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日本在中国建立了外交口的专门特务情报机构“特别调查所”，因该机关创建以来，一直是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后来升为总领事的岩井英一负责，又被称为“岩井公馆”。

      岩井英一不可能事必躬亲，便把主持“岩井公馆”的任务交给了“值得信赖的好朋友”袁殊。

      日本人没有想到，袁殊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明为中统，暗为军统，实为中共

         岩井英一是中国通，他虽然职位不很高，权利却很大，在上海的日本和汪伪特务组织的活动经费全部由他掌握核发，他还有着强烈的政治野心，图谋爬上日本外务相的宝座，因此，对运作这一特务机关非常卖力。

      但岩井英一毕竟还有领事馆的其他事情要做，不可能整天围着“岩井公馆”转，便想寻找一名得力助手，代他具体管理和运作“岩井公馆”。

         这名“中国通”深知“以华制华”的重要性，他认为，在收集中国的情报方面，一名忠实的中国人要比十名日本人起到的作用都要大，于是，几经筛选，“能干可靠”的袁殊便进入了他的视线。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幼年随母迁来上海浦东，1929年留学日本，1931年经潘汉年介绍，年仅20岁的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情报组织“中央特科”的一员。

         袁殊在情报工作中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

         1933年，袁殊奉派打入国民党上海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主持的特务组织“干社”。1935年的一天，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代局长华而托在上海活动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从他的笔记本中，特务们发现了袁殊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袁殊随之被捕。

         幸好华而托没有出卖袁殊，袁殊也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再加上组织多方营救，军统特务释放了他。

         袁殊出狱后，再次赴日留学，1936年西安事变后回国。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知道袁殊是日本通，想利用他和日本人拉关系，就请他加入军统，袁殊请示潘汉年，潘汉年表示同意，于是，袁殊又成为军统国际情报组组长。

         1939年，投靠日本的汉奸特务李士群、丁默村在主子的指使下，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成立特工总部，在租界内掀起白色恐怖。袁殊决心消灭“76号”这个魔窟，就组织一批工人，准备挖地道安放炸药，将之炸毁。不料，已经秘密投靠汪精卫的军统上海组组长王天木将袁殊出卖，袁殊随后被“76号”逮捕，并准备立即将他处决。

岩井挑中了他

         危急时刻，潘汉年叫袁殊的妻子马景星立刻去找岩井英一设法。

         原来，袁殊利用记者身份，早就结识了岩井英一，并成功打入了日方情报机构。岩井钦佩袁殊的才干，称他是“值得信赖的好朋友”，久想拉为己用，这正是“天赐良机”，岩井当即亲自赶到“76号”要人。李士群、丁默村见了岩井，连个屁也不敢放，只得把袁殊交给他带走。

         岩井亲自给袁殊设宴压惊，并透漏了准备请他帮助主持“岩井公馆”的想法，袁殊回答说：“兹事体大，容我想一下。”

         袁殊随即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权衡全局，同意了。于是，袁殊发表了亲日的《兴亚建国论》，同时根据潘汉年指令，在“岩井公馆”内成立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并担任总干事，公开当了“汉奸”。

         钻进敌人的“心脏”进行抗日活动，这是件十分危险的事，必须有一批绝对可靠的共产党员作帮手。

         潘汉年随即向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求援，李克农随即安排了桂林《救亡日报》经理、共产党员翁从六和《救亡日报》电台台长彭克平来到上海。不久，名记者、国新社香港分社社长、共产党员恽逸群，在香港被日军攻占后也被派来上海，被组织上安排在“岩井公馆”工作。

“岩井公馆”与汪精卫分庭抗礼

         “岩井公馆”的活动，可概括为四方面：政治、情报、文化、武装，四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在“岩井公馆”的四幢楼房内工作，互相交叉沟通。

         政治活动由“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负责，主要是针对汪精卫。

        “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亲善”、“共存共荣”的调子比汪精卫唱得还高，和汪精卫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

         汪精卫是日本人一手扶植的，为什么日本人又容许“岩井公馆”和汪精卫并立抗争呢？原来，日本人一向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既要扶植汪精卫，又担心汪精卫势力壮大后会“奴大欺主”，不听指挥，因此需要有另外一股力量来进行牵制。

         又因为汪精卫是日本陆军扶植的，外务省的一派在中国沦陷区没有获得多少权益，就想扶植一股汉奸势力来为他们争得权益。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袁殊的“兴亚建国运动”声势越来越大。

