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好老师，胜过万卷书。

    有时，一位好老师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意义非凡。在很多人关于自己老师的回忆与文字里，人们可以看到一种朴素而温暖的师道光芒，看到一份份浓浓的师生情谊，值得今天的我们一再感悟。

    在学生人品的养成方面他是严苛的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有25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生气责人的事。

                                      ——傅斯年

    在学生傅斯年眼中，蔡元培是一位严师。但严厉的同时，又总能抓住机会，对学生进行适度的规劝教育。在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中记述了一件小事：当时在北大，总有一些学生会在墙上贴一些“壁报”，来发表自己对于学校、老师或同学的不满，以此发泄情绪。一次，几位同学合伙在墙上贴了一张“壁报”，将平时一位“看不惯”的同学大骂了一顿，其中也有傅斯年写的一张“匿名壁报”。过了几天，蔡元培在一次大会演说中提到了这件事。他认为，同学之间若有矛盾或不满情绪，大可以当面讲出，“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

    这一番话，让傅斯年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觉得自己在“匿名壁报”中的作为有失君子风范，做人要“正心”和“诚意”，不能暗处恶语伤人。这一番话也让很多学生反思了自己的行为，让他们明白了做人应光明磊落，有责任有担当。此后，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逐渐绝迹。

    对学生性格人品的养成方面，蔡元培较为严苛，但对于生活中的小事，他却从不计较。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先后在英国和德国学习，蔡元培赴德旅行时，几位曾在北大念书的学生自告奋勇，承担起照料蔡元培先生的工作。但傅斯年办事却总是会出一些小纰漏，用他自己的话说，“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但蔡元培却从不计较，也无一丝责备，这让傅斯年更加敬佩自己的老师。“做人严谨、待人宽和”，蔡元培用行动给学生傅斯年上了生动的一课，让他获益良多。

    难忘“一指批评”和“一字考证”

    陈老师对后学因材施教，在课堂上对学生用种种方法，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在堂下对后学无论是否自己教过的人，也都抱一团热情去加以诱导。

                                      ——启功

    在著名书法家启功的求学道路上，无论是治学还是做人，恩师陈垣无疑是给予他帮助最多的，让他难忘。在回忆恩师陈垣时，令启功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两件事：一个是老师在生活中对懒惰、不修边幅的人的“一指批评”，另一个则是老师在做学问、考证历史中的“一字考证”。

    据启功描述，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他曾与老师陈垣成了同事，这让他更加了解老师的为人，“老师在谈话时，时常风趣地用手向人一指，这无言的一指，有时是肯定的，有时是否定的。使被指者自己领会，得出结论。”

    那时有一位同系的老师经常 “不修边幅”去上课，陈垣认为这样会给学生留下不好的印象，于是多次提醒这位老师。直到有一次，陈垣又看见这位老师十分邋遢地去上课，于是陈垣仔细盯着他的脸，用手一指，便让这位老师窘迫不安，立刻借来刀具刮胡子。

    而“一字考证”则让启功对恩师的严谨治学十分钦佩。陈垣在一次研究历史文献中，发现了一些具有研究价值的信札，但由于年代久远，无法考证其具体时间，于是陈垣反复翻看信札，通过一个描述当时天气的“雨”字，查阅大量资料，从信札出土地区及当地气候推断，考证出了信札所写的具体时间。
    在启功看来，老师的教诲使自己从中受益，“陈老师对于作文史教育工作的学生，要求常常既广且严……他常说，字写不好，学问再大，也不免减色，一个教师板书写得难看，学生先看不起。”正是老师这一番话，让启功成了一代书法家。

    既景仰他学问渊博又热爱他亲切平易

    西谛先生，挟着一个大皮包，总是装满了稿子，鼓鼓囊囊的。他戴着深度的眼镜，跨着大步，风尘仆仆，来往于清华、燕京和北京城之间。我们在背后说笑话，说郑先生走路就像一只骆驼。可是他一坐上校车，就打开大皮包拿出稿子，写起文章来。

