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如近照。 均资料照片

青年刘燕如。

　　人物小传

      刘燕如，1938年入党，是电影《51号兵站》中“小老大”的原型之一。1949年初，调入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解放后，历任黄浦区副区长、市参事室办公室副主任等职。离休后撰写百余万字党史文章，被评为全国和上海市党史工作系统先进个人。

■口述 刘燕如（97岁）

采访 任春

      1949年3月，我接到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田云樵同志的通知，组织上派我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策反敌特机动车队，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

      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我到南市沪闵南拓汽车公司去接头。踏进二楼办公室的门，我问：“高莲荪先生在吗?”只见里间一个穿着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大队军服的青年汉子，正坐在办公桌前和人高谈阔论，看到进来了个不认识的人，生硬地反问：“我就是，你有什么事？”

      我走上前去，按照事先约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高莲荪的名片递给他。

      他一愣，然后笑了：“欢迎！佟先生告诉我，说你要来，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了。”随后，把我引进了隔壁房间。

      这位高莲荪又名高戟，是沪闵南拓汽车公司经理，又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一稽查大队机动车队队长。

      1948年1月，淞沪警备司令部为了加强镇压上海的反蒋爱国活动，成立了警备大队，统一指挥敌特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并命令国民党军官高莲荪组织机动车队，执行白色恐怖计划。

      我地下党员顾永金原是高莲荪的同学，早就受组织安排打入了敌人内部。当他得知了淞沪警备司令部这一新动态后，就动员高莲荪接受任命担任机动车队队长，自己也跟着加入成为了队员。

      1948年8月，敌我双方军事形势发生根本变化。高莲荪私下里向顾永金流露出想找找共产党的关系为自己找条出路的念头。10月初，我地下党代表出面和高莲荪会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表示愿意建立工作关系，为人民做一点好事。

      1949年2月，地下党组织对上海解放时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了估计，制订了相应的行动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把高莲荪的机动车队作为秘密交通联络工具，以解决上海解放时已解放地区和待解放地区之间的联络问题。

      我正是为此而来到上海。

      那天，为了进一步确认高莲荪的可靠程度，我要他做三件事：一是提供上海蒋军兵力部署图；二是提供特务照片；三是提供被捕人员信息。3月上旬，高莲荪先后送来了相关情报。

      4月的一天，晚上宵禁后，我让高莲荪带路，驾驶着机动车队的吉普车，搞了一次巡逻视察。

      我们乘坐的吉普车上画着国民党党徽，标有“警备”字样，车上装有警报器，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通行证，在全市通行无阻。那天马路上空荡荡的，十字路口只有岗警、零星的行人和三轮车，偶尔有警车、救护车，响着笛跑过去。凌晨时分，我和高莲荪登上国际饭店楼顶，下面一片死寂，不见了平日的灯红酒绿。

      这次巡视，让我验证了高莲荪的机动车队确实有特权。

      5月24日中午，警备大队宣布撤离上海，命令高莲荪和机动车队随行。形势紧迫，高莲荪打来好几个电话问我：“刘先生，上头要我们立刻撤退，怎么办?”

      我决定使用缓兵之计。“把人员、枪支带上，车子开到公司来。对他们说为了撤退要做准备工作，车子要整修加油，队员要回去拿些随身财物。”按计，车队离开警备大队后，先开到新乐路一幢空房内隐蔽以拖延时间，下午5时，再全部开至沪闵南拓汽车公司。

      黄昏时分，我命令高莲荪公开宣布，机动车队留在上海，不撤离了。

      高莲荪在车场上集合了队伍，拉开嗓门喊：“弟兄们，警备大队命令我们机动车队撤离上海去台湾。我们大家上有老下有小，都带不走，何况现在上海已经被四面包围了，我主张不跟他们走，留在上海，大家怎么想?”

      鸦雀无声。

      过了好长一阵，有人开腔了：“我们听队长的，留下来，不走！”

      随后，附和声渐起。

      见大局已定，高莲荪立即表示：“好！既然弟兄们信任我，我决定留下，有我在，弟兄们的安全不必担心。”

      晚上7时许，外线电话铃响了。我估计是警备大队又来催了，让机动车队赶快撤退，就对高莲荪说：“如果是他们催，就说车子正在检修、加油，你们要是等不及就先走好了，我们一弄好就赶上来。”高莲荪一接电话，果然如此，便照商定的说法应对了。到晚上10时左右，我和高莲荪决定把车队全体成员集中起来，开回威海卫路警备大队部待命。

      当时我估计形势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当夜解放军不进市区，警备大队的特务们还可能折回大队部。这种情况下，就要高莲荪推说因为赶不上他们，看到大队部空了，所以留守；二是如果解放军进入市区，那就不准抵抗，听候命令。

      高莲荪立刻率领机动车队全副武装地开回大队部，而我则在沪闵南拓汽车公司静观事态。

      5月25日零点钟声敲过之后，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传来了高莲荪紧张激动的声音：“解放军来了，在楼下叫门，怎么办？”

      我又惊又喜，担心情况不实，反复问：“你看清楚了吗？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要上当。”

      高莲荪肯定地回答：“是真的。”
 
      “是真的，就开门缴枪，向解放军讲明是地下党的关系，等候上级命令。”

      “刘先生，你能不能来一次？我派车来接你。”

      半小时后，来了一辆吉普，车上坐着两名机动车队队员和一位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告诉我，部队已进入市区，正在穿插分割消灭国民党部队。

      说来很有戏剧性，我们乘坐的吉普车从南市肇周路开往威海卫路，在已解放的地区行驶时，由解放军同志站在车外踏板上护行；驶入尚未解放的地区时，便换上机动车队队员站在踏板上护行。一路都很顺利。

      赶到威海卫路大队部后，我赶紧找到人民解放军237团团长。听我说明身份和来意后，团长一把握住我的手说：“同志，你辛苦了！”

      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后来上级开会决定：机动车队的武器全部由解放军接收，负责保护苏州河边的仓库。

      接受新任务的机动车队，随即返回沪闵南拓汽车公司 （这时该地已解放），大家用喷漆将涂有国民党党徽的草绿色吉普车，统统改为绘有红五角星的白色吉普车。

采访手记

      “刘老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党史的书。”家政服务员王婶怎么也想不明白：老人家就是住院也要把书稿带进病房；为了出书，还要自己往里搭钱。“你说，他图的是啥？”

      问题抛给老人，他有些不开心：“你们这一辈人，没经历过解放前的苦，没法体会当年我们投身革命义无反顾的劲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干事。写党史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要什么理由！”

      说这番话的刘燕如，声音洪亮，眼中泛光。

      哪怕在十年浩劫中右手致残只能用左手书写，哪怕心脏不堪重负安装了起搏器，哪怕冒着长期伏案会失明的风险，刘燕如的笔，都不曾停歇。这位老革命用了近30年的时间，一笔一划写出了逾百万字的10本党史书。

      这不是第一次看刘燕如伏案疾书，也不是第一次听他讲风云故事。惊心动魄、心灵震撼之外，还有一丝别样的情绪漫上心头，那是一种既觉幸运又感心疼的复杂滋味。

      因为，他是我的外公。

荐稿人： lry   2014-06-16        执行编辑：zjy  2014-06-16    责任编辑：xwf  2014-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