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止山体滑坡的“美军墙”

　　在许多国际传媒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场的资料中，有一张美国随军记者拍摄的著名黑白照片：长长的美军GMC十轮大卡车队，沿着中国西南一条呈现无数“S”状的陡峭山区公路，从幽深谷底向着险峻山顶缓慢爬行运送物资。

　　这张照片首次刊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显示了被称为“中国抗战生命线”的那条公路奇伟卓绝景象，成为抗日战争的历史见证而轰动世界。随后，这张照片又在国内外被无数次地登载。其所展示的就是当时滇（云南）黔（贵州）公路上的一段重要节点，闻名遐迩的“滇缅公路”延伸线上的“二十四道拐”。

　　然而，由于当时美军记者没有注明该照片具体拍摄地点，在战后的近60年里，尽管包括无数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在滇缅公路线跑了许多来回，把类似的地形与道路走了个遍，却始终没有发现它的具体位置。

　　一

　　晴隆是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辖的一个县城，距离贵阳市160公里，距离云南昆明市280公里，距抗战中的中国“陪都”重庆420多公里，而它为世人全面所知，则是因为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二十四道拐”。

　　以“雄奇险峻”闻名的“二十四道拐”盘山公路所处之地古称鸦关，当地人又称之为半关，位于晴隆县莲城镇南郊1公里，盘旋于雄峻陡峭的晴隆山脉和磨盘山之间的一片低凹陡坡上，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滇缅公路的一段。

　　明清时代，此处是蜿蜒的古驿道，关口建有涌泉寺，寺外设茶亭，专供路人游客小憩。寺旁岩壁之上，有“甘泉胜迹”等众多石刻。鸦关之雄险，名闻滇黔，明嘉靖年间，诗人周文化由此路过，留下了“列哉风高仰万山，云空叶积马蹄艰，一为行省衣冠地，便是雄图锁钥关”的诗句。

　　始建于1927年的黔滇公路，民国时期属京（南京）滇（云南昆明）公路末段。1931年1月，安南（今晴隆）、普安、盘县绅商筹资修建，同年4月，贵州省派出技正吴扬泽率小型测量队勘测。9月，省公路局副局长刘节光复勘，由于政局影响，时修时停，进展迟缓。

　　1935年6月，蒋介石乘追剿长征红军之势，率中央军政大员入驻贵阳，得知绅商因黔滇不通公路啧有抱怨。于是从统一政令、消除割据目的出发，用利商便民作号召，决定由中央主要出资修通两省公路。当即派军委会参议曾养甫率军委会行营公路处工程专家全权负责接通黔滇公路有关问题，决定依循平彝、盘县、安南、黄果树之中线古驿道走向修路；并确定以盘县为中界点，以西的平彝至盘县的平盘段向西公路，由云南省公路总局勘线施工；贵州境内黄果树经安南到盘县之间向东路段，则由其贵州勘线施工。

　　8月，行营公路处指派由工程师邹岳生领队，多次勘测设计。到1936年3月，平盘段公路竣工。9月，贵阳境风黄盘段公路完成通车，这是70多年前经黔境连通中国东部和西滇边陲的第一条国道公路。

　　“二十四道拐”弯道全长约4公里，有效路面宽约6米，从山脚第1道拐到山顶第24道拐之间的直线距离约350米，垂直高度约250米，路坡的倾角约60度左右，乘小汽车由下至上，爬完全程约需8分钟，由上至下约6分钟。由关口向下俯视，“二十四道拐”公路仿佛游蛇下山，欲饮山谷之清泉；从关下往上仰视，“二十四道拐”公路犹如巨龙盘山，高耸入云端。

　　70余年前，晴隆因了抗战，有很多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一个仅有5万人口的小县城，一下子成了军事要地，众多重要机关和因战争需要而设置的军事机构落户晴隆。在这里，当年美国驻军的遗迹更是比比皆是。

