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圣诞快乐，义乌》剧照

　　十字路口，红灯亮起。坐在那辆又小又破面包车里的马拉登，发现自己被玛莎拉蒂、保时捷和法拉利包围，在此之前，他以为这种场面只会出现在电影《速度与激情》里——三年前的那个春天，马拉登第一次来义乌时就受到了震撼。
　　纪录片导演马拉登·科瓦切维奇，41岁，来自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他想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马拉登的中国记者朋友，推荐他去义乌。
　　震撼还在继续。郊区的工厂，大门上贴着招工广告，义乌老板给工人开出的工资，是塞尔维亚的好几倍。此时，西方世界还流传着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故事。马拉登选择把镜头对准生产节日装饰品的工厂车间。纪录片的开头，工厂里的年轻女工，手里在麻利地给圣诞球画上饰纹，撒上金粉，她们和同事聊的，却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
　　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当人们把圣诞球挂上圣诞树的时候，很难想到那些在上面画饰纹的中国女孩。一个不过圣诞节的地方，制造了世界上80%的圣诞小商品，产生的价值用于反哺春节。全球化以一种魔幻又充满烟火气的方式在镜头下铺陈。

　　全球节日“氛围组”

　　记者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抵达义乌。12月24日，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个再寻常不过工作日的夜晚。除了酒店的前台送了一只苹果外，没人提及今天是平安夜。平安夜吃苹果的“习俗”，因为只在中国存在，也被调侃为中国商人为了推销苹果炮制的“商业计谋”。
　　商贸城里，节日气氛绵延不绝。这是个似乎没有尽头的商场群，分成五个大区，每个区四层楼，每层数千个店面。一个流传甚广但未经验证的说法是，在每个商铺前逗留3分钟，按每天8小时计算，需要一年半才能逛完整个商贸城。
　　义乌国际商贸城，当地人称为“福田市场”，更广为人知的称呼是“小商品海洋”。这个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机构认证为全世界最大的批发市场，20年来专注向全世界输送各类小商品。这座巨型商贸城，占地之广，商品之密集，种类之齐全，非亲眼所见，很难真正描述清楚。
　　一区三楼是喜庆工艺专区。临近春节，欢度佳节的气氛接近峰值。大红灯笼挂满整间店铺，不知疲倦地永远旋转；装饰彩灯挂满三面墙壁集体闪耀，店主端坐其中；几百只招财猫笑脸相迎，同时举爪“招财”。
　　作为全球节日“氛围组”，商贸城令人难忘之处并不体现在商品之多，真正让人驻足凝望、瞠目结舌的，还是其专业性与创造力。商贸城里一间店铺只卖一类产品，极致垂直，高度专业。卖彩灯的不涉足彩球，卖八角宫灯的店铺里见不到哪怕一只圆灯笼。但在这个细分市场内，创造力同时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一楼的玩具区，你能找到山东舰和辽宁舰的模型，也能看见正在花式骑电动三轮的哪吒。

