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晔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今年75岁的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杨德广没有家财万贯，但他捐出了300万元。

　　杨校长坦言，他自小便有成名成家的念头，受此驱使，相继圆了读书梦、图强梦，当上了教育家。

　　但70岁后，他更想做一名慈善人。

　　当校长期间，他就十分重视“经济效益”，而眼下用自己多余的钱做慈善，同样是“财富的效益最大化”。

　　有人笑他“杨德憨”，他却道，自己收获的快乐“无与伦比”。

　　千金难买我愿意，千金更难买我明白。

　　“平民校长”的特别生日

　　2009年底，杨德广即将迈入古稀。他开始考虑，如何纪念自己的70岁？

　　人老之时，多会思考两个问题：过去的日子怎样走来？往后的日子该如何度过？

　　把这两个问题想清楚了，便很快有了决定。2010年2月5日，杨德广70岁生日。这天，上海市高教学会和上师大召开了“杨德广从教45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高教学会、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厦大等教育界人士前来祝贺。杨德广在会上郑重宣布：“我决定，将自己积余的100万元书稿费和讲课费，以及卖掉一套房子所得，共300万元，分别捐赠给我的3所母校：南京上坊小学、南京九中和华东师范大学，用以帮助部分贫困生、优秀生度过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

　　果然是一位特别的校长、一个特别的生日。

　　上师大6年半，杨德广够轰轰烈烈了——他与领导班子成员一起，用3年时间解决了1000多户教职工住房困难；他提出“不能树木何以树人”，建成上海市花园单位、全国绿化400强，被称为“绿化校长”；他践行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在大学生中开展充实教育和文明修身活动；他主张发展教育产业，建立教育市场，倡导“大学校长既要找市长，更要找市场”，多途径为学校融资，并顶着压力开发了奉贤校区；他制定“约法10章”，出差不乘软卧、不到外宾楼吃饭、不要专车接送等，上下班“不顾形象”地骑自行车，人称“平民校长”。

　　而退休后的善举，又为他赢得“慈善校长”之名。

　　争议与猜测尾随而来。杨德广难道是家庭关系紧张，不打算把钱留给子女吗？还有人质疑，杨德广哪来的300万元？

　　对此，老校长一笑了之。

　　更多是赞誉。这些年，他先后获得“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十佳好人好事”、“上海市慈善之星”等荣誉称号，老同事、老同学见面就夸他“崇高”、“了不起”。

　　对这些褒奖，他高兴且欣慰，但不敢认同。

　　唯有一次，他在母校华师大参加继续教育会议，华师大一位85岁的心理学教授对他道：“老杨啊，你的事迹我看到了，我认为你做得对。你活明白了！”

　　活明白了！这是迄今杨德广认为最贴切的评语。

　　财富不完全属于个人

　　杨德广从来就活得明白。

　　他有个习惯，每回外出讲课所得，必在本上记下金额。上世纪80年代迄今，他受邀到校外讲课2000余场，讲课费从几十元涨到几百乃至几千元。但他记账的乐趣，仅止于从数字的变化中触摸时代脉搏。其实，他早就想好要捐，“因为这笔钱不完全属于我个人。平心而论，有些外出讲课、写书、著文章，占用过工作时间”。

　　对于校长身份，他亦怀着谦卑心，“人是社会的人。没有工人农民，我哪有吃穿？没有老师，我哪来知识？没有学生，我又怎么成得了教师，当得了校长？”

　　如此简单道理，是在退休后越想越透彻的。随之，一个念头渐渐浮出——既然受之于社会，就该回馈社会。于是他开始盘点自己多余的财富：历年讲课加书稿费，共计100万元；除自住一套房外，尚余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市值200万元。他想，“金山银山，一天只吃3顿饭。豪宅万座，睡觉只占一张床”，多余的财富，留给自己或子女享用，不过锦上添花，而送给贫困之人，却是雪中送炭。

　　“索性卖掉房，凑出300万，3所母校，各捐100万元”，明白人杨德广，爽快地拿定了主意。
　　其实做出这一重大决定时，他想到了两位至爱的女人。

　　一位是他母亲。因为积劳成疾，母亲年仅43岁便过世了。他记得，幼年家贫，饭锅里常是野菜为主，但碰上邻居来讨饭，母亲总要刮出半瓢米。母亲道：“他们比我们家更困难，已经揭不开锅……”她的言传身教，深深烙印在杨德广的成长记忆中，如今他慷慨助人，想必母亲九泉之下一定欣慰吧？

　　另一位，是与他相濡以沫30余载的夫人郭淑麟。她从来乐善好施，罹患重病前是上师大统战部部长，为节约公款，常把家中亲友送来的保健品拿去慰问教师；听说学生身体不适，她会熬好鸡汤送去宿舍；教职员工的爱人病倒，她自告奋勇去帮忙买汰烧、报销医药费……杨德广无限思念妻子，他想，自己的爱心善举，也能替爱人了却心愿吧？

