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第二军医大学“炎症促进细胞癌变的分子调控”创新研究团队

　　他们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炎症经肝纤维化病程致癌的关键节点分子及其调控机制，开辟了肝癌防治的新途径；他们研制出我国第一个以单克隆抗体为基础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肝癌检测诊断试剂盒，获批进入国内外市场，有效提高诊断准确率；
　　他们在全球顶级医学杂志发表高水平论文181篇，多次受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报告，频频发出“中国声音”；他们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创新团队奖、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和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等高含金量奖励10余项，硕果累累……短短6年时间里，在肝癌研究领域高歌猛进、取得如此骄人“战绩”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主任王红阳教授领衔的第二军医大学“炎症促进细胞癌变的分子调控”创新研究团队。
　　
    他们性格不同，研究方向各有侧重，但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聚在一起——

    “中国是肝癌患者大国，更应该是一个肝癌研究强国。”

　　今年4月，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会议中心，灯光璀璨，专家云集。世界上创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第106届年会在此召开。
　　作为大会邀请的肝病领域唯一女专家，王红阳作了《肝癌异质性与个性化诊疗》的特邀报告，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她的团队在肝癌防治方面的创新性、系统性、集成化的研究成果。她凭借扎实的学术功底、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东方女性的典雅，赢得现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热烈的讨论，并促成两个国际合作项目的签订。
　　王红阳的报告虽说只有短短的30分钟，但为了能登上癌症研究的最高学术殿堂，她和自己的团队准备了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早在第二军医大学读本科的时候，王红阳就被“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等三人研究小组“要把肝病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的豪情壮志激励着，誓言未来肝病研究领域必须要有中国的一席之地。
　　时间的年轮回拨到2009年。一份题为《“炎症促进细胞癌变的分子调控”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申请书》出现在该校领导的办公桌前，申请人的名单中包括：生物信号转导专家王红阳教授，微生物学专家戚中田教授，流行病学曹广文教授，消化病学谢渭芬教授，以及肝胆外科学沈锋教授、周伟平教授和病理学丛文铭教授等。
　　是什么原因让这么一支阵容庞大、实力强劲的队伍集结在一起？王红阳用“同心筑梦、力克肝癌”八个字揭示了谜底，“无论是长期合作过的专家还是新加入的青年人，没提任何条件任何要求”。她说，当时大家抛弃门第之见、跳出学术背景差异，对她提出组建“军团”攻克肝癌的倡议，一呼百应，非常有默契地走到了一块。
　　据资料显示，我国是全球肝癌发病率最高和病死数最多的国家，肝癌患者约占全球的55%。目前研究确认,原发性肝癌与肝炎病毒感染密切相关，我国80%以上的肝癌都有持续的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总体而言，我国肝癌的诊治技术发展得很快，尤其是外科手术水平已走在各国前列。在王红阳带领的团队看来，要想降伏肝癌这个“病魔”，光靠外科手术仍解决不了肝癌的根本问题，惟有找到破解肝炎病毒致癌机理，肝癌发生、发展与转归的分子机制的“密钥”，才能让更多患者免遭痛苦。
　　在这方面，王红阳的团队之前已有成功的启示。他们先发现了乙肝病毒X蛋白诱导致癌的机理，进而在千余例手术后病人中验证了乙肝病毒感染严重影响病人的术后存活和肿瘤复发，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专家共识并修改了以往的治疗方案，这大大延长了肝癌患者术后生存期。
　　“中国是肝癌患者大国，更应该是一个肝癌研究强国”，团队中的每位成员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研究的现实意义和艰巨任务，“随着国家科技政策利好消息越来越多，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抢占国际肝癌研究的制高点，为肝病患者送去更多的福音。”
　　
    他们合作中有分工，分工中有协作，初步形成“基础-临床-转化”一条无缝对接的闭环——

    “搞科研就像烹饪一样，需要严谨的思路、娴熟的技巧和敏锐的感觉。”

