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年在新民晚报当记者，有幸与周恩来总理有过几次接触。1957年春，周总理在上海参加一个座谈会。会场由几张条桌围成一个长四方形，总理走入会场，绕桌和大家一一握手。与会者他大多熟悉，不用介绍，就亲切地寒暄起来。当总理走到新民晚报社社长面前，社长自我介绍说：“我，赵超构。”总理紧握他的手用力抖了几抖，笑着说：“认识，认识，主席说过你是宋高宗的哥哥。”宋高宗名赵构，赵“超”构，自然是他的“哥哥”了。总理这样一说，大家哄然一笑，会场气氛更显亲切轻松。总理接着说：“你写的《延安一月》，很好嘛！”《延安一月》是赵超构先生抗战期间到延安采访后，回重庆写的一部纪实作品，先在重庆《新民报》连载，后出了单行本，生动介绍了解放区情况，传播了真实信息，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总理明察这一切，记住这一切，使赵超构与在座者都很受感动。

         总理坐下后，请大家就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表意见。然后，他讲了话。我印象最深的，是总理如数家珍似地讲了当时国民经济中的一系列数字，钢、铁、煤、棉、粮、油……1949年产量是多少，现在是多少，要力争达到多少。总理讲时，没带一片稿纸，一连串数字如清泉般连绵不断徐徐涌出。这自然体现了总理惊人的记忆力，更表明了总理的心紧紧贴在国家的建设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是他朝思暮想的事情。

         这是我第一次以记者身份见到总理。接着不久，在一次招待外宾的晚宴上，我又见到总理。宴会在友谊电影院的大厅举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宋庆龄先生也出席了宴会。按要求，第二天的报纸上，要发一张宋副委员长与外宾祝酒的照片，摄影记者一时疏忽，未能及时抓拍到，又不便于请宋副委员长再站起来举杯，急得团团转。善于体贴别人的总理感觉到了，遂站起身，邀请宋副委员长一道再一次干杯。摄影记者赶紧抓拍，内心油然生出融融的暖意。

         1957年4月下旬，苏联的伏罗希洛夫主席到上海访问。上海组织了大量市民夹道欢迎，形成了“十里长街”的壮观场面。媒体无疑也特别重视。记得伏罗希洛夫是4月23日下午两点左右飞抵龙华机场的，我则在上午就去“十里长街”和龙华机场采访欢迎群众。想不到中午过后，在龙华机场，我惊喜地看到总理在和一些欢迎群众交谈。我们几个记者围了上去，总理问我们是哪几家报纸的，我们一一回答，总理笑着点头，祝我们采访成功。直到伏罗希洛夫专机即将降落时，总理才离开欢迎群众，与从候机厅内走出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准备前去迎接。

         1964年，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来中国访问，总理陪同她到上海。这天恰逢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丈夫、已故总理班达拉奈克先生的诞辰纪念，要在玉佛寺做佛事。我们几个记者事先想，总理会不会去呢？去吧，参加一些诵经祈祷、拜忏礼佛仪式，似不大适合；不去吧，又好像有点失礼。当天一早，我们赶到玉佛寺采访。佛事在进行。周总理没有来。但当佛事即将结束、尚未结束之际，总理到了。他对班达拉奈克先生的遗像鞠了一个躬，以示纪念之意。随后，即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作下一站的参观。我们为总理这种恰到好处的处理暗暗叫绝。我们心中的周总理，就是这样一位既坚持原则又非常灵活，既大仁又大智，既令人高山仰止，又使人倍觉可亲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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