说。

借助新的传播媒介，红岩故事也在不断翻新讲述方式。移动博物馆、微型博物馆、“24小时博物馆”等传播形式将陆续登台。

在红岩革命纪念馆的数字体验厅里，3D影像和VR技术已经实现应用，让参观者身临其境，感受1938年的山城。戴上眼镜，眼前是青砖黑瓦的破旧城市，水面上有小舟驶过，耳旁有市井之声。舒缓节奏突变，防空警报大作，几声轰响之后，民房在火光中变成废墟……

展品巨型油画《周恩来和他的朋友们》也有了新的“数字版”：一面7.2米宽、1.4米高的数字屏。“点击屏幕，手指处的人物简介、照片和历史故事就跳了出来，带来沉浸式观展体验。”黄真彦说，在此处停留的游客最多，时间也最长。

在恒温恒湿的保管室内，工作人员正戴着塑胶手套，归档整理着一件件珍贵的红岩文物。“我馆藏品超过10万件，其中有3608件珍贵文物。”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徐康介绍，这些红岩珍品讲述的，都是可歌可泣的故事—

有江姐（江竹筠）得知丈夫牺牲后的家信，她说：“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的活着……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

有周恩来同志“皖南事变”后写的一封斗志昂扬的信：“我们大家并不以此为烦恼……同志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不要急，伟大的时代长得很……”

《红岩》的真，历史为证

   《人民日报》记者 蒋云龙

白公馆、渣滓洞，以江姐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们身陷囹圄，仍与穷途末路的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一本小说《红岩》，将这个残酷又伟大的故事记录下来，传播开来。这本出版于1961年的长篇小说，发行量早已超过1000万册。

　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展出的不同版本的《红岩》。 　　安源摄（影像中国）

“《红岩》之所以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正因为书中的人物、故事和精神均来源于真实的历史。”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说，“重庆解放28天后，在敌人大屠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的罗广斌不顾身体的伤痛，以顽强的毅力写下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1950年1月中旬，从渣滓洞逃生的刘德彬和罗广斌汇编了《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罗广斌写了《血染白公馆》，刘德彬写了《火烧渣滓洞》。曾被捕囚禁于渣滓洞的杨益言参与了校对文稿。

一次，罗广斌与刘德彬谈天，不知不觉间就说到往事。“下川东被捕20多个党员，如今只剩下我一个。我终身都无法忘记老彭、江姐……”刘德彬回忆起牺牲的战友。“江姐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她的儿子彭云寄养在蒋一苇家中时，陈然经常去看他……”罗广斌接着刘德彬的话茬儿。说着说着，他们又叫来了杨益言。“咱们自己来写点东西，你俩觉得怎么样？”罗广斌说。刘德彬总是忘不了往日的战友，他早就有写作的冲动。杨益言也极力赞同。

三人就到罗家碰头，利用下班时间在一起讨论，整理资料，常常通宵达旦地加班。到1956年秋时，材料已经差不多了，可以集中时间动笔写作了，可找写作的地方很困难。罗广斌将情况向市委汇报后，市委非常支持，给他们找了房子，还批准了半年的创作假，让他们脱产创作。

三人共同讨论确定了作品的主题、人物、材料的详略，然后，根据各自经历分工写作。罗广斌写《挺进报》《小萝卜头》，刘德彬写《江竹筠》《云雾山》《春节联欢》，杨益言写《饮水斗争》。

年底，这本暂定名为《禁锢的世界》的50万字初稿完成。1957年2月19日，《江竹筠》《云雾山》《小萝卜头》等篇目在《重庆团讯》第三期上开始连载。同年7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江姐在狱中》。1958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专门刊载革命回忆录丛书《红旗飘飘》，又发表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这些作品发表后，在社会各界引发极大的反响，也有很多人提出不同的建议和意见。为精益求精，罗广斌、杨益言对全文又进行了多次修改，不再参与写作的刘德彬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素材。经过多次修改后，中国青年出版社通知可以正式出版了。罗广斌立即向重庆市委汇报并请示：书名怎么定？

“对此，重庆市委常委会专门进行了讨论。当时的市委书记任白戈提出：这本书不仅是反映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的狱中斗争，而且是国统区地下党工作的缩影，牺牲的革命烈士是在当年南方局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书名可以考虑用八路军、南方局所在的地名‘红岩’，这是对一段革命历史的体现。”王浩说。

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小说《红岩》后，多地都出现排队买《红岩》的景象。小说还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在全世界发行。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相继问世。快板书、京韵大鼓等各剧种，诗歌、散文、版画等艺术形式，都利用红岩资源进行过二度创作。

“21世纪以来，红岩精神内涵也不断拓展。《红岩》表现出与时代发展的极大关联性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王浩说。

荐稿人：xscclf 2021-04-09  执行编辑：xscclf 2021-04-09  责任编辑：zjy 202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