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许多国际友人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格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燕京大学教授、英国人林迈可（左四）为晋察冀军区无线电技术高级训练班的学员们解答问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图

　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为支持中国抗战，发起筹建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图为艾黎（中）与助理人员合影。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图

 　苏联医生阿洛夫给伤员进行手术治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图

    1937年11月，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对当地平民进行了人道主义保护与救济。图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左三）和委员会部分成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图

      为了抗战胜利与和平生活　　苏 菲

　 1944年，马海德与苏菲在延安留影。 　　资料图片

    在我的丈夫马海德身上，有很多与中国相关的标签——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很多年前我曾问他，一位条件优越的医学博士，为什么当年自愿留在中国，而且一待就是一辈子？“因为这里的队伍需要医生，这里的人民需要我。”他的回答很朴实，很简单。

　　1933年，23岁的马海德为考察东方流行的热带病从美国来到上海。其时，日军先后入侵中国东北、攻打上海，无数中国老百姓命丧于日军的枪火下。面对当时上海的情况，他的兴趣从考察热带病转移到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上。就这样，原计划一年的考察时间不断延长。

　　1935年底，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经宋庆龄介绍，1936年6月，马海德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赶赴陕北，考察了解中共抗日主张和边区情况。经过几个月的访问，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全新的认识。马海德仔细考察了边区多家医疗卫生单位，通过与医生、护士和伤病员的交谈掌握了很多一手资料，写下调查报告，并就改善根据地医疗条件提出建议。斯诺在完成采访计划后离开边区，用自己的笔向世界介绍了充满活力的中国共产党和英勇战斗的工农红军，马海德选择留了下来。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马海德随部队前往山西五台县。在山西抗日前线，马海德和医疗队的同志们一起，为建立健全战地医疗组织、开展战地医疗服务，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野战部队，马海德和其他战士一样，一天只吃两顿用河水熬出来的小米粥。刚开始吃小米时，马海德很不习惯，时常会感到胃痛，变得越来越消瘦。队伍里不少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口袋里都会装着些冰糖，关键时刻用来补充能量。他们视之为珍宝，用纸层层包好。但当他们发现马海德尚未适应野战部队的饮食后，会时不时掏出一块冰糖递给他。马海德很感动，因为他深知，这些战士的助人行为意味着自己会忍饥挨饿。他们不再把马海德当作外国人，而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一起奋斗、相互帮助的同志……

　　1937年底，马海德从山西前线返回陕北，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并兼任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医生。那个年代，药品紧缺，马海德对中央领导也只能采取“自然调剂，预防为主”的保健办法。很多中共领导人都是带病带伤坚持工作，要求把好药优先供应给前方。从前线到根据地，从领导同志到战士们，他们在抗战中所表现出的坚韧与无私，总是深深感染着马海德。

　　抗日战争期间，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苏联医生阿洛夫、德国医生汉斯·米勒、印度援华医疗队等来华救死扶伤。马海德迎接了他们，帮助他们安顿，为他们答疑解惑，让他们更快地开展工作。在中外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边区的医疗事业很快有了起色。以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为总院，先后发展了8个中心医院，24个分院，形成了总计拥有1.18万张病床的医疗网。据有病案可查的记录，仅1944年至1947年期间，马海德在延安诊治的伤病员达4万多人次。面对这位身着军服、打着绑脚的外国人，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马大夫”。

　　也是在延安，我与马大夫相见、相爱、结婚。如今回首往事，如果说贡献，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在那个年代，年轻的我们风风火火地参加革命，风风火火地上战场，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和平的生活，每个人都在工作岗位上做着分内的事，作出自己的那份贡献。也正是因为有共产党，有根据地，我们才能坚定地抗击日本侵略者。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他于1950年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将余生的精力投入到麻风病的防治工作中。后来，在他去世后，为了继承他的遗愿和未竟的事业，我注册成立了马海德基金会，以表彰麻风病防治领域的优秀医护人员，资助开展麻风病健康教育工作，救治麻风病人等。

　　从年轻时候起参加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随着中国革命的脚步一路走来，也有幸见证了祖国越来越强大。如今，已经101岁的我感觉很幸福，因为这一辈子过得特别有意义。关于麻风病防治，如今有专设的麻风病医院，有专门的医生、专业的药物，让患者得到了有效的治疗。看到一切都好起来，我感到很欣慰，这也是马海德最希望看到的。

　　（作者为中国卫生部原顾问马海德夫人，《人民日报》记者陈尚文采访整理）

　　我为父亲的壮举感到骄傲　　贝石涛

1942年，贝熙叶在前往“贝家花园”的路上。 　　贝石涛供图

    1913年，我的父亲贝熙叶来到中国，担任北京圣米歇尔医院院长、法国驻华大使馆的医官和北京大学校医。和当时多数在华谋求商业利益的西方人不同，父亲是一名出色的医生和纯粹的人道主义者。他以诚待人，竭尽全力救治每一位病患，还给穷人免费诊治。在他的说服下，法国政府扩大了圣米歇尔医院规模，并将这个曾经只为在华外国人服务的医院向中国民众开放。得益于这些举措，医院在战时救助了大量中国军民，父亲因而获得了很多人的尊敬和友谊。

