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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德教育的倡导者张孝骞 |
作者:刘耀光/张孝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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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张孝骞教授为《医学伦理学》教材作序 在“重走湘雅路”的活动中,当年抗战时期湘雅医学院师生“历尽艰难,颠沛壮气直无前”的历史画卷又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一幅幅的画卷中,无不凸显出核心人物张孝骞院长。当我们高唱湘雅医学院院歌、重温当年张孝骞院长亲自择定的“公、勇、勤、慎、诚、爱、谦、廉”这一充分体现他的医学教育思想和医德观念的院训时,使我们对张孝骞教授这位医学教育家更加肃然起敬。这使我不禁回想起他老人家为我们编写的医德教材作序的往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医药院校根据教育部和卫生部关于加强医学生医德教育的精神,相继开设医德教育讲座。有的医药院校开始尝试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鉴于当时国内尚无正式出版的《医学伦理学》书,为便于教学,中南五省(区)十所医学院校选派17位思想品德课和政治理论课教师编写《医学伦理学》教材。1983年5月,编写组在完成初稿后,委派编写组成员张友凯老师(张孝骞的侄子)将书稿送张老审阅。张孝骞教授见我们编写医德教材,非常高兴,拿到书稿后,即在百忙之中挤时间对书稿作了详细的审阅,对书稿的内容框架和措词用语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补充意见。根据张孝骞教授的意见,我们几经修改,于该年9月定稿后,请他为该书作序,他欣然应允。本来,编写组考虑到张老工作十分繁忙,准备先代为写个初稿供参考。张老却婉言拒绝,加班加点,坚持亲自执笔撰写题为《学点医学伦理学》的序言(以下简称“序言”)。 “序言”开宗明义指出:“医为仁术”,“伤病员是特殊的服务对象,医务人员受着救死扶伤的重托,必须以高度的献身精神,直到承受一定的自身风险,来急病员的所急,痛病员的所痛,才算尽到了自己的神圣职责。”“这就要求所有医务工作者,包括医师、护士和医院一切成员都以己饥己溺的胸怀,和霭可亲、热情周到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病员,这既是医德的崇高表现,也是赢得病员的信任,与之共同向疾病作斗争的必要条件。”“序言”接着精辟地阐述了医德与医术的关系,指出:“忽视和缺少这个条件,虽有精湛的医术也收效甚微。反过来,全心全意为病员服务的医德,又是医务人员精研医术的强大动力,有了它才能养成严谨负责、一丝不苟的医疗作风,在业务上热爱本职工作,精益求精,遇到疑难重症,更能深入探讨,刻苦钻研,有锲而不舍的科学态度,从而具有求知的紧迫感。这样,从医疗效果来说,医德与医术是完全统一的。” “序言”还特别提出了医院的“一切是为了病人”的服务宗旨。如今,不少医院提出“为了病人的一切,一切为了病人”的号,我想,大概援用于张孝骞教授提出的这一医院服务宗旨。 “序言”在论及医德原则和规范时,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在谈到“保密原则”时指出:“与病员的关系还有为病史保密的义务。病史中有关患者的家庭、工作、经济、思想、行为等资料,属于个人的隐私,不能在任何场合,向任何人公开”。在谈到方便病员的规范时,指出:“医院管理和规章制度都要完全符合病员的安全舒适,而不是从工作人员的便利着想。”“序言”强调医务人员“要抵制一切不正之风,坚决向贪污浪费、敷衍塞责、欺诈取财和举止不端等行为作斗争。” “序言”在谈到临床试验道德时,郑重指出:“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最高原则是把病员利益放在第一位。医务人员必须设身处地,策及万全,不能以任何借口危及病员的安全,或引致病员的痛苦,必要时还须征求病员的同意。一切诊治心得,创造发明,都要公之于众,以期共同研讨,不断提高,为广大病员造福,为医学科学增光。”张孝骞教授特别提出在给病员做某些新检查、新治疗时“最好先在自身试用,然后援用到病员。”这充分体现张孝骞教授为了病员的安全,宁愿自身承担风险的崇高医德境界。 张孝骞教授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在“序言”中提出医社关系道德这一重要命题,指出:“医学有很强的社会性,卫生事业起着保障人民健康,增强人民体质的作用。小之个别病员,大之社会集体,都赖以解除伤病的危害,保持健全的身心,以便很好地从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医务工作者有责任贯彻执行国家的卫生方针政策,因而工作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医疗。所有疾病都有一个预防的侧面,诸如病前的保健,病后的追踪和预防复发,某些疾病的家庭、社会防护,灾害期间的防疫救治,以及卫生常识的宣传教育等等,都要纳入医务工作的范围,都各有医德方面的内容。”这就告诉我们,医务人员不仅要对病员个人负责,而且要对社会群体负责,对整个社会负责;医德不仅包括临床医务道德,还应包括社会防护方面的道德。 张孝骞教授在“序言”的最后强调要重视对医学生的医德教育,指出:“医德既是崇高的道德准绳,又涉及广泛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一个重要支柱。因此,医学教育不能满足于医术的传授,更要重视医德的培养。” 从这篇“序言”我们可以看到张孝骞教授崇高的医德思想和品质。他的一生,就是“一切为了病人”,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一生。张孝骞教授不仅是我国现代医学的一代宗师,而且是极力倡导医德并身体力行的医德楷模。 现将张孝骞教授撰写的“序言”抄录于后,以飨读者。
