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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18-03-09 【编辑录入：fengfy】 文章出处：《解放日报》2018年3月9日第13版 |
| 让教育回归“爱”的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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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解放日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阅读次数：7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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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华师大”，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戏谑式的口号，却因为抓住了华东师范大学最核心的特征而广为流传，成为一代代“华师大人”的青春记忆。 今天，新任华师大校长钱旭红对这份“爱”有着更深刻的理解：“爱在华师大”，不是小情小爱，一个肩负着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必然赋予华师大这所引领中国教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以宏大的历史使命。这份爱是博大的，也是沉甸甸的。 人物小传 钱旭红，1962年出生于江苏宝应，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英国女王大学荣誉博士、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化学部咨询委员、亚太化工联盟主席、德国洪堡基金会学术大使。 人不能站在知识的孤岛上 解放周末：都说“爱在华师大”，作为校长，您觉得这份“爱”该从何说起？ 钱旭红：大学是教书育人、研究探索、创新服务和引领文化的机构，在大学里谈“爱”，首先一定是对知识、对真理的热爱。 解放周末：您16岁上大学、32岁当教授、49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开挂”人生背后的源动力，是否就是这种对知识的热爱？ 钱旭红：这话说对了一半。 1978年，我16岁，说是高一，其实几乎什么都没学过。宣布恢复高考时，我连小学的许多知识都没搞懂，怎么办？我借来文革前的教材，开始自学。当时，几乎没有什么教辅书，记得有一天，有消息说新华书店进了一种教辅书，我拔腿就往书店跑，一路上看到都是跑去“抢书”的人。 我的人生算不上“开挂”，高考恢复后的那批大学生中，做出成就的大有人在。这既是因为之前10年留下的空白给了大家发挥的舞台，也因为那时大家所受的都是不成系统的教育，因为不成系统，所以思维没有被框住。 当然，那是一个不正常的历史阶段，我绝对不希望历史重演。但是，人的天性是好奇的、好学的，只要天性不被扼杀，人人都可以享受到学习的乐趣。 解放周末：像您这样的高考恢复后的77、78届大学生，有一个普遍特点，那就是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岁月里，并没有放弃学习；即使前途不明，即使有被揭发的风险，仍然偷偷地、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是为什么? 钱旭红：人都有逆反心理，越不让学、越不让看，就越是想学、想看。 小时候，父亲爱写些文字，我就拿来看；外公房间里藏着《红楼梦》，我也偷偷地看；家里有鲁迅的书，可鲁迅的书再好，总看也没劲啊，于是就翻父母藏起来的各类“毒草”……偶然看到本《苦菜花》，觉得这棵大“毒草”怎么这么好看。 现在回想起来，这段乱翻书的经历让我受益很多。书就是要看得杂。不是说搞理工科研究的就不用读文学、读哲学，正相反，人文知识对理工科学习是能产生积极帮助的。人不能站在知识的孤岛上。 感谢父母没有“格式化”我 解放周末：今天的孩子，已经很难想象您当年想尽方法才能看到书的情形了。学习条件大大改善了，但孩子们似乎少了学习的主动性。 钱旭红：确实是这样。我注意到，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我国得奖人数很多，但后来真正从事数学研究的，几乎没有。为什么？我推测是他们的大脑“受伤”了：大脑形成了看到数学就讨厌的反射——为了拿奖、夺牌而过度学习、超前学习，已经在他们的身体上、精神上留下了创伤，一旦可以不用再学了，他们就再也不想接触数学了。 我记得很多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文指出：教育有激发创造力的力量，也有扼杀创造力的力量；好的教育成就人，糟糕的教育给人带来的是毁灭。人的发展，有其自然规律，孩子大脑还没发展到那个阶段，你就逼着他学这个、学那个，超过了他这个年龄阶段的体力和智力可以承受的范围，他的个性也得不到尊重，这个孩子就被改变了，创造力就被扼杀了。 解放周末：您从小喜欢文学，擅长文科，但高考那年您的父母要求您弃文从理。为什么这样的干涉并没有影响到您的学习态度？ 钱旭红：我是不赞成父母干涉孩子的发展方向的。好在当年父母虽然对我提出了要求，但从小他们提供给我的是一个爱学习、宽松的家庭氛围。我的爷爷、爸爸、妈妈都是教师，都爱读书，所以，不管学文还是学理，他们让我从小就懂得学习是重要的。我一直记得爷爷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对于人而言，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会丢掉，只有一样东西是丢不掉的，那就是你学到的知识，那是永远不会丢掉的财富。 