　　也是因了抗战，在落后闭塞的晴隆，有了许多历史上的第一次，第一次看见了美国人、第一次上演电影、第一次听到了马思聪在独奏音乐会上的演奏，晴隆也因此有了第一家旅行社、咖啡屋、酒吧，有了吉他和小提琴。这里的旅店，用了“大世界饭店”、“国际饭店”、“安乐酒家”、“太平洋旅社”等时尚的名称。因了抗战，闻一多、许德佑、马思聪等历史文化名人来到了晴隆。战争使这个西南边陲上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超常规地接触到了本应是若干年后才能接触到的事物。

　　始建于1938年1月，并于同年12月抢修全部通车的滇缅公路，自昆明起经楚雄、下关、保山、龙陵至中缅边界的畹町出境，全长1156公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东南亚的重要国际大通道，美国社会各界援华物资经过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到达昆明后，必然要经“二十四道拐”盘山公路，才能运送到抗战前线或“陪都”重庆。

　　1941年12月8日清晨，“珍珠港事件”突发，中、美、英发起成立联合国。1942年元旦，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联合宣言》。同日，以美、英、中、苏为首领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联合国家宣言》，加盟各国均须各尽职责，打击共同敌人，不准单独媾和。

　　《联合宣言》发表后，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根据在华盛顿结束的“阿卡迪亚”会议的决定，将缅甸、泰国、越南从盟军东南亚战区中划出来，与中国战区合并成立“中缅印战区”，并推举蒋介石为最高统帅。蒋介石担任战区统帅后，电请罗斯福指派美国高级将领一人来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1942年2月，美国政府来电，拟派美国陆军中将约瑟夫·沃伦·史迪威来华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并兼美国驻华军事代表、美国驻华三军统帅、美国援华物资监管人等六大要职。

　　同年2月的一天，史迪威从美国迈阿密空军基地登机飞抵重庆。担任援华美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随后赴缅甸出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主要在缅甸、印度指挥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

　　二

　　既然是生命之路，注定要用血肉之躯铺垫。

　　从1942年1月到3月，为了增援在缅甸被日军围困的英国军队，避免中国西南通道被掐断的命运，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然出境之初，远征军打过令盟军刮目相看的胜仗，也遭遇连串的失利。结果，十万大军仓皇退入被称为鬼门关的“野人山”，半数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化为再也走不出热带雨林的冤魂。

　　1942年8月，失利后残余大部退入印度的远征军第三十八师、第5军军部和第二十二师进驻印度比哈尔邦的蓝姆伽训练基地，番号改为中国驻印军，开始装备美械和训练。中国西南的陆路生命线被切断，也由此才有了“驼峰航线”的悲壮故事。

　　然而，“驼峰航线”是空运航线，不但运输物资有限，运行成本也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别无选择，只能谋划从印度经过缅甸北部修建一条到达中国的公路，重新建立起陆上运输线。

　　早在1941年，日军开始威胁滇缅公路的时候，美国陆军就曾派遣一位工程师约翰·奥斯兰实地考察研究从印度经缅北到达中国修建公路的可能性。如今，史迪威必须解决当初令奥斯兰非常头疼的问题：穿越曾令数万远征军官兵丧命的原始丛林。

　　他先后派出美军第45工兵团和823航空工程营搭配中国驻印军工兵第十团、第十二团作为基干的中美工兵部队，在美军供应处的惠来少将及阿鲁斯密准将的指挥下，开始从雷多（印度起始点）修筑公路，至缅甸密支那后，分为南北两线：南线经八莫、南坎，至云南畹町与滇缅公路相连；北线越过伊洛瓦底江，经运南腾冲、龙陵与滇缅公路相接，全长1736公里。

　　施工的过程异常艰苦，一般来说，先由中国工兵在丛林中开路，美军紧跟其后，探索出一段道路后由空中力量至少开拓出30米宽的道路，然后再由工兵们将道路延长10-15英里。另外还有专门的部队负责修建桥梁。