为我党提供情报提供经费

         情报活动主要由袁殊负责，他几乎每周都将自己和手下收集到的真真假假的各种情报，经过仔细筛选后提供给岩井英一。

         每当“76号”侦知中共地下抗日组织的活动，中共地下党便迅速通知袁殊，让他立即上报岩井英一。

         有时，中共地下党有意在租界内外布置一些假机关，或者放上几册文件，让袁殊他们“侦悉”，作为夸耀和报功的资本。

         这样，在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袁殊成为日特机关中效率高、能量大的实力人物，取得了岩井英一和日本外交高层的信任。

         另一幢房屋是“上海编译社”的所在，它是新闻、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总汇，由编译社社长恽逸群主持。他率领多名编辑、翻译人员，又组织社外的作家，为“岩井公馆”所属的《新中国报》提供各种著译稿件，还成立了“自修大学”，为社会失学青年提供受教育的机会，由恽逸群任教务长。

         还有一幢房子是“自强学院”的所在。它实际是一个军事组织，专门培养特工人员。几十名学员都是从青帮、洪帮等黑社会组织挑选而来，除保卫“岩井公馆”外，还组成一支由袁殊率领的武装队伍，执行“特种”任务，使神秘的“岩井公馆”增添了一份肃杀之气。

         看到“岩井公馆”的文武事业日益兴旺壮大，岩井英一满怀高兴，更加信任和依赖袁殊，每月拨给袁殊大量“军票”（日本侵略者专门在沦陷区发行的一种没有准备金的纸币，以搜刮中国人民的血汗，供应日本部队和机关的开支）。

         “岩井公馆”经费充足，翁从六就每月拨出一笔钱送交潘汉年，作其活动经费。

         更有趣的是，“岩井公馆”的各个办公室里，都悬挂着袁殊手书的“忠诚”二字。

情报无价

         中共上海地下党安排袁殊等人打进“岩井公馆”，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掩护地下党的电台。

         “岩井公馆”设有多个秘密电台，袁殊等共产党人主持“岩井公馆”后，每天抄收延安、重庆的广播，除抄送一份给日本人外，还提供给潘汉年和地下党；地下党有重要情报要发往延安，也经常由“岩井公馆”的秘密电台在深夜偷偷拍发。

         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延安党中央和上海地下党的电波联系从未中断过。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中共中央当时地处偏僻的延安，远离上海、南京、重庆等情报中心，正急待掌握日伪蒋等各方面的情报。上海当时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中共隐蔽战线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在这之前，潘汉年已派关露打进“76号”，再有袁殊等人进入日本人的活动圈子，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

         在“岩井公馆”及“汉奸”外衣的掩护下，袁殊、恽逸群、翁从六等共产党员冒着极大危险，将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

         其中有：

    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

    1941年6月13日，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报告，苏共中央为此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

    1942年初，确定日军南进，苏联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

    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

    建立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

    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粟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

         后来，袁殊又兼任了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一系列伪职。

         袁殊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从1939年主持“岩井公馆”到1945年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过任何意外。

为地下党开了一家小银行

         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现了大批从天上飞来的、地下钻出的国民党官员，像饿虎扑食般争抢敌产，把日本人和汉奸留下的汽车、洋房、金钞、妻妾、货物攫为己有，顷刻间成为发“胜利财”的暴发户。袁殊目睹这一切，意识到必须赶紧把“岩井公馆”的大量财产处理掉，以免落入国民党贪官污吏之手。

         他们随即着手清理、遣散人员，把所属十多个单位的财产集中起来。

         袁殊和恽逸群乘小汽车来到西藏路上的联华银行，把3只沉甸甸的大皮箱寄存在这家银行的仓库里。3天后，他们避过了国民党接收人员的侦查，取走皮箱，全部交给了地下党。

         3只皮箱中装满了黄金、外币和房地契、银行单据等，价值近千万元，地下党用这笔财富开了一家小银行。

         抗战胜利了，国民党给袁殊他们加上了“汉奸”的罪名，党立即安排他们到解放区去。

         袁殊随即把敌伪留下的枪械、弹药装了几只木船，和翁从六等人一起奔往苏北解放区，恽逸群随后也离开了上海。

         自此，“岩井公馆”走进了历史。

英雄的后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殊在北京《世界知识》杂志社任撰稿人，1955年因“潘杨事件”含冤入狱，1982年获正式平反，1987年11月26日在北京逝世。

         恽逸群在1952年3月被错误开除党籍，1955年因潘汉年冤案入狱，1978年12月10日因病去世，1980年4月获得平反，1980年10月恢复党籍。

         翁从六到解放区后主要担任财经工作，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他和同志们乘一辆运输车去石家庄时，因中途车翻而牺牲。       （摘自《文史月刊》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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