　　父亲坚定地反对法西斯，帮助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在他的努力下，圣米歇尔医院从未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医疗服务。早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身在北平的父亲就救治过不少遭到日军袭击逃难而来的平民，他还在中国各地拍摄了许多难民的照片，了解到日军大肆屠杀民众的情况。他对日本法西斯的残暴行径感到震惊和深恶痛绝。

　　当时，法国驻华使馆已在战时关闭，父亲不再担任使馆医官的职务。他担负着巨大的风险，义无反顾地为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提供帮助。除了救治中国军民外，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和帮助林迈可等国际反法西斯友人、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青年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抗日解放区，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将稀缺药品和物资运送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我为父亲的壮举感到骄傲。

　　近年来，中国重建了父亲在北京的居所“贝家花园”。在中国友人的帮助下，我也得知了更多关于父亲的事迹。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到：“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叶”，这使我感到荣幸与自豪。中国举办许多纪念父亲的活动，并邀请我参加。我感谢中国人民对父亲的友谊与纪念。

　　2015年，我受邀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在天安门观礼台上，我心潮澎湃。

　　二战早已过去，法德两国和解合作，达成和平。但日本右翼一直缺乏反思，不愿承认战争罪行。日本只有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其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我希望各国人民能互相尊重、合作包容，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正义。

　　父亲用自己的爱、尊重与奉献，回应了当时中国抗战的需要。我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成为一名医生。我也很高兴看到法中医学界紧密合作，今天我们正一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我本人也正在同两国相关机构合作，投身于两国老年人护理和康复机构的建设与管理。我希望继续促进法中在医疗领域的合作，为两国友谊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作者为法国医生贝熙叶之子，《人民日报》驻法国记者葛文博采访整理）

　　日中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　　小林阳吉

1989年，小林清（右）与小林宽澄在天津留影。 　　小林阳吉供图

    父亲的故乡是日本大阪府。可父亲怎么会在中国呢？又怎么会说中文呢？少年时的我曾不解地问父亲。父亲回答说：“我是一名‘日本八路’，我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大众报》上都写过文章，说中文当然不在话下！”

　　多年后，我找到1944年7月23日这张《大众报》，看到报纸上父亲写的《我的思想反省》一文。文章配发的“编者按”写道：“小林清同志反省所以深刻，其基本原因在于他政治上的觉悟，在于他的坦白赤诚，在于他认识了日本法西斯的罪恶和‘武士道’的毒素，在于他大胆地控诉了日本军部的罪恶和认清了日本人民最好的朋友——中国共产党，八路军。”

　　我怀着一颗好奇的心去追寻父亲走过的足迹。父亲原是一名日本军人，1939年作为日本侵华派遣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的一名士兵来到中国，1940年在胶东文登县和八路军作战时负伤被俘。

　　经历了痛苦、绝望、思索、觉醒，在八路军官兵诚恳的教育和帮助下，父亲逐渐明白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要结束这场战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已经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他终于成为一名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并担任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副支部长，从此和中国人民一起并肩战斗。

　　父亲出身日本军队，深知日军士兵思想、心理、情感和生活习惯。为了削弱日军的战斗意志，他通过喊话、信件、慰问袋、电话等方式配合八路军对日军的宣传，着重渲染日军士兵思乡厌战情绪，动摇日军一贯坚信的“皇军必胜”的神话，为瓦解日军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父亲的事迹逐渐在胶东大地上传开，胶东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见到他，都亲切地管他叫“日本八路”。

　　抗战胜利后，父亲转战东北，与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和部分山东部队一起，参加了接收东北的工作。他担任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安东支部长，负责接收日本红十字会医院、关东军陆军医院和伪满铁路医院。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直没有回日本，1994年因病在天津去世。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父亲为中国抗战作出的贡献。2015年，我受中国政府邀请，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并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作为“日本八路”的后代，应邀参加这次活动，是我一生的荣誉和骄傲。

　　“作为一个日本人，最终选择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帮助我实现了思想的深刻转变，认识到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父亲曾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动员广泛、革命彻底，为推动中国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为了告诉人们勿忘历史、珍视和平。作为一位“日本八路”的后代，我有义务和责任继承父亲的遗愿：热爱中国、热爱和平、反对战争，让更多人知道，日中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它、爱护它，切莫让历史的时针倒转，日中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

　　75年过去了，父亲也已经去世26年。但是在今天，日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数千年的传统友谊。但是，谁也不应忘记，日本曾经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一个勇于反省的国家才能真正赢得世人的尊重。

　　（作者为日本八路军新四军战友会事务局长，《人民日报》驻日本记者刘军国采访整理）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20年9月15日第18版）

荐稿人：xscclf 2020-09-18  执行编辑：lry  2020-09-19   责任编辑：tmy  202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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