　　1943年11月，援华美军司令部为适应每月输送1.5万吨援华抗战物资需要，从盟军昆明战区办事处调来美军公路工程部队第1880工兵营B连负责改建、维修“二十四道拐”，为改善行车条件，首先是减弯改线，将原设计修成的24拐，减改为21拐。（若从入口折入的盘山弯道算起，现则为24拐）。同时，沿山道松弱处择址砌石垒墙、加固堡坎、护坡固土，以防土崩石塌阻断交通，最高者达12米。再次便是酌情拓宽弯道、压实路面。整个工程，除去开挖扛抬粗重活计交中国地方承办外，其他如设计、监督、机构施工管理，均由美军工程技术官兵担任。

　　为了这条生命线能够早日筑成，重组的中国远征军西出云南，由史迪威指挥的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一军则从印度进入缅北，一面向前攻击日军，一面修路开道，由此出现了战争史上罕见的路修到何处仗就打到何处的情况。

　　1945年1月27日，远征军和驻印军在缅甸九谷会师，至此，中印公路完全打通，中印公路，从雷多起，经野人山区、新平阳、南折至孟洪、密支那、迄八莫与滇缅公路衔接。

　　据不完全统计，中印公路从动工到通车共牺牲3万多人，其中不包括战斗阵亡者。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前进，工程兵们轮番上阵，24小时通宵达旦作业。在晚上点亮巨大的照明灯。在这条公路上运输物资的司机，多半是黑人士兵，他们喜欢把卡车漆上响亮的名字和鲜艳的图案，就像飞跃驼峰航线的“飞虎队”一样，呼啸着向密林深处冲去，由于险要地形和恶劣的气候，不时会有卡车坠下悬崖或河谷。

　　公路正式通车后，已升任美军少将的刘易斯·皮克说：“这是美军自战争以来所尝试的最为艰苦的一项工程。”

　　公路全线通车后，数以千计的载重汽车，装载着大批物资，与“驼峰航线”一起将堆积在印度的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中国抗日战场。同时，沿着公路还铺设了一条全长3000多英里（约4800公里）的输油管，这条中印油管，从印度海港城市加尔各答通到昆明，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油管。这一壮举不但从实力上，而且从气势上震慑了敌胆，为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

　　为了纪念史迪威在中国抗战中的卓越功绩，和在他领导下的盟军以及中国军队对缅甸战役发挥的巨大作用，1945年2月4日，第一批由美军驾驶的车队通过这条根据史迪威建议，又经中美印缅四国人民浴血奋战共同努力修建的公路抵达昆明金马壁坊，蒋介石发表了广播词，将这条接受抗战物资补给的国际通道改称为“史迪威公路”，“二十四道拐”从此载入史册。

　　三

　　美国通信兵第164照相连共有250人，包括军官、士兵、摄影师等。他们的第一批前线人员于1943年12月到达中缅印战区，从那时起，他们众多的小分队活跃于战区的每一个兵站，无论是加尔各答还是重庆。从早期的雷多公路到后来的“史迪威公路”开通，他们伴随着其他部队一起前进，历经了无数艰难险阻，踏出了一条非凡的摄影采访“路”。

　　1945年3月26日，美国通信兵第164照相连随军记者约翰·阿尔贝特从重庆去昆明途经晴隆，被“二十四道拐”的奇观吸引，要到对面山上去拍摄。据说两位当地人领着他，用了近一天的时间才拍摄了这幅照片——在看来并不遥远的壁立山体上，盘旋而上的公路从山脚到山顶共有24个“S”形弯道，像蛟龙腾空，直窜云霄，数十辆运送军用物资的卡车，沿着接二连三的弯道缓慢蛇行。该照片首次刊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醋瓶子乔的战争——史迪威的缅甸战役》封面，标注为“中国境内史迪威路之二十四拐”。

