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毛泽东同志一生与上海结下了深厚情缘。在党的创建时期，他曾12次到上海；新中国成立后，他高度重视上海在社会主义建设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对上海工作作出了许多重要批示、指示，并曾44次亲临上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结交各方人士，指导上海沉着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积极发挥自身优势，逐步建设成为重要的工业和科技基地。

　　“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

　　1949年，我们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号召，并把指导上海取得“进城赶考”的优异成绩看作中国革命必过的一大难关。
　　第一，制定“完整地保全上海”战略，为上海解放后迅速恢复重建打下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保证上海这座繁华都市不被战火所毁，毛泽东同志在我军胜利占领南京后，即提出解放上海“慎重、缓进”的指导思想，强调要把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一体考虑，军事服从政治，解放服从接管。
　　毛泽东同志确定的“既要歼灭防守之敌，又要完整地保全上海”战略，被形象地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让国民党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地保存城市。只有完整地把上海交给人民才是大胜、全胜。
　　第二，帮助上海应对执政之初的严峻考验，取得经济斗争的胜利。
　　上海解放后，毛泽东同志站在“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的高度，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经他同意，上海市军管会一举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抑制银圆涨价风，确立了人民币的地位。
　　之后，投机商又先后三次发起以“两白一黑”（两白指粮食、棉花，一黑指煤炭）为主的涨价风。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陈云同志从全国各地调运物资进上海，运用贸易、金融、税收等经济手段把投机势力彻底打垮。这一系列组合拳，“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
　　第三，倡导民主建政，团结各方力量形成同舟共济的政治优势。
　　1949年三四月间，毛泽东9次邀请黄炎培、陈叔通、章乃器等上海著名民主人士座谈，听取他们对接管上海的建议，还就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一事征求他们意见。
　　上海解放不久，中央即指示上海市委聘请社会贤达为顾问，以动员资本家恢复生产、打通航运。毛泽东同志还亲笔任命工商界爱国人士盛丕华为上海市副市长，使各界人士深受鼓舞。
　　在毛泽东同志的率先垂范下，上海党政领导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先后召开各行各业的一系列座谈会。陈毅同志几乎登门遍访了宋庆龄、张澜、颜惠庆、张元济等在沪民主人士，阐明党的政策，倾听各方意见，坦诚协商管理城市的办法措施，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从而将各界人民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
　　经过几年的努力，上海迅速治好战争创伤，初步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把“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改造为人民政权巩固、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秩序良好的新上海。

　　“上海有前途，要发展”

　　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率先提出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寻找中国自己建设道路的问题。到上世纪60年代，他进一步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并审时度势提出“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建设的战略思想。
　　第一，提出论十大关系重要思想，为上海等沿海地区发展提供战略空间。
　　1956年前后，毛泽东同志到一些重点地区实地考察。其中，1955年11月底、1956年初，他来沪视察了江南造船厂、上棉十二厂、上海港等单位。1956年2月至4月，还集中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在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于4月25日发表《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对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等十个方面关系阐明了新思路。
　　其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挥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这一思想在“二五”时期和中央有关政策中得到体现，为上海等沿海城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重大机遇。
　　第二，明确“上海有前途，要发展”，指引上海确立“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的方针。
　　上海与外部世界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因历史巨变而断裂后，面临着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转型的考验。1956年5月3日，陈云同志带着毛泽东同志“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重要指示来到上海，进一步阐明了中央关于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老基地的方针政策，使上海各界深受鼓舞。
　　同年7月，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抓住发展机遇，制定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决定充分利用近百年来形成的工业基础，使之更好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同时，对上海工业进行积极改造与合理发展。
　　1956年至1957年第一次工业改组中，按照加快重工业发展、增添新兴工业门类的要求，以按行业合并为主，把一批主要搞修配的小厂改组改造为大型骨干企业，增加机械、冶金、电力、化工等行业投资，开始彭浦、桃浦、漕河泾等7个工业区的建设。1958年至1960年第二次工业改组中，针对行业结构的不平衡，在关停并转623家工厂同时，改扩建和新建一批专业性强的骨干企业、新兴工业企业。1962年至1965年第三次工业改组中，注重纠正产业失调，压缩重工业，发展轻纺工业和支农产品。
　　第三，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支持上海建设成为先进工业和科技两大基地。
　　1958年，国务院先后将上海、嘉定等10个县划归上海市管辖，为市区工业扩散和建立卫星城市提供了条件。同年，上海明确工业生产向高级、精密、大型的方向发展。
　　1960年5月，毛泽东同志参观上海市科技成果汇报展览，充分肯定上海自力更生发展科技、研制新产品的成果，勉励科研人员研制火箭要循序渐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1963年12月，上海正式确立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先进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的奋斗目标，确定以发展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为中心，重点发展6个重点新兴工业和18项重大新技术。
　　到1965年，上海初步建成工业生产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较强、科学技术先进的工业基地和科学基地，拥有冶金、化工、机电、仪表、汽车、石化、飞机、电站设备等基础以及微电子、计算机、光纤通信、生物工程、激光技术等高科技产业，有70多项产品赶上或接近上世纪6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
　　从普通日用品到汽车、飞机、机电设备、运载火箭……上海都有能力制造，这为改革开放后再创辉煌奠定了基础。

