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人向海宁市慈善总会捐出了18.6919万元，这是她生病时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募来的善款

　　浙江海宁金石村，村里人至今还说杨震人“傻”。去年11月25日，她白血病初愈，便捐出18多万元给海宁市慈善总会，定向帮助重病的困难家庭。这18.6919万元，其中不少是她去年因治病走投无路时，从社交工具和众筹平台募来的网络捐款。

　　36岁的杨震人知道罗一笑，那位远在深圳的白血病小病友。恰恰在她捐出18余万元的同一天，罗一笑父亲罗尔的网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在她和许多人的朋友圈刷屏了。她所在的数个病友群里，满是落泪的表情。无数人对网文的“赞赏”善款涌入罗家，共计200多万元；不料几天后事情急转，罗尔的财产情况及涉嫌营销炒作饱受质疑，后善款被退回。

　　确实，去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施行后，虽然规定了公开募捐需通过慈善组织，并禁止个人公开募捐；但是，公民在经济困难时向亲戚、朋友求助，依旧可行。而各类社交平台的活跃，让网络求助和公开募捐界限变得模糊，网络慈善仍需进一步规范和监管。

　　罗家风波之后，有人说，网络慈善伤人心，不敢信了。杨震人说，最可怜的是孩子，去年12月，罗一笑病逝。

　　切莫，让质疑伤了善心。网络慈善，应有另一种良性循环的可能。

　　“谢谢你给我走下去的勇气”

　　同是白血病病友，相比罗一笑，杨震人少人关注。她是一个并不出名的小村庄的文化管理员，没啥人脉和能量。

　　“她是我妹子，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得了白血病……遇到了最世俗的问题就是钱，多方打听，多方咨询却还是无路可走、无人可托……希望大家帮忙转发，帮忙想办法。她是那么用力地在生活，不要让她觉得是我们放弃了她……”

　　去年7月，一则朋友圈消息，情真意切，却平淡无奇。小姐妹帮忙发的，寥寥百字，3张合照；后来的转发者，有人附上了杨震人的微信二维码。

　　常听到戏言，说朋友圈“万能”，杨震人也常没事刷一刷。类似的求助消息，她也常看到，有时揪心，有时一笑而过。可轮到自己身上，让她感慨万千——

　　隔三差五就有不认识的好心人，在微信上申请“加好友”，成了好友就“发红包”，有6.66元，也有数百元的转账，大多数红包金额是数十元。后来数了数，加了数百位好友，近在浙江，远到新疆，红包共收了4万多元。留言里都是鼓励，“加油”，“不要放弃”。

　　她实在有些不好意思，每次都问对方真实姓名，可几乎没人回答，或者干脆有人幽默一把：“请叫我雷锋。”杨震人一一回复：“谢谢你给我走下去的勇气。”猛然发现，回复时有提示，有些人已经“不是好友”，敢情是，发了红包就撤了。

　　红包之外，更令杨震人惊讶的是，有人特意找到这个距离大路还有些距离的金石村，乡间小路转了几个弯，寻到她家。一位开淘宝店的女子，当面给了杨震人5000元，还带了本地报社的记者来采访；嘉兴本地的一个钓鱼协会，派代表一路寻来，捐了2100元。

　　还有一位82岁的嘉兴老爷爷，打电话来问银行账号，让老伴推着轮椅到银行汇来1000元，鼓励她说，要努力活下去；当地金石小学86届同学会负责人陆先生，组织老同学捐了4000元……

　　亲戚好友们，早在她确诊白血病之初，纷纷包了钱送来。温暖之余，杨震人更受震撼的是，网络求助的便捷和力量——杨震人是80后，之前村里若有困难户，能伸出援手的人，最多不出这个镇的范围；　普通农村人，几乎从未接触过任何慈善组织。

　　上海师范大学慈善与志愿服务研究中心主任周中之教授告诉记者，中国传统的慈善伦理，与血缘、族缘、地缘息息相关，捐赠对象也多是亲人、族人、同乡、同事，这种“小爱”与现代社会的“大爱”是有明显区别的。从“小爱”到“大爱”，则需要建立“陌生人慈善伦理”。

　　这个过程，必定漫长曲折，因为互联网科技的不断创新，中国慈善有了一些微妙却触动本质的变化。

　　网络募捐的便捷

　　朋友圈求助之后，有不少人建议杨震人，试试看某基于网络社交圈的众筹平台。

　　确实，迫不得已——杨震人被确诊患白血病前，全家储蓄不过14万元；6次去杭州的大医院化疗，报销之后，自己出了7万多元。化疗很苦，反反复复，效果不佳。考虑骨髓移植，医生说，要准备至少50万元，还不能确定配对和移植的结果……偏不巧，父亲又患上肌肉萎缩症，每天要打昂贵的进口针，还不能报销。

　　骨髓移植已找到配对，需要交第一笔钱，3万元。杨震人心中纠结，左右为难：后续没钱了怎么办？配对不成功怎么办？就算把钱投进这无底洞，病也未必能好怎么办？亲戚朋友都借了钱，如果在自己身上花完了，孩子怎么办？

