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首任军法处长、95岁老将军瞿道文回忆：那年破案3000件

　　采访整理 朱晨 陈正卿

人物小传

       瞿道文 （1919—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魏兴乡人。1933年参加红军。1949年上海解放后，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兼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后历任华东军区防空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第二主任，空四军副政治委员、北京空军政治学院副政委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我今天已经95岁了，精神还算好，每天在家里下下棋。只是听力不太行，和家里人交流也基本靠笔谈和比划。比不上80多岁的时候，还到处去演讲，给学生们上爱国主义教育课，为的就是希望今天的孩子，不要忘记过去那段历史，不要忘记今天的胜利是怎么得来的。

      1949年初，我刚刚从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调到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担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当时淮海战役刚胜利，大家都等着毛主席一声令下，就“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记得有一天，兵团的宋时轮司令员、郭化若政委和我们几个人聊天，谈到当时的战局，最后宋时轮司令员说：“和平谈判的事由毛主席、党中央去解决，我们部队主要是抓紧时间整训，一切行动听指挥。”末了，宋司令员还当着大家对我开玩笑：“瞿部长，你来一首诗怎么样？”我推辞不过，只好花了几分钟，写了一首《清平乐——解放大军何向？》，内容我现在还记得：

        “淮海决战，歼敌六十万。

        收拾金瓯中原片，世界人民称赞。

        歼敌精锐集团，金陵贼军胆寒。

        解放大军何向？军旗直指江南。”

接受保卫上海重任

      1949年4月20日，第九兵团发起渡江战役，部队一举突破长江天险，又直插郎溪、广德山区，切断京杭国道，与兄弟部队一起，包围歼灭了从南京沿江一带逃出的敌人8个军10余万人。部队随后进入松江地区整训，准备解放上海。当时郭化若政委就已经与我谈起，保卫部要对上海的锄奸保卫工作开始积极准备。要维护上海的社会治安，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积极准备应付敌人的阴谋破坏。

      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8日，淞沪警备区司令部正式成立。司令部、政治部都由第九兵团机关兼任。当天上午，兵团领导找我谈话。郭政委庄重地说：“奉市军管会陈毅主任的命令，警备区下设军法处，由你担任处长，担负起警卫上海、肃奸反特的重任。”

      当时的上海，情况十分复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势力，仍然盘踞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土匪、特务、逃兵、地痞四处活动。国民党撤退时，又留下了大量的特务系统。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警察总局已被接管，正在“拆屋重建”上海市公安局。因此，保卫新政权的责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淞沪警备区部队和我们军法处的身上。

      接受任务后，我提出了几点意见，包括立即肃清散兵游勇，对于一切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均送交军法系统审处，组织建立各部队所属防区的站岗放哨和班组巡逻哨，深挖中外潜伏特务、间谍及其组织等。郭政委当即表示：“你的建议很好，我与宋时轮司令员商量一下，立即电话通知各部队执行。你要大胆放手工作，我们一定支持你。”第二天，宋司令员也给我打电话，说你的意见郭政委已经告诉我了，我们完全同意，已通知各军照办。领导的支持和鼓励，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刚成立的军法处，一切都处于边建设、边工作的状态。当时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人员也相当短缺。陈毅市长对于军法处的工作抓得很紧，几乎每月我都有一两次在兵团领导处汇报工作时见到他。他不仅认真听取工作汇报，同时还关心工作中的困难，并及时给予解决。有一次陈老总问我：“你上任后有啥子问题没有？”我当即表示：我们部队战士大多来自北方和农村，一不懂上海话，二不熟悉上海马路，三不了解上海市民的生活习惯，严重影响了工作开展。请示是否可以从地方党组织抽调一二十位同志来充实军法处。陈毅市长当即爽快地说：“好嘛！一个区或一个大学、一个工厂调一两个人不算多，我给组织部讲讲，选调就是了。”几天后，便有一批来自复旦、交大、同济的学生党员20多人前来报到，他们朝气蓬勃，会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还熟悉上海的大街小巷，掌握不少社会情况，后来都成了上海政法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刚上任就连破大案

      说来也巧，我还没上任，就碰到了一个大案。在5月25日，我们部队刚刚攻占苏州河以南的市区时，就有一股武装匪特，打着“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先遣队”的旗号，接收了邑庙和蓬莱两个警察分局。我得知之后立刻与地下党联系，发现从未有过这支地下武装番号，随即向宋时轮司令员报告。宋司令员当即下令：“消灭它！”我赶赴现场指挥就近部队，一阵猛打猛冲，对方抱头鼠窜。抓住几个一审，发现是敌人盗用我军名义，想混水摸鱼扰乱人心。于是我命令侦察科暂时按兵不动，让敌人暴露更彻底一些。

      果然过了没多久，这伙人又打起了愚园路原中央银行金库的主意，冒充解放军前去接收，命令行员按册点缴钱款财物，等候“政府”处理。与此同时，侦察科在另一头终于摸清了他们的底细，头目原来是毛人凤亲自委任的“敌后游击司令”、做过军统东北站负责人的顾震，和苏州解放后潜逃来沪的国民党苏州城防司令部参谋长吴正亚，他们网罗残敌，居然编成了4个纵队，公开打着解放军旗号，想趁着上海刚解放，既大捞一把，又破坏解放军声誉，再窜到沪浙皖交界的山区里面打游击。我向陈老总汇报，他命令火速布置，一举歼灭。6月7日，上海军警联合出动，一夜间抓获百余名匪特，清除了这一隐患。顾震等主犯都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是发生在7月5日，那天晚上9点左右，静安寺公安分局接到德国侨民鲁道夫的电话，称家里遭到歹徒抢劫，妻子爱娜和女佣人都遭到歹徒强奸。分局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当晚11点，巡逻警察在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严家宅弄口，发现一个可疑分子，经审讯这人名叫杨玉顺，正是抢劫德侨案的作案者之一，到这里是等同伙来分赃的。分局于是顺藤摸瓜，把犯下该案的十名罪犯一网打尽。两名主犯后来被军法处核准判处死刑。