　　“为什么说人类对肝癌的治疗是不成功的？”
　　“肝癌防治的关键，在于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癌细胞好比是一头‘大象’。过去大家只看到了它的鼻头象尾，没有看到这头‘大象’的全貌。”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王红阳表示自己的团队将打破过去“盲人摸象”、“各自为战”的肝癌研究生态，在整合力量的基础上，通过共享仪器设备、信息样本资源，互通有无，形成一个环环相扣、首尾呼应的“包围圈”，死死地将肝病的炎-癌转化过程圈起来研究。
　　此后，上海长海路、凤阳路、黑山路上挂有“第二军医大学”“炎症-癌症”等字样的实验室里常常彻夜灯火通明，只见一个个忙碌的身影，他们以汗水为墨、数据为笔，与基因对话，默默地书写一项项科研成果的“出生证明”——
　　2013年9月，国际权威癌症杂志美国《临床肿瘤学》刊发团队以曹广文、程树群等带头合作的应用核苷（酸）类似物抗病毒药物以延长肝癌术后患者生存期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乙肝后肝癌患者术后如进行抗病毒治疗，可在2年内降低30%的复发率，4年内降低25%的复发率，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
　　2014年8月，谢渭芬等利用传统中药低毒性和多靶点作用等特点，从200多个苦参碱同系物中筛选并改造出临床治疗肝病的有效药物，在国家重大新药项目资助下取得重要进展，有望将来取代昂贵的进口药物。
　　同年底，王红阳、陈磊、李亮等与奥地利科学家希比利雅教授合作研究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在不同细胞上表达的区别直接影响肝癌的发生与治疗”相关成果被全球顶级医学期刊《自然细胞生物学》刊发，他们挑战了原有的观念，解释了用EGFR抑制剂治疗肝癌无效的原因，将影响今后肝癌新药研发的理念。
　　2015年1月，沈锋领衔团队合作研究的《提高肝癌外科疗效的关键技术体系的创新和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们在国际上最早建立预测肝内胆管癌（ICC）患者术后生存概率的列线图，这一研究成果被欧洲肝病学会相关指南引用。
　　6年间，在王红阳的率领下，该团队先后发现一系列乙肝病毒相关肝癌的标志物；阐述了肝癌干细胞的亚群与意义，从肝癌细胞中分离得到肝癌诊断和治疗新靶标Glypican3（GPC3）基因和miR429；发现糖脂代谢紊乱促进肝癌发生发展新机制，并首次提出降糖药二甲双胍对肝癌的抑制作用及机制，为进一步探索肝癌的早期预测和靶向性治疗奠定了坚实基础。
　　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9月27日，和往年一样，王红阳把团队成员和学生召集在一起“自助”会餐，每人做一个拿手菜，整个楼层香飘四溢。“大家不仅上得了厅堂，还下得了厨房。”王红阳开玩笑地说：“就像烹饪一样，我们搞科研需要严谨的思路、娴熟的技巧和敏锐的感觉，才能做到色、香、味俱全。”
　　为了让研究有实在的“味道”，让更多患者受益，王红阳和她的团队特别注重基础与临床的结合，注重科研成果的及时转化。“采用他们肝细胞核因子4α（HNF4α）诱导分化治疗肝癌的新方法之后，大多数患者普遍反映术后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李宗海教授信心满满，将继续与王红阳的团队保持协作、共同攻关，努力把GPC3抗体的治疗研究推向更广的临床，走向世界。
　　截至目前，他们积极与企业开展合作，先后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73项，与兄弟单位联合制定了《原发性肝癌规范化病理诊断指南（2015版）》、编写卫计委《胆管癌诊断与治疗——外科专家共识》，已有10多项创新成果在全国50余家医院推广运用。
　　
    他们始终坚守“人才至上”的理念，打造一支敢打必胜的“军中劲旅”——

    “攻克肝癌的道路满是荆棘，多栽树，多培养人才就可闻见前路的芬芳。”

　　金秋十月，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内的几十株桂花开了，淡雅的清香沁人心脾。王红阳的办公室就在研究所大楼六层，笔者一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书法作品“厚德载物”。“我喜欢这四个字，它包含博大、宽厚、务实之义。”王红阳介绍道，“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人生境界。”
　　正是在这种乐观豁达、坚忍不屈精神的驱使下，王红阳和她的团队长期耕耘在肝癌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的漫长道路上。
　　——研究遇到瓶颈甚至挫折时，他们没有放弃，而是在一起“头脑风暴”，虚心向前辈们求教，找出不足，相互鼓励，积极走出低谷，继续没日没夜地攻关。
　　——资金、条件等方面受限时，他们没有放弃，而是把一分钱分成两半花，大家一起洗刷试管瓶，多人共用一台机器直至它不能再用，只为了节省点经费。
　　——家中成员埋怨误解他们时，他们没有放弃，而是用一根根银发、一道道皱纹换回沉甸甸的奖杯与亮闪闪的军功章，送给至亲的人当作“礼物”。
　　“虽说攻克肝癌的道路满是荆棘”，王红阳始终坚信，“多栽树，多培养人才就可闻见前路的芬芳。”在他们眼里，科研离不开仪器设备、场地、经费等“器物”，更离不开人才。
　　2006年，刚留学归来的内蒙古小伙丁劲，带着自己在美国读博两年的研究成果，准备大干一场时，遇到了困难，三年下来进展缓慢，原有的研究难以继续。“小丁，你可要接中国地气啊”，王红阳找到他，“试一试肝癌方面的研究，与其他同事一块合作，定会做出成绩。”原来，王红阳所在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是世界上最大的肝癌外科治疗专科医院，有全球最大的肝癌临床样本储备，她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基本长年都在从事肝癌研究。
　　在王红阳的指导下，丁劲及时将方向调整到肝癌研究上来，并加入“炎症促进细胞癌变的分子调控”创新研究团队。为了让他安心工作，王红阳多次跑到学校机关反映情况，帮助他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丁劲也不负众望，科研逐年起色，连续在世界一流医学期刊《肝脏病学》发表3篇论文，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资助，先后被评为总后勤部科技新星、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团队攻关不仅使科研有了更多的优势资源保障，而且为青年科技人员提供了成长进步的土壤与阶梯。”聊起自己的成长，作为主要参与者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上海“东方学者”鄢和新副教授同样感慨万千。当初他读研究生期间，爱才的王红阳看中他的才华，想留他在团队里，可惜原单位不放人。她只好“曲线留人”，用自己的津贴给鄢和新发奖金，直至他从外单位正式调入，“没有团队，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
　　像这样不惜一切留住人才、助力人才腾飞的故事，在该团队不胜枚举。他们生活上相互关心、科研上“主动参与、主动思考、积极探索、积极创造”的良好氛围，有力推动刘善荣、谈冶雄、陈磊、陈瑶、尹川、李楠、郭卫星……等一批后起之秀脱颖而出，开始在肝癌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种。该团队组建至今，先后有3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人被聘为“长江学者”、1人成为“973”首席科学家，承担国家和省部级各项科研任务几十项，所获支持经费多达几千万元，以团队成员为主体的生物信号转导研究室被记集体功一次。王红阳并不满足于此，“有那么多的病人等着去救治，有那么多的难题等着去攻克，有那么多的挑战等着去迎接”，她说：“我们甘愿在肝癌防治这条路上永不停歇地奔跑下去。”

荐稿人：ffy　　执行编辑：tmy 2015-10-23  责任编辑：zjy 2015-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