　　心里实在撑不住时，杨震人给小姐妹打电话，断断续续说了半天，计划要把还在读幼儿园的女儿托付给小姐妹。对方挂了电话，忍不住，哭了一下午。

　　各路朋友帮忙，很快在某众筹平台发布了消息。想不到，新的麻烦来了——朋友们均被各自所在单位喊去谈话，说如此在网络上公开筹款，未必合法。

　　当时，《慈善法》已经通过，却尚未正式施行。按照《慈善法》规定，个人不能公开募捐，但并不禁止个人求助。另外，《慈善法》也规定，发布募捐信息的网络渠道需进行认证。

　　杨震人不愿让朋友们受“牵连”，可众筹信息又无法删除，便赶紧修改筹款金额，希望赶快结束这次众筹——1天不到，竟已筹到约69000多元，杨震人将目标金额由30万元修改为7万元，筹满就停。善款数字的跳动，牵动了不少好友的心，朋友们纷纷打电话来问：干吗要停掉，坚持一下，十几万元就有了呀……

　　网络募捐，真是快。

　　可也有弊端，周中之教授曾观察到，近些年有人钻空子，只要提供目标金额、资金用途、医疗诊断证明等信息，便可以筹款，这在法律监管中处于灰色地带：曾有人发布自己被狗咬伤的信息，需要求助，后来发现，狗是自家的狗。“如此隐瞒信息，严重者可构成诈骗。”周中之说。

　　类似的募捐漏洞，实在不少。据媒体报道，曾有广东佛山的一位父亲，为女儿筹集治疗费约10万元，孩子去世后，朋友圈里竟还晒了出国度假的照片。

　　而罗一笑事件中，父亲罗尔在接受采访时才坦陈：深圳房子要留给儿子，东莞的房子一套是现在妻子的，另一套房子是为自己退休养老准备的。如此财务状况，还通过网络获得200多万元善款，质疑铺天盖地。

　　社会需要“18.6919万元”

　　各类渠道总计募得了18万余元。这钱杨震人一时还不太敢用。

　　在骨髓配对的同时，她也寻找中医疗法。想不到吃了两个月中药，白血病融合基因分型呈阴性，这是显示病情好转的关键指标。她将检测指标给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主治医生看，医生也认同病情转好。她给记者看半年多来治疗的各类单据，装了厚厚一个文件夹。

　　有喜有悲。杨震人病情好转没多久，父亲因病去世。从万千情绪中走出来之后，杨震人决定把还没动用的18万余元善款，还回去。尽管，她至今还在做微商还债。

　　这个想法一说，村里人，包括亲戚朋友，明里暗里都说她“傻”：留着自己用啊。

　　杨震人找到那位当面给了她5000元的开淘宝店的女子，对方不收，说留给孩子用；她又去找同学会负责人还钱，对方也不收，留着以后用吧；至于微信朋友圈和众筹平台上那成百上千位“好友”，更难一一还了。她把最后一期“阴性”的检验报告和一大摞单据放在一起，拍照发了朋友圈，算是对“好友”们的交待，收获了许多祝福和点赞。

　　既然还不了，索性捐出去。

　　万一以后还要用呢？记者问。心底下一层意思，是不排除白血病复发或者癌细胞转移的可能。

　　杨震人听懂了记者的言下之意。她笑呵呵地摆手说不会的。

　　“这钱本来就是别人的爱心，捐出去，能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她说。

　　那留给自己小家庭用，不是也没人追查吗？“不能留！想起每次去医院，周围多少病友和家庭，经历着和我类似病痛和没钱的绝望，就不能留。”

　　她掏出手机，翻出自己收藏的朋友圈文章，有几篇都是病友们的筹款消息。其中一位嘉兴的母亲，形容自己身上“埋着一串地雷”，病入膏肓。每次看到这样的标题，杨震人都难受得很，下决心，一定要捐。

　　于是，去年11月25日，她仔细数出了人们捐给她的所有钱，有零有整，18.6919万元，捐给海宁市慈善总会，定向用于救助重病的困难家庭。当地报纸和网站来了记者，拍照发了新闻；而同一日，网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出现在无数人的朋友圈。相比之下，杨震人的事，影响太小了。

　　而在周中之看来，杨震人的事，比罗一笑事件更有价值——互联网的兴起，以及社交平台的活跃，让可求助范围迅速扩大，这对慈善有积极作用；可若是“赞赏”也成了“获取救助”的代名词，显然也给慈善行为的规范和监管带去挑战。

　　据记者了解，类似病患的网络求助，大多数都能筹得数万元。而其中不少，都是“小钱”，几十元钱，或者几元钱，积少成多，汇成一大笔救命钱。

　　周中之分析过这一类捐小钱者的心态：做一件小的好事，求一种心理平衡。但是，似乎不少人并不真正关心捐出去的这笔小钱，是否对被救助者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是否被用到了合适的地方。这也是罗一笑事件中的症结之一：实际治疗费用和报销比例，“赞赏”的人们并不知情。若不是事态大逆转，不少人或许并不在意。这个漏洞，至今仍是类似网络募捐中的监管盲区。

　　可是，如何监管确实也难。一些捐助者的逻辑是，你需要帮助，我尽一份心意，就可以了，至于钱怎么花，是受助者的自由；另外，治病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花费，也不仅是医疗费。

　　法条不可能面面俱到，执行的细节，更需智慧。而在慈善相关法规尚未成熟，监管还有灰色地带之时，社会更需要杨震人的“18.6919万元”，来呼吁诚信与友善。

荐稿人：ffy 2017-02-19  执行编辑：lry  2017-02-19   责任编辑：lxl 2017-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