学点医学伦理学 (代序言) 医为仁术,我国古代医家很重视医德。三国时董奉有杏林春满之誉,唐代孙思邈有大医精诚之论。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誓词至今仍在某些国外医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上宣读。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直重视社会主义医德,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成为广大医务人员的规范,一九八一年卫生部又制定了《医院工作人员守则》八条,要求全国医务人员共同遵守。医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范畴。伤病员是特殊的服务对象,医务人员受着救死扶伤的重托,必须以高度的献身精神,直到承受一定的自身风险,来急病员的所急,痛病员的所痛,才算尽到了自己的神圣职责。医德的范围相当广泛:业务上涉及医疗、预防和公共卫生,服务面包罗病员的家属、亲友和社会集体,其中关系最直接的当然是病员本身。医患之间首先要建立起深厚的阶级感情和亲切的战友般情谊,为此而争取主动的必须在医方。这就要求所有医务工作者,包括医师、护士和医院一切成员都以己饥己溺的胸怀,和霭可亲、热情周到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病员,这既是医德的崇高表现,也是赢得病员的信任,与之共同向疾病作斗争的必要条件。忽视和缺少这个条件,虽有精湛的医术也收效甚微。反过来,全心全意为病员服务的医德,又是医务人员精研医术的强大动力,有了它才能养成严谨负责、一丝不苟的医疗作风,在业务上热爱本职工作,精益求精,遇到疑难重症,更能深入探讨,刻苦钻研,有锲而不舍的科学态度,从而具有求知的紧迫感。这样,从医疗效果来说,医德与医术是完全统一的。因为一切是为了病人,医患之间,医务人员之间,医院行政与业务部门之间,就能精诚团结,通力合作,结成高效率的医疗集体,全心全意为广大患者服务。 医德不只是抽象的原则,它有许多具体内容。与病员的关系还有为病史保密的义务。病史中有关患者的家庭、工作、经济、思想、行为等资料,属于个人的隐私,不能在任何场合,向任何人公开,医院为此而订立的病历管理制度必须忠实遵守。医院管理和规章制度都要完全符合病员的安全舒适,而不是从工作人员的便利着想。我国的社会主义医疗制度,诸如公费医疗、合作医疗、收费标准、传染病管理等等,都是从病员的利益出发,要严格执行,要抵制一切不正之风,坚决向贪污浪费、敷衍塞责、欺诈取财和举止不端等行为作斗争。这些准则也适用于同病员亲属的关系。 现代医学日新月异,诊断治疗技术不断提高,既有必要加以引用,又要极端慎重,预防可能的副作用。为了医学科学的前进,有时还必须进行一些临床研究,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最高原则是把病员利益放在第一位。医务人员必须设身处地,策及万全,不能以任何借口危及病员的安全,或引致病员的痛苦,必要时还须征求病员的同意。一切诊治心得,创造发明,都要公之于众,以期共同研讨,不断提高,为广大病员造福,为医学科学增光。所谓“包医”、“秘方”等陋习,都是背离医德准则的。某些新检查、新治疗最好先在自身试用,然后援用到病员。为了病员的利益,医务人员要精诚团结,互励互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当前医学水平仍存在相当大的限度,临床工作者必须谦虚谨慎,预防差错,万一发生疏漏失误,应及时相互纠正,共图善后,不容有任何门户之见,无谓之争,更不能加以掩盖。 医学有很强的社会性,卫生事业起着保障人民健康,增强人民体质的作用。小之个别病员,大之社会集体,都赖以解除伤病的危害,保持健全的身心,以便很好地从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医务工作者有责任贯彻执行国家的卫生方针政策,因而工作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医疗。所有疾病都有一个预防的侧面,诸如病前的保健,病后的追踪和预防复发,某些疾病的家庭、社会防护,灾害期间的防疫救治,以及卫生常识的宣传教育等等,都要纳入医务工作的范围,都各有医德方面的内容。 综上所述,医德既是崇高的道德准绳,又涉及广泛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一个重要支柱。因此,医学教育不能满足于医术的传授,更要重视医德的培养。过去医学院校没有这一门课程,据我所知,有关这方面的专著也很少。现在根据教育部和卫生部的通知精神,各院校已陆续开设医学道德课程,这是值得庆幸的。中南五省(区)十所医学院校组织了力量合编《医学伦理学》一书,取材丰富,论述全面,作为试用教材可供学员的系统学习和在职卫生人员的参考。此书对于提高我国医疗卫生工作水平,推进我国保健事业的发展,将是有莫大贡献的。是为序。 张孝骞 一九八三年九月于北京 (全文转自2008-12-9中南大学关工委网
荐稿人:158 日期:2008-12-9 Sjbjct:160 日期:2009-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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