　　从农民儿子到大学校长

　　从农民儿子到大学校长，杨德广一刻未忘曾经的贫穷。

　　他是龙凤胎，本应欢天喜地，父母却在他与胞妹刚一出生时便面临抉择：至少送掉1个，否则，生活难以为继。在大姐苦苦哀求下，襁褓中的杨德广被勉强留下，胞妹则被送往育婴堂，从此失散。杨德广出生不足百天，贫困交加的一家人被迫迁往江苏江宁县（现江宁区）农村，捉襟见肘的日子，唯有苦熬。他记得每年三四月，家中断粮，只能靠挖野菜果腹。幼年杨德广甚至为打捞家中唯一一把镰刀，在寒冬跳入刺骨的池塘，摸索半天，冻得险些丧命。

　　求学时光，依然万般节省。中学6年，他靠在沪当学徒的哥哥接济，每月10元，其中8.5元吃饭，1.5元主要用于买旧书。他从不买水果、零食，常年赤脚长跑，用冷水洗脸、洗澡，严冬自来水断绝就用雪洗脸。实在冷得够呛时，与寝室同学轮流花1分钱，去老虎灶买2个水筹，买大半面盆水泡脚，这已是很大的享受。直到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他才拥有人生第一套厚实的棉衣裤和棉被。

　　而更没齿难忘的，是来自周围的受助之恩。小学时，杨德广常与同龄伙伴严成华一同上山砍柴，实在挑不动时，严成华喊来母亲，帮杨德广一同挑回家；初中时，班主任徐之良见杨德广一家5口挤在几平方米的小房内，亲自帮他搬到南京九中的集体宿舍去住；高中时，华侨出身的同班同学林木民，每月至少2次带杨德广去饭店“开小灶”，高三时还为他订了一整年牛奶。高考冲刺前大半年，适逢学校宿舍大修，同班同学顾湘杰盛情邀请杨德广去他家住。

　　所以，杨德广心怀沉甸甸的感激，时时不忘报答。高中时，他已是南京最年轻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同学中有学习困难者，他上门辅导；清理中山门的臭水浜，他第一个跳下去。大学时，他只选朝北宿舍住，经常为同学打水、晒被。饭票是定量的，每人每月33斤，杨德广考虑到班上高个子男同学消耗更大，坚持每月省出三四斤饭票给他们，且效仿雷锋做好事不留名，悄悄塞在生活委员枕头底下。这谜底，直到前年大学同学聚会时才揭晓。在华师大工作时，他每天骑着自行车路过中山北路桥，遇见拉板车的工人，他一定会停下，帮着推车过桥……

　　他告诉记者，最难迈过的，是内心一道坎：常因“亏欠”而难以平静，因为“偿还”而感到踏实心安。有一次他坐公交车到莘庄，票价1元，人群把他挤向车中间，直到下车后，他才想起忘了买票。他无比内疚，不久再乘此公交，一上车赶快付了2元。2002年，妻子患癌症期间，学校送来1万元慰问金，但2年后借校庆的由头，杨德广又将这笔慰问金全部捐出。

　　退休后仍要“有为”

　　杨德广有句座右铭：无为何入世，入世有所为。

　　从留校任校团委书记，到调任上海高教研究所所长、上海市高教局副局长、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再到退休后应邀到民办高校震旦职业学院任院长，自1965年工作以来，杨德广历任十余个工作岗位。他说：“有所作为，是我工作乃至活着的最大动力。”他每天早上7时到校，晚上9时离校，一天工作学习十余小时。在做好本职工作同时，他坚持高教研究，出版专著40余本，发表文章500余篇，有20多项成果获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奖。他指导博土生和硕士生40多人，是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专家。他还荣获“上海市青年五四荣誉奖章”、“全国绿化奖章”、“上海市十大教育功臣提名奖”、“群众信得过的好领导”、“从事高教工作逾30年、高等教育研究有重要贡献学者”等，一路精彩伴艰辛。

　　而退休后，杨德广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继续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他整理30多年的文稿，自费出版3卷本《杨德广教育文选》　和　《我的教育人生——从农民儿子到大学校长》，这是结合自己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总结，留给高教改革与发展一笔精神财富。而多余的300万元物质财富，他留给3所母校，每年各资助20多名贫困的优秀生。每到一处捐款，他都事先约定：不要迎送，不要宴请，不收礼物，来回路费、食宿均自己支付。但有一条，请对方每年提供受助学生名单，证明捐赠款确实用在了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慈善校长”很快引来知音。一位企业家找到杨德广，自愿拿出200万元，商定成立“杨德广帮困助学基金”。2012年9月，72岁的杨德广与这位企业家翻山越岭数千公里，跑遍了分散在黄土高坡的4所学校。当见到“小萝卜头”们中午啃着又凉又硬的窝窝头、用地窖水吞食时，杨德广眼眶湿润。他决心帮几所小学建立营养午餐。次年9月他再去时，看到孩子们确实吃上了两菜一汤，他十分欣慰。但此时，杨德广又发现新问题——眼前这些孩子，每天来回几个小时的山路上学，他们中有几个真正能走出山门、走向大学？凤毛麟角。