　　魔幻义乌

　　何亚玲坐在一片深深浅浅的绿色中，手中握着大红色的手机。
　　她在福田市场卖了近20年圣诞树。五六月是接外贸单的高峰期，一直到10月份出货完成，圣诞生意接近尾声。因为海外疫情，外贸受到影响，整个市场里的圣诞饰品商铺早早收工，有些已经把店面租给了卖灯笼的。绿色的“××圣诞饰品”字样还贴在玻璃橱窗外，店里却挂满了大红灯笼。
　　何亚玲的生意是跟着舅舅和表哥做起来的。舅舅一家在塞尔维亚经商，他们告诉何亚玲，外国人喜欢过圣诞，节日的装饰品每年都有稳定的需求。在此之前，何亚玲从来没见过圣诞树，对这个来自西方的节日没有任何概念。新世纪之初，义乌做圣诞树的厂商屈指可数。
　　因为与塞尔维亚的渊源，何亚玲是马拉登联系上的第一家店主。“哎呀，那个大个子外国人，两三年前在这里折腾了好多天。”说起纪录片拍摄，何亚玲和周围几家店铺的老板娘都记忆深刻。
　　成为义乌商贸城店铺的老板娘之前，何亚玲和丈夫在北京做了10年服装生意。孩子日渐长大，需要读书的时候，全家人回到家乡义乌。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传奇最早应该从路边摊算起，现在的商贸城建于世纪之交，已经是第五代小商品市场了。乘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东风，义乌的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2002年，何亚玲在商贸城买下一间店铺，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挤满各式塑料冷杉树，等待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商光顾。义乌人似乎天生擅长经商，关于义乌商贸的历史，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宋朝，晚清时发展最盛。“鸡毛换糖”的生意世代流传，足以证明这片土地的商业天赋。直到上世纪后半叶，依然有义乌人在春节前后，挑担出发，跋山涉水，去各地“鸡毛换糖”。
　　上世纪70年代开始，义乌农民开始沿街摆摊，小商品市场的雏形初现。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际，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已经颇具规模，尽管当时政策仍未完全放开，但天生的生意人赶上了属于自己的年代。
　　老义乌人对谢高华的名字都有些特殊感情。1982年，谢高华从浙江衢州调至义乌担任县委书记，当时义乌还未“撤县建市”。这个不爱坐办公室，喜欢走村巷的书记，顺应民意，给地摊市场松绑。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得以起飞。也是在1982年，国务院决定将160种小商品价格正式放开，实行市场化调节。两年后，谢高华提出了“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至今仍一以贯之。
　　刚开始，何亚玲的生意并不顺利。布置生产线的时候，花了十几万元买了八九万元就能入手的机器，还有一些根本用不上的机器，最后只能当废铁处理。何亚玲是笑着回忆的，尽管创业艰辛，但一两年后很快步入正轨。

　　“那种故事”过时了

　　在何亚玲的帮助下，马拉登得以进入义乌工厂。他被这600家圣诞装饰品工厂吸引，确认这里发生的一切与西方世界息息相关。
　　义乌的工厂，通常是家庭作坊。它们不仅仅是小商品的生产地，也是家人、爱人、朋友相聚和谈话的亲密关系空间。马拉登很满意这个故事切口——在节日饰品的生产背景之下，家庭工厂里发生相聚、别离、迁徙、团聚，这里的产品运往地球彼端，见证另一些家庭节日里的聚散离合。
　　纪录片从2018年春天开始拍摄，持续数月。影片讲述了几个家庭的生活片段：原先务农，为了供儿子将来读大学，在工厂打工的父母；生意做得很好却依然住在工厂宿舍里的一家三口，女儿想辍学加入工厂，父母则希望她继续学业；一对姐妹，姐姐读书，妹妹在工厂做工，放假的时候，姐妹俩会一起在工厂干活；两个年轻人组成的新家庭里，为了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母亲决定放弃生意。
　　马拉登的镜头里都是普通人，但他们的故事里有全世界共同的亲密关系。他们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同事。“out of date（过时了）”马拉登评价西方世界里讲述的大多数中国故事。他想拍的中国故事，并不只为了满足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的猎奇。所以影片一定要更加真实，也更加平凡，不必过多设计和复杂叙述。他希望能拍出义乌的日常。
　　马拉登记得，纪录片里的一些角色渴望离开工厂，尝试更有挑战的行当。马拉登还看见，义乌工厂里许多年轻人用着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2020年，纪录片《圣诞快乐，义乌》在鹿特丹电影节上映。有人评价这是不那么“西方视角”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故事。马拉登同意这样的观点，但他不认为自己视角独特，而是很多时候西方关于中国的电影故事太老套。“那种故事过时了，在十几年前可能是真的，但现在，事实并非如此。”马拉登说。他曾辗转求学美国、英国、南非和澳大利亚。他意识到，“那种故事”大都来自20年前的刻板印象，不是当下真实生活。“如果说十年或十五年前的中国，主要是以工业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现在，中国也在大力发展服务型经济。中国也是最大的市场，而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地。”马拉登说。