他们没有“格式化”我，我对任何事情都保有一份好奇，这让我有余地继续往前走，而且可以探索不同的领域。 解放周末：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家长是孩子的榜样，希望孩子爱学习，父母自己首先要爱学习？ 钱旭红：对一个人的成长而言，家庭教育是起步时最为关键的一环。但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家庭教育没做好，指望学前教育；学前教育没做好，指望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则把教育简化为上课，上课等同于考试，考试等同于分数。这样，教育就慢慢“跑偏”了。 过细、过专的教育缺乏温度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当下教育中最大的弊病是什么？ 钱旭红：不自由、不全面、扼杀个性。 教育必须多样化，不能一味地搞标准化。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即使同一对父母生的，哪怕是同卵双胞胎，也是不一样的，是可以辨识的，这样才组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 机械产品追求标准化，是因为这样才具备可替代性：一个部件坏了，换一个新的上去；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标准不一样，就是废品。 教育搞标准化，就是把人当成工具了。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父母把孩子当成工具，学校把学生当成工具。“工具化”的人不善思考、不敢思考、不会思考，很难有创造、创新的能力。人不可能不做工具，但人本身又是目的，人应该是两者的结合。 解放周末：早在千百年前，孔子就提出要因材施教。但在今天的大学里，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还比较有限，转系、转专业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钱旭红：因为一转就给学校的管理工作带来了麻烦。一是一、二是二，人人都“听话”，多好管啊？但这是本末倒置，教育是为了人，不是为了管理方便。 解放周末：您在国内从本科读到博士，研究领域从石油化工基本有机专业转向精细化工光电性能染料； 去国外留学，您又把研究方向转到了绿色农药和生物染料，可以说一直在“转换跑道”。 钱旭红：从细分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我转了好几条跑道。但是，我看上去转了好几次专业，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化学化工领域。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专业划分得太细了。真实的世界并不会被划分为“数学的世界”、“物理的世界”或者“文学的世界”，世界是综合的、整体的。但我们的教育把一个人培训成了“数学人”、“化学人”、“音乐人”……这自然吗？你可以有音乐天赋，但必须也有别的东西，这才是自由、全面的人。现在为了教学的方便划分许多单一学科，但自然界是不存在单一学科的。现实中哪个问题是单一学科的问题？学生在学校里如果只接受单一学科的训练，进入社会后怎么去解决综合性问题？ 解放周末：这样过细、过专的教育，其实是缺乏温度的。 钱旭红：我们现在的教育，基本上还是机械思维的格式化培养方式。工具、机器是没有爱的、冷冰冰的。所以我们讲到“爱”，就是要让教育回归到“爱”这一本质。 解放周末：您觉得，回归的方向在哪里？ 钱旭红：如果按照量子思维的方法来推行教育，就要在教学中强调师生的互动启发和讨论，因为主客间会相互诱导而发生变化，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教和学是情感上的互动，不是我说你听，不是下达标准答案。 解放周末：具体而言，路径可以有哪些？ 钱旭红：除了不断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之外，我觉得还要重视发展脑科学。脑科学的发展，可以让我们对大脑有更多了解，知道应该在什么阶段学什么、怎么学、怎么教，哪些不该学，把人脑发挥到合适的程度，而不是极端的程度，既提高学习的效率，也符合自然发展规律。 另外，要发展实践教育。我们的教育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重视实践，教出的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什么古代我们的自然科学比较弱？因为自然科学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动脑动手做实验，从书本到书本，最后只能变成书呆子。现在有多少家长是从小培养孩子生活能力的？都是不让孩子刷鞋，只要孩子刷题。我想通过实践教育来补这块短板。 教育是要慢的，慢不是懒 解放周末：您曾在42岁的时候，成为中国最年轻的“211”高校校长之一；您也曾两次主动辞去校长职务，回归学者身份。这一次，什么原因让您再度出任校长？ 钱旭红：我既热爱我的科学研究，也时时想对教育模式的深刻变革作出自己的贡献。我喜欢挑战，改革教育模式就是我的挑战。权、名、利都是一时的、最终会消失的，但改变教育、改变人们的认知，能给我带来巨大的成就感。 解放周末：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钱旭红：如果一个校长都没有了理想，那这所学校还有希望吗？ 当然，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是做不好管理工作的。现实问题各式各样，非常复杂，为了实现理想，必须懂得和现实妥协，懂得怎么降低每一步的难度，去一步步接近理想。每一步的跨度都很小，但累积起来，跨度就很大了。 这对人的耐心和技巧都是考验。很多人的理想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他想一步就到达理想。