　　他不忍心，当即与当地校长商定，从“杨德广帮困助学基金”所资助的享受营养午餐的1000名贫困生中，择取32名品学兼优的中小学生，给予“一对一”重点资助，扶持他们考上并读完高中和大学。

　　为着这个“冲动”的承诺，杨德广回沪后立马张罗。儿女和外甥女一听说，率先认领。同时，他拟定倡议书并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但不忘友情提醒，“经济拮据的学友目前不要参加，待将来经济条件较好时再参加，只要有慈善之心即可”。很快，杨校长曾经的学生、现淮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李福华专程从安徽来沪认领，上师大毕业研究生陈润奇、靳海燕、陈敏、刘岚、汪怿、向旭、季成钧、吴海燕等也专门到杨德广办公室，选定了受助对象，有些还拉上家属领取“双份”。年逾六旬的上师大人文学院翁敏华教授翻遍了30多份受助学生基本情况表，终于选定了没写错别字的一男一女2名学生。然而2个月后，惊闻翁教授罹患恶性肿瘤，当杨德广惴惴不安到她家中探望并劝她放弃资助时，翁教授却坚决道：“生命有限的情况下更要多做善事”，一时间，杨德广感动得不知该说啥。

　　2013年底，杨德广出差时摔跤，胸椎骨折，此时，尚余10多名受助学生无人认领，而他答应给山区寄钱的期限将至。躺在医院的2个多月里，他打电话寻找愿意资助者。到2014年1月初，好不容易还剩4个名额，杨德广本打算全部包下，没想到柳暗花明，他的学生陈敏主动在其微信圈里呼朋唤友，竟一下涌来20余人争抢。

　　做一个“点燃”的角色

　　做慈善能激起这些声响，杨德广渐渐感到，其实自己无意中，扮演了一个“点燃”的角色。

　　他万万没想到，而今已定居日本的原上师大学生杨健，也会成自己的“粉丝”。杨健上世纪90年代从艺术系毕业后，赴日留学，去年回沪看望和照顾已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时听说了“慈善校长”，于是特地来母校找杨德广，请他预留好2个“一对一”名额。她动情地告诉记者，“我一直想找一个有意义的方式，来纪念自己在日本打拼20周年”。

　　更让杨健深有感触的是，当她说起为了母亲专门在日本学习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系统护理方法后，杨德广即表示愿意牵线，建议她在上海给老年大学开办公益讲座班。杨健的第一反应是“太好了，自己派上用场了”。她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有着自我实现的需求，“缺的就是杨校长这样的慈善平台，以及像他这样能够点醒我的人”。

　　在杨德广的慈善观里，慈善不拘形式，也无论高调低调、出钱还是出力，“关键在于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人”。他不张扬自己，而总是赞扬别人。他赞扬民办高校，你们为国家培养人才，就是慈善；他赞扬记者，你们宣传慈善，就是行善；他赞扬教师，你们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与经验分享出去，就是慈善。

　　但他颇看不惯有些人坐而论道，却一毛不拔。在媒体及慈善伦理研讨会上，当有人抨击高调行善者，杨德广会怒不可遏地驳斥：“人家可是真金白银拿出来的，他不拿又怎样？捐款人反而受到不捐款人的指责，社会哪有这种舆论？”

　　还有一次，有人说杨校长做慈善学的是国外时髦玩意。杨德广立马回应：“错！我学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他记得小学时，对面一村庄失火，“没有任何号召，我们村上二三十人，个个抄起面盆，从池塘开始排起长龙，用面盆接力救火。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纯朴农民的本能！哪像现在，一个人倒了，还要先考虑该不该救他？实在想不通。”

　　无论外界环境如何，杨德广做好自己，但求有为，无愧。

　　2003年退休后，每年新年后第一个工作日，杨德广都要包2个信封，为上师大爱心基金和教育发展基金，各捐一笔与新年同样数字的钱；每年植树节，他会为学校绿化至少捐款1000元；70岁后，每年10月，他去3所母校，为贫困生和优秀生颁发奖学金；他也郑重向记者表示，除了目前自住的一套房留给子女外，其余一切所得，他将全部奉献社会。

　　想不通、看不懂是别人的事。反正，杨德广活明白了。

   荐稿人：lry    2015-01-21    执行编辑：lry    2015-01-21    责任编辑：lxl  2015-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