维护上海金融秩序

      上海刚一解放，上海市人民政府就宣布：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作废，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并公布了1：100000的比价，即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但一些投机奸商和敌特分子利用他们囤积的大量银元，公开倒买倒卖，哄抬物价。5月28日，人民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价为600：1，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变成了2000：1。通货膨胀使得大米、面粉、煤炭等生活必需品短时间内价格上涨了二三倍。反动势力还狂妄叫嚣：“共产党打仗可以，但管理城市是外行”、“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军管会注意到了这个情况，明令禁止买卖黄金、白银、美钞，但利令智昏的投机者们置若罔闻。位于九江路的上海证券大楼是当时上海金融活动的中枢，每天上午九十点钟，一些专门左右上海金融市场的“大亨鼠”便来到这里，他们敲定的银元、美钞、黄金价格一公布，大批掮客便分散到市区各个角落，所有的银元贩子都参照这个行情进行交易。这里成为上海金融动荡的根源。6月7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主持会议，指出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出一个月人民币就有被挤出上海的危险。会议决定：查封上海证券大楼这个操纵金融投机的指挥中心。6月10日上午8点多，我们军法处协同其他部门，一举查封了上海证券大楼，将200余名违法分子逮捕法办。第二天，大米就跌价一成左右，第三天再跌一成，上海市民拍手称快。

      为了破坏上海金融秩序，敌人还想出了制造假币的花招。6月初的时候，军法处接到报告称，有人在淮海路的商店，用大量的连号人民币购买商品，店家收下后发现是假币。我立即派出人员侦查。6月16日，侦查员当场扭获用假币购物者，经过审讯，在一个叫艾中孚的人的姘妇家里，查获了4架印钞机和1亿多元新印的假人民币。后来查明，这个艾中孚，是1949年初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的少校特工组长，专门负责制造假人民币，破坏上海的金融市场。经过周密侦查，我们终于在7月10日将艾中孚抓获，破获了这一大案。

最难忘的大案

      说到1949年我最难忘的大案，就非“鸿生轮”案莫属了。9月22日，全国即将迎来新中国开国大典。就在这种喜庆气氛中，那天晚上，满载着包括7名解放军战士在内的200多名乘客的 “鸿生轮”正由上海外滩开往崇明。不料有身藏短枪、伪装成商贩的20名武装匪徒也混上了船。他们摸清底细后，就派人分别坐在7名战士身边。等到深夜2点，匪徒突然向解放军射击，为了避免误伤群众，我们的战士只能徒手和匪徒搏斗，结果4人当场牺牲，另外3人，其中包括一名女兵，被劫持。匪徒将全船洗劫一空后，又在江上劫持了一艘木帆船，把3名战士带到苏北川港勒死。9月25日，他们公开打出了“反共救国军通海纵队”的旗号，鼓动反革命暴乱，还在南通城郊枪杀了3名土改积极分子。气焰嚣张至极。

      消息传到上海，陈老总大为震怒，当即指示淞沪警备区军法处限期破案。我连夜召集相关人员研究作战方案。第二天上午，郭化若同志电话通知我立即到他的办公室。我一进门就看到陈老总也在座。他对我明确要求：“限期两个月侦破此案。”我当即将昨晚研究的方案作了汇报：从种种迹象分析，这些匪徒虽然眼下在南通，但在上海肯定有窝点。与其派人到人地生疏的苏北办案，不如让南通、崇明驻军在当地大张旗鼓搞一次剿匪行动，造成草木皆兵的局面。匪徒感到威胁，觉得上海人口稠密，安全性大，就可能逃回上海躲藏。而我们在上海守株待兔，正好可以让他们自投罗网。陈老总一听，当即表示：“你这个‘赶鸭子下水’的方法很好，就这么办！”

      我回到军法处，立即布置，这伙匪特果然感到在苏北立不住脚，又逃回上海，在漕溪路、三官堂、陈家桥一带躲藏。随即被我方内线发现，迅速报告了指挥部。10月底，当其骨干人员又聚在状元楼密谋时，军法处的同志如神兵天降，当场击毙1人，活捉7人。同时各路人马又端掉了他们的老巢，剩下12人也全部归案。在苏北被杀害的3名解放军战士遗体也被找到并重新安葬。

      陈老总听到报告，高兴地在电话里哈哈大笑：“好哇！好哇！我给你们两个月，你们只用了20天。”潘汉年副市长也在当天的办公会议上予以表扬。没几天，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也来电祝贺。案件公审判决那天，南通人民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庆祝，还派人专门到上海来送锦旗，表彰淞沪警备部队、军法处为民除害。

      我担任淞沪警备区军法处长，一共13个月时间。期间有幸与陈老总多次接触，几次直接接受陈老总的工作指示，有时还一同分析敌情形势。陈老总知识渊博、掌握政策又十分稳妥，对工作要求严格的同时，对下级又十分爱护，没有任何架子，同意的就支持，不同意的就讲道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

      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一年时间里，我们一共侦破各类案件3000多起，捕获特务、惯匪、流氓万余人，为新生的大上海的繁荣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