　　家庭、贸易与迁徙

　　在义乌，即便带着翻译，马拉登也无法迅速理解拍摄对象镜头下的对话。他不得不长时间开着摄影机，以便捕捉更多细节。即便隔着语言的障碍，他也能感受到情感在镜头下的流淌。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故事。有些人会想念家乡，但他们最好的朋友都在这些工厂里。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已是日久他乡成故乡。
　　“我想这是一部温柔的电影，因为我拍的人都很温柔。”马拉登说。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段画面是工厂里在生产圣诞饰品，但对白却来自镜头外年轻老板娘和她的小儿子，讲述的是“年兽”的故事。
　　在马拉登的故乡塞尔维亚，圣诞节并不在12月25日，而是在两周之后的1月7日，新年也不在1月1日，而是1月13日。他们摆上的圣诞装饰，用于庆祝新年。影片里，故事的主人公们和亲人、爱人之间彼此想念，这些感情都让马拉登感同身受。
　　思念来自迁徙。义乌的人口数量和贝尔格莱德差不多，但对中国来说，义乌绝对算不上大城市，但这里又处处透着“国际都市”范儿。这座本地人口只有80万的城市里，生活着120万外来人口，不只是中国大江南北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中东、非洲各地的客商。走在义乌街头，身边高鼻深目的外国人往来频繁。他们之中，有不少长期生活在义乌。
　　得益于中国对塞尔维亚的免签政策，马拉登的拍摄非常顺利。义乌的西餐厅也把他照顾得很好。“西餐厅”不单指欧美风味的餐厅，而是字面意义上“西边那片的餐厅”。印度、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的传统美食，都能在义乌觅得踪影，且相当正宗。马拉登甚至在义乌发现了波黑餐厅，起着当地流行的店名。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都无法找到波黑美食，但义乌有，不仅有，店里还挂着萨拉热窝老城的照片。
　　惊喜不止美食。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年后，从义乌开往马德里的首趟“义新欧”中欧班列，装载着82个标箱，驶出车站。列车经过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国，历时21天，最终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2020年，类似的义乌中欧班列一共开出了974列。
　　“义新欧”货运班列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这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政策之一。”马拉登说，他对“一带一路”熟悉程度不亚于中国人。
　　目前，“义新欧”已经开通了至中亚、西班牙、伊朗、阿富汗、俄罗斯、拉脱维亚、白俄罗斯、英国、捷克9个方向的国际货运班列。义乌，也因此成为中国东部重要的商品出口集散地之一。根据义乌海关发布的数据，2020年1月至11月义乌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859.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6.9%，进出口额占浙江省总额的9.3%。
　　但何亚玲最近的生意还是有些难做。海外疫情持续，圣诞的气氛较之往年淡了不少。“外贸市场多少受点影响，尤其像我们这种与节庆相关的生意。以前光是印度的客单，差不多能占到两三成，今年是一点都没有。老客下的单也全都反悔退单了。”何亚玲说。因为疫情，今年商贸城里的人流明显减少。往年带着翻译亲自上门看新货的客商，为明年订购做准备的外商，也不得不选择了线上交流。

　　“商贸城的女儿”

　　何亚玲一家也因此有了稍显漫长的假期。往年，除了春节，何亚玲和她的同行们几乎从不休息。何亚玲的女儿是在商贸城长大的。“只要不上学，我们都带她到市场，这里周末也不休息。”何亚玲说。在义乌，大多数家庭分工明确，丈夫看着工厂，妻子守着店铺。在义乌，家里如果有两个孩子，通常一个继承家庭的生意，另一个求学读书。
　　何亚玲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在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辞了职，接替母亲的工作。“其实我是不喜欢女儿来接这种班的。”何亚玲说。她觉得做生意辛苦，但女儿来了之后，可以独立和外商交流，还开了网店，发展线上业务，让她觉得，确实需要年轻人加入商贸城。
　　在整面墙都是圣诞帽的店铺里坐着的蒋燕艳，也是“商贸城的女儿”，小时候在市场里玩，还经常迷路。蒋燕艳今年25岁，原先是《金华日报》的记者。工作一两年之后，辞职专注经商。“我爸觉得其实不应该辞职，还是有个工作稳定一点，但上班太累了。”蒋燕艳说。现在，她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不仅接手了圣诞帽业务，还拓展了自己的生意领域。
　　商贸城里，更小的“蒋燕艳们”在玩耍。父母忙着洽谈生意，祖辈在给年幼的孩子喂饭，稍大一些的孩子在走道里追逐玩耍。每一间店铺，都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家庭。
　　因为疫情，马拉登在贝尔格莱德的家里徘徊许久。今年原本计划拍摄的新片，不得不搁置。《圣诞快乐，义乌》在塞尔维亚和中国的首映，也迟迟无法推进。“或许2021年我会带着它来中国，毕竟在中国疫情得到控制，让这件事看起来更有盼头。”马拉登说。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21年1月16日第4版）

荐稿人：ffy  2021-01-16  执行编辑：lyh  2021-01-17  责任编辑：zjy  2021-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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