也有很多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忘记了理想。 解放周末：这样一小步一小步的改变，也许很难显现出一位校长的“丰功伟绩”。 钱旭红：教育是要慢的，慢不是懒，慢是每天都在变化，只是慢到你看不出来，过段时间一看，变了。 我们常常急于求成，变革教育急于求成，变革社会急于求成，那是不行的。凡是急于求成的，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强制性的改变，都只能是暂时的，不会长久。 作为一所大学的校长，我想一定要清楚自己的社会责任、民族责任，要把大学建设成人类的精神家园，既和社会紧密联系，能时常影响社会，又要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能超越社会、引领社会。 解放周末：就职华师大校长时，您引用了钱氏家训中的一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有何深意？ 钱旭红：家是最小的国，国是亿万人的家。钱氏姓钱，但不贪钱，更不贪权。钱氏家训中既有针对个人修养的教诲，也有其他家训中很少见的关于国家、社会的训示。在我看来，钱家人并没有什么特别聪明之处，之所以出了些人才，无非就是谨遵祖上教诲——重视知识，淡漠功名。 在我最爱读的书里，有一本是老子的《道德经》，它说得很透彻。有些人只盯着眼前，以为眼前看得到的功名利禄会永远存在，他不知道其实这些都是转瞬即逝的；也有些人急于想让周围所有人都看到自己，结果往往是谁也没看到他。 幸福的源泉在于教育 解放周末：教育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您觉得一所大学能起多少作用？ 钱旭红：也许别的大学只能改变某个、某几个学科的面貌，但华师大不一样。多少中小学教师出自华师大？我们改变教学模式，教师影响学生，学生们毕业后成为教育者，就能影响社会。这是其他大学做不到的，也是我们的重任所在。 解放周末：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的新年贺词中说：“我了解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环境等方面的事情。大家有许多收获，也有不少操心事、烦心事。”在这些群众关心的事情中，教育被总书记排在了第一位。作为教育工作者，您如何理解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对民族和家庭的重要性？ 钱旭红：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40年后的今天，中国比任何时代都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既要物质的丰富，更要精神的幸福，而幸福的源泉就在于教育。 浅层次看，正如很多人体会到的，教育是每个家庭最烦心的事。解决了教育的问题，烦心事不就没有了，不就幸福了吗？再深一层去想，制约国家发展的最大因素不正是教育吗？如果我们教育出来的人缺乏生态保护意识，那么，这样的人搞环境保护工作，环境就会出问题；如果我们教育出来的人缺乏人文关怀，我们的医疗改革就很难成功。我们每个人都是受教育者，都是教育的结果。 解放周末：教育始终是关乎民族未来的千秋大业。 钱旭红：是的，只有不断改革教育、发展教育，人民群众才能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们才能朝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持续迈进。 具体到华师大，我们的“双一流”进程，肩负着育人使命、文明使命和发展使命这三大使命：在育人层次，要通过教育模式的深刻变革，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文明层次，要探索建立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体系，为复兴中华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在发展层次，要研究提供能够影响世界的新力量、新工具，为实现人类共同体的永续发展，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路径。 解放周末：通过教育，您期望您的学生成为怎样的人？ 钱旭红：我希望学生一定要有爱，学校一定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不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把自己看得小一些。为什么有些人的情绪波动很大，为了飞机上的一个座位都能大打出手？因为他一直在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一个人把自己看得小一点，反而能成就自己——有了大的视野、高的追求，生活的起伏、一时的得失就很难影响到他，而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智力可以发挥得更好。 但反过来说，一个人也要把自己看得大一点，相信自己的改变是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这种远大抱负不是做大官赚大钱，而是为这个社会作出你力所能及的贡献。一个人有社会责任感，有家国情怀，才能建立起更高的追求，才能超越自我。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18年3月9日第13版）
荐稿人：ffy 2018-03-09 执行编辑：lry 2018-03-09 责任编辑：lxl-0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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