　　激发上海人民的创造力

　　《论十大关系》始终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上海在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方针中，注重充分调动工人、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进一步激发了上海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第一，鼓励上海自力更生、革新创造，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在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条件下，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得知上钢一厂没有外国专家、主要依靠自己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完成二转炉车间建设后，他赞许这个厂大有可为。
　　毛泽东同志还勉励上海机床厂“要走独立设计制造的道路”，强调学习外国先进经验要为我所用；鼓励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指出“凡事都要经试验，在失败中取得经验，然后才会成功”。
　　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上海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掀起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热潮，发挥“蚂蚁啃骨头”“猴子骑大象”精神，创造了我国的许多“第一”。例如，1956年制造了第一只手表，1957年研制了第一台精密磨床，1958年第一艘万吨轮下水，1960年成功地发射第一枚探空火箭，等等。
　　毛泽东同志还非常强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他肯定上海机床厂培养工人技术人才、提高工人文化水平的做法，要求全面关心职工的政治思想、文化技术的进步。
　　1960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锦江饭店专门宴请上海的革新能手、劳模代表，称赞上海技术革命搞得很好，提出要从工人中培养大学生、工程师和作家。在他的倡议下，第一批工人工程师在上海诞生。
　　第二，广交上海各界朋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繁荣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毛泽东同志关心上海的对资改造工作，强调要将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1953年10月，他邀请上海的荣毅仁、刘靖基等参加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希望他们把工厂办得更好。1955年10月，再次邀请全国工商联部分成员座谈，推心置腹地讲解和平赎买政策。不久，上海顺利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性变革。
　　毛泽东同志还重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我国首部彩色戏曲电影《梁祝》就是“百花齐放”的产物。同时，毛泽东同志不仅明确支持越剧男女合演的改革，还两次观赏越剧舞台剧《梁祝》。
　　1957年3月，毛泽东同志鼓励复旦大学教授谈家桢：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历史学家周谷城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向苏联传统理论挑战，一度在学术界很孤立。毛泽东鼓励他投入学术争鸣。1958年1月，毛泽东同志专门邀请谈家桢、周谷城、赵超构赴杭州，请他们反映接触到的、熟悉的各方面情况。
　　第三，关心群众生活，倡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戊戌老人、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解放时已83岁高龄。按照中央指示，他被聘为上海市政府顾问。对《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陈望道，毛泽东同志不仅关心他的学术研究，更从政治上关怀。1957年，陈望道被党中央直接吸收重新入党。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于1957年2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同年3月20日，他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指出，群众闹事反映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与方法来处理，严格区分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同时，要求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教育引导群众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
　　总之，基于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把看清天下大势和谋好国内大局相结合，是毛泽东同志把握上海发展定位、指导上海工作的出发点；站在时代前列，根据国情、世情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部署，是毛泽东同志引导上海发挥自身传统优势、锻造新的增长优势的关键所在。在他的倡导下，上海得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赴时艰、屡创奇迹。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20年9月15日第12版）

荐稿人：ffy 2020-09-15  执行编辑：ffy 2020-09-15  责任编辑：tmy  202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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