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  国家科技部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关于如何来评价现在中国的科技创新和总体实力。我有两个观点。一是中国科技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主要体现为两个非常根本的变化，第一个是全社会对创新、对科技进步有效需求在明显增加。我们现在整个科技投入增幅非常快，已超过德国，成为第四大国。不仅是绝对的数量增加，关键是其中74%的投入来自企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有更多的是企业愿意把作为利润的一部分资金去做研发。这是一个根本的机制的变化。第二个根本的变化就是中国科技的跟进能力大幅度提高。跟进不是模仿，而是说你做出一个东西，我能很快跟进。这种能力的背后显示出这么多年来中国通过持续积累有了越来越丰厚的技术储备。

       第二个观点是中国的科技总体水平还是和发达国家有非常大的差距，特别体现在提出新创意、引领新的研究方向，组织一个新的研究项目上。

      我觉得在制订“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有几个误区需要深入地讨论和梳理。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常把科学活动和技术开发混淆起来，一方面强调科技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又忽视了科学本身活动的基本特征和技术研发的基本规律，把科学的功效性和技术开发的功利性混在一起，从而派生出一系列科技发展的障碍。第二个误区是谁是创新主体。创新是个经济过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应毫无异议。企业主体的本质内涵是让企业有冲动、激励、动力，通过创新活动获得更多财富。而我们现在是政府拿出资金直接投入企业，而忽视了企业创新本身所需的科学积累、技术积累和中介服务，以及特别重要的创新环境激励等一系列政策。

       第三个误区是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我认为成果转化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成果转化率绝对是一个不对的统计指标。科技创新虽然对社会经济有拉动作用，但它只是所有创造财富要素中的一个，不能、也无法代替全部过程。我们无法要求一个研发组织从产业投入到技术、产品、市场甚至市场战略，要求这样一个全部的财富过程。我们需要反思，是不是过多强调了科技对当前经济的拉动作用。863计划85%是直接面向技术开发的，更多是朝向经济层面而忽视了基础性和技术科学的东西，这是我们非常薄弱的地方。所以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的增长要求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

       科技创新需要作出一些新的安排，涉及体制改革的问题，但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体制改革。现在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中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考点——国家研发组织制度问题，也就是说该国家干的事由国家干，不该由国家干的事情别干。对做基础性研究或做产业竞争前技术研究的研究机构，要给予持续稳定的支持。如果这样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主要经费来自课题申报，那会大大扭曲他们的行为，使其更具功利性。考核一些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些行业领头研究所，应看它能不能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方向，能不能自主支配资源来持续支持未来可能会失败的研究方向。无论是斯坦福大学还是麻省理工学院，其直接来自企业支持研发活动的不到10%，而我们把研发经费2/3来自企业视为一种好体制，这是有问题的。即使它可能适合中国，但我们也需要反思。所以国家的研发组织制度需要对一系列研究组织和机构做整体规划。在“十二五”的政策设计中，怎样切实地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需要创造政策环境，其本质就是为企业来激发和动员市场需求。就像做电动汽车，通过公共物品的购买来放大市场，引导企业，使其变成一个真正的产业，而不是完全依靠国家补贴和优惠扶持的产业。

让财富驱动创新

                          刘小龙  张江集团常务副总经理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这个主题背后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创新本身的动力在哪里？我认为，创新本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就是财富效应。通过财富效应来驱动创新效应，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真正市场化的、全方位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创新态势。

       对于创新的金融环境，我们需要有一个培育的过程。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企业的金融环境并不是非常好。比如说，中国4500万家企业，真正能够获得金融服务的企业不到2%。而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来说，金融环境的支持就更为重要。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的经验，同时推动上海本身的金融创新。我提几条建议。

       一、今天我们正在高速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些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可以通过并购的方式，在全国进行扩张。上海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可以通过输出自己的金融手段、管理手段，去并购在这个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企业的时候了，这时需要金融的支持。而政府可以通过对银行并购贷款的支持，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组。

       二、小企业更多是希望获得流动资金，或者是一部分的股权融资的资本。在这里面又有两个环节我们需要给予支持，一个环节是我们需要建立完善上海的柜台交易系统。柜台交易系统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退出机制，使小企业在融资的早期，就能够寻找到最适合他发展的股东，同时，这个股东又能够通过对小企业的早期投资而获得长期的巨大的回报。

企业要学会创新

                      金东寒  中船重工711所所长工程院院士

       创新包括产品、市场、要素等等方面的创新。从层次上来说有三个含义，第一种是比原来更新的创新，比如说蒸汽机到内燃机；第二种是完全新的创新，比如说互联网的创新；还有一种是改变和变化，比如说新组织形式，新的商业模式也是创新。比如说GE最先采用事业部就是一种创新。

      中国企业在自主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可归结为三点：一是动力不足，二是效率不太高，三是效果不太好。