　　单就照片制作而言，作者运用暗室处理、画面剪裁以及景像取舍等手法，把山体的厚重与车身的轻灵、岩头的伟岸与轮辐的渺小、路面的迂曲与峭岩的壁立，加上可能体察到的马达的呻吟与荒谷的静谧等等对比强烈且差异悬殊的因素，通通凝聚在尺幅画框之中，因而迸发出强烈的“超现实图景”与炽热的艺术感染力，故而被遴选定作“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识和经典路段，成了一帧传誉世界的纪实摄影佳作。

　　当漫长的岁月清洗净战时民众和战史学者的热忱激情之后，钟情怀旧寻根的人希望重走这条战争年代的公路。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在当地人看来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事，却让“二十四道拐”曾经沉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近60年。

　　若干研究二战史的专家从美军记者留下的老照片中知道了“二十四道拐”这一公路段，但它到底在哪里？当时的晴隆称安南，中国人旧时也把越南叫安南，于是，有人以为它在越南境内。另一个原因则是蒋介石的那个命名给历史留下一桩“悬案”：“史迪威公路”到底包括哪些路段？大多数人把滇缅公路视为“史迪威公路”，而美军记者又认为从雷多到达重庆的所有公路都应理解为“史迪威公路”，还有的美国报刊认为“史迪威公路”还是没有滇缅公路更具有号召力，所以，他们在采用这张照片时，就说明这是滇缅公路的某个路段。

　　这条有着24条急转弯道的神秘公路，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深处，忙于“向前看”的人们竟然不知道它到底在何方？

　　1995年，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战胜利50周年，云南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沿着滇缅公路而行，试图寻找这张老照片的拍摄地点。摄制组召集了许多专家学者和省交通厅史志办的人士，请他们提出可能的地点。然而，跑了几个来回，把所有地形走了个遍，始终没有发现和老照片相似的地方。寻找者叹道：“它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

　　四

　　戈叔亚是一位研究滇西抗战史的云南人，也是无数苦苦寻觅“二十四道拐”者中的普通一人。多年来，他一直在想，“二十四道拐”究竟在何处？这个路段现在怎样了？为此，戈叔亚花费8年时间苦苦寻觅。

　　他走访历史学家和许多中美日的二战老兵，并沿着滇缅公路进行了无数次实地考察——他甚至跑到缅甸腊戍，还从云南边境的畹町沿史迪威公路经缅甸八莫到达密支那——却始终一无所获，照片与实地对照，总是相差甚远。戈叔亚猜测，“二十四道拐”既然在云南境内找不到踪迹，它会不会位于印度的雷多至缅甸的密支那之间的某地呢？这个想法仍然是南辕北辙，均无法觅到它的半毫踪迹。

　　2001年底，戈叔亚通过和在日本工作的中国电视人朱弘交流，朱说日本老兵和学者也都说“二十四拐”是在滇缅公路或“史迪威公路”上，只有一本介绍当年滇缅作战的写真集的编辑森山康平说可能是在贵州省内。

　　受此番话的启示，2002年2月26日，戈叔亚从昆明坐火车到贵州安顺市去寻找他的梦想。安顺公路管理局的一位中年女同志告诉他：“好像是在兴义地区的晴隆县、普安县或者是六盘水市的盘县之间的公路上见过。而这些地区都不归安顺管辖。戈选择了更简便有效的方法，就是到长途客车站询问老司机。司机们看了老照片后，当即把地点说得非常清楚准确：“从晴隆县往昆明方向出去一公里。到了那里说‘二十四拐’，谁都知道！”

　　3月1日中午，疲惫的戈叔亚到达晴隆县。果然，街上的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知道“二十四道拐”。他们告诉他这条公路是“美国人在二战时修的”。戈租了一辆三轮车，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那条神秘公路。为了在同样的角度拍摄和老照片完全一样的照片，他必须爬到对面的山巅上。