                                      ——季羡林

    上世纪30年代初期，还是学生的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郑振铎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因对中国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季羡林曾旁听过他的课，二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郑振铎在课堂上的风采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课堂上，西谛先生是一个渊博的学者，掌握大量的资料，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泻水，滔滔不绝。他那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从讲台上向下看挤满了教室的学生的神态，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在季羡林看来，这位西谛先生身上看不到半点教授架子，也没有一点论资排辈的恶习，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大家，说话非常坦率，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任何时候都是亲切和蔼的。

    也正是这样的性格，让季羡林对郑振铎充满敬爱之情，“我既景仰他学问之渊博，又热爱他为人之亲切平易。”在两人的交往中，季羡林也发现了恩师可爱的一面：“我们在背后常常谈到他同别人不同的地方，据说他买书的方式很特别，他爱书如命，但一向不同书贾讲价钱，只要有好书，他就留下，手边也不一定就有钱偿付书价，他留下以后什么时候有了钱就还账，没有钱就用别的书来对换。”

    清华大学毕业后，季羡林先回到故乡，做了一年高中老师，后赴德国留学，直到1946年归国才再次与恩师重逢。1958年，郑振铎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的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回忆起与恩师的昔日种种，季羡林无限感怀，写下《西谛先生》以表达对郑振铎的追思。

    一代代年轻人接棒严谨学风未曾改变

    罗小未老师不仅是同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教研室的开创者，也把治学的风范定格了下来。

                                      ——郑时龄

    在同济大学的讲台上一站，37个年头过去了。一头鹤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时龄，既是桃李满园的名师，也是沪上知名建筑师。今年教师节前夕，郑时龄被授予“上海市教育功臣”称号。他说：“一个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几位好老师。仔细回想起来，我能有今天的成绩，和学生时代遇到的几位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我当时在复兴中学读高中，在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遇到了几位好老师，他们都十分敬业，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女培养。”郑时龄记得，高三毕业前夕填志愿时，语文老师建议他报考中文系，因为他中文底子好。美术老师认为他应考艺术类专业，这样才不浪费他高超的绘画功底。关键时刻，数学老师兼班主任胡冠琼老师把郑时龄叫了过去，师生俩认真地讨论了一番，最后胡冠琼建议他报考建筑系，这样就同时满足了他语文、数学、美术学科都好的特点。

    在郑时龄历年为学生开设的多门专业课程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一门要数建筑评论课。上世纪90年代初，有感于国内高校建筑系的授课总体偏重于专业技术讲授，郑时龄在当时没有教材和现成参考素材的情况下，推出了一门全新的、涉及内容和结构都极为庞杂的建筑评论课，并于9年之后整理出版了专著 《建筑批评学》，创新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建筑评论的系统方法。

    当初之所以开这门课，是受他的博士生导师罗小未先生影响。郑时龄说，早在他本科三年级时就听过罗小未的一门课，专门讲外国近现代建筑史。罗先生的旁征博引，令他受益匪浅。后来，他跟随罗小未读博，更是耳濡目染，意识到建筑学不仅仅是要会“画建筑图纸”，还要懂得建筑的历史，对于“什么建筑是好的”要有明确的判断和鉴赏能力。

    今年教师节前夕，郑时龄专程去看望了罗小未老师。“已经90多岁的罗先生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工作态度依然严谨，和过去一模一样。”郑时龄颇有感触地说，罗小未先生不仅是同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教研室的开创者，也把治学的风范定格了下来。“在我们这个教研室，一代代的年轻人在接棒，但这种严谨的学风没有变。”而这，就是师道传承的力量。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18年10月6日第7版）

荐稿人：xscclf  2018-10-06   执行编辑：lxl  2018-10-15  责任编辑：lry  2018-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