      第一个问题和考核体系有很大的关系。企业领导人采用的是任期制，更关心的是当期的效益怎么样，他如果掏很多钱放在研发上，无疑就影响了当期的利益。研发投入是种树，但是大部分人愿意乘凉不愿意种树。

      创新管理能力普遍低下，缺少研发平台，企业整合社会资源能力较弱，原因一是不重视知识管理，二是普遍缺少创新方法论的培训，三是合作理念比较落后。

      创新效果不好主要表现在，即使有一些创新，大部分都是模仿别人，或者是自己创新的东西很容易被模仿，没有形成企业自主核心能力。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要解决会创新的问题。首先是培养职业化的技术总监，其次是研发团队的建设和管理，第三是研发平台的建设，还有完整的创新体系也非常重要，包括组织、设施（硬件、软件），还有包括制度、机制的设计，这些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创新,需要变追赶者为赶超者

                                路风  北京大学教授

       创新最根本的动力是政府行为，而不是技术行为。当前，中国融入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体系取得很大发展，无论愿不愿意，都要转变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是要提高能力，自主创新是经济发展能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根本途径。我们要转变发展模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去十几年国际环境面临一个根本性变化，也就是说中国目前通过那样的方式可以实现增长的国际条件逐渐在消失。对中国而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就是如何从追赶者变成赶超者。

       由追赶者转变为赶超者就要参与技术变化。创新是对原有的技术路径和范式的突破，中国长期是一个追赶者，无论在现代科技、工业发展都是一个后起者，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就是引进、学习、利用发达先进国家已有的技术。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从这里开始，但是追赶者往往没有认识到，他其实是沿着领先者的技术轨道在走。这样就会产生追赶者的陷阱。比如日本，当年在半导体芯片上打败了美国，但今天，日本在芯片上还是远远落后于美国，因为英特尔当时马上就转向CPU。而日本当时的超级计算机是一个公认的失败项目。美国转向PC，整个技术范式和轨道变了，沿着原来轨道的追赶者又被落下。当前，中国在若干领域中已出现了一些前沿性的产品、技术和企业。

       由追赶者转变为赶超者就要把自己的技术推向主导技术轨道。根据我们的理论，任何一个新技术导致新产品出现时，会导致若干企业在前沿竞争，各自推出设计方案。新技术刚问世时往往很粗糙，经过一段竞争，最后倾向一个主导设计，进入主导轨道，也就是说需要一个阶段才会走向成熟。中国引进技术往往都是在成熟阶段，没有经历前面的过程。

      由追赶者转变为赶超者，需要创新的思维模式和政策体系。由于长期扮演追赶者角色，我们会发现我们整个这套思维、政策体系、体制都不适合这种新的创新。我们许多领导和百姓都是追赶者的思维。前些天《参考消息》登了奥巴马的讲话，他把中国的发展，包括高速铁路等，说成是美国面临的第二次“人造卫星危机”。他的意思是美国不能容忍做第二，只能做第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创新。中国今天能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能不能坚定地走自主创新道路，能不能主导创新的轨道，这非常重要。这需要政府引导，特别是新技术，像IT技术需要大量的标准制订，很多的方面都不仅是需要研发投入，还需要政府在其他的环境下提供很多的支持。

转型发展，大学应先行

                              许晓鸣  上海理工大学校长

      创新型国家战略提出的时候我们非常兴奋，因为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对大学带来许多新的机会，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要有好的大学。五年来，针对创新创业培养人才，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改革培养学生的模式，把侧重点放在成果转移和转化上，改革教师的评价体制，在服务社会这个功能上，强调国家大学科技园，推进产业和科技进步等等。

       这一次上海“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这个口号我觉得非常好。特别是创新驱动，市场经济以后我们社会很多方面都是利益驱动，创新驱动和利益驱动是相悖的，利益驱动是人的天性，而创新驱动并不是人的天性。这就一定要建立一个创新和利益结合起来的机制。

      我现在很担心的是创新驱动最后可能又转移成指标驱动。因为笼统地讲一个含糊的指标，那么这个指标最后可能会导致所有指标达到了，但是国家的实力并没有起来。如果创新驱动变成指标驱动的话，创新型国家可能还是难以实现。

      转型发展我觉得也非常重要，我很希望在创新型国家达成之前，我们的大学先转型。因为我们现在的大学根本谈不上创新型大学，现在的这些指标基本上还是老的指标。我觉得当一个小孩从幼儿园进小学的时候就非常注重分数，小学、初中、高中，他一路上被高考指挥棒引导，所有的东西都注重分数，其他的素质教育基本上对他没用，而且谁多搞了素质，他在高考当中就吃大亏，在这样的体制下培养的学生到了大学，在大学的两三年当中，你要把他的观点彻底改变过来，这是非常难的。而且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衡量创新能力的标准。这个标准除了分数以外，还没有其他可取代的清晰的标准。这个分数标准我们学校没有什么能力去改变。比如说我们希望招物理好的人，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找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学不转型是不行的。我希望在大学的转型上，我们上海也可以先走一步。

创新离不开文化的浸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