　　戈叔亚拍摄这张照片的确经历了艰难和危险——在使用50毫米镜头的情况下，必须站在距离万丈深渊的峭壁边缘不到30厘米的地方，才能定格又一幅历史性的照片！

　　“二十四道拐”这张被历史凝固的老照片，在戈叔亚“发现”后的晴隆“复活”了，这一轰动世界的消息迅速见诸报端，有报道这样表述：“一张老照片的破译，改正了一个57年的谬误。”

　　五

　　而提及“二十四道拐”，也大多要说到一个人——陈亚林。

　　对于土生土长的晴隆人来说，“二十四道拐”似乎从来不存在需要破解的谜团。身为晴隆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陈亚林对笔者说：“打小就知道，没觉得有什么神秘。”

　　但是，2002年4月5日，他的平静之心激起了涟漪。那天中午，他像往常一样，来到莲城镇水塘街的一家报刊亭，习惯性地买了一份《贵州都市报》，便向办公室走去。当他一边走一边翻开报纸阅读时，一条新闻吸引了他的目光——《云南史学家破译贵州“24道拐”》。

　　就那一瞬间，这个小时候，因父母均在普安工作，每次回晴隆老家路过“二十四道拐”，总要扳起指头数一数，而因拐弯太多了，从来没数清楚过的中年人看到标题的那一瞬间，心跳一下子就加快了！回忆当时的情景，10年后，站在“二十四道拐”观景台上的陈亚林心情依旧澎湃地对笔者说。

　　一口气读罢全文，除了激动，就是自责与愧疚，还有憧憬。激动的是，57年的谬误“更正”后，晴隆必将因“二十四道拐”而声名远播，自责与愧疚的是，作为一个文物管理工作者，早在参与1987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他就曾经把“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1988年6月，晴隆县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第三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守着“二十四道拐”数十年，却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没有系统地对外进行传播。憧憬的是，他当即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心竭力，让“二十四道拐”走向更宽广的展台。

　　一语惊醒“梦中人”，一篇报道让一位极富责任心的文物工作者重新定位人生坐标。陈亚林在一本书中写道：“半个世纪的沧桑足使我们淡忘许多本不该淡忘的历史……如果错误的产生仅仅是因为某种刻意的混乱，那么更正错误和追逐根源就是一种清醒。”

　　把自责与愧疚化为动力，“清醒”之后的陈亚林挎起相机、拿起笔，转过人生最大的一个弯道，从头开始，重新打量“二十四道拐”，开始追逐关于她的历史真相。

　　为了寻找当年那一幅老照片的拍摄位置，他翻山越岭、反复琢磨，不停地换角度摁快门；为了还原历史，他不断寻找遗物、轶事及见证人。很多亲戚朋友不理解他的“痴迷”，但他执“迷”不悟、乐此不疲。

　　2002年10月19日-21日，他应邀赴重庆出席“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2002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提交了与史迪威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牟之先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文《史迪威公路“24道拐”初议》。这篇近7000字的论文，专业、详实、雄辩地论述了“二十四道拐”的“前世今生”，获得一致好评。

　　10年来，陈亚林收集整理的各种资料数以千计，积极撰写论文、新闻，拍摄照片，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二十四道拐”,终究让它的光芒更加耀眼。

　　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陈亚林的不懈努力下，2006年5月25日，“二十四道拐”，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贵州省西线红色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3月，被贵州省委、省政府公布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黔西南“金州十八景”之一。

　　2013年8月，被列入贵州省“十二五”规划头牌、由省委宣传部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共同制作，总投资3000万元的大型电视剧《二十四道拐》将在晴隆县开机拍摄。

　　“二十四道拐”，这条蜿蜒而雄浑的路，表现了抗战岁月的艰难，也表现了中美盟军的英勇团结。它是“史迪威公路”的象征，更是历史的弯道！

　　摘自2013年第6期《党史纵览》

荐稿人：xscclf 2013-07-10  执行编辑：xscclf 2013-07-10  责任编辑：lry 2013-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