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三年，陈佩斯就六十岁了，时间跑得真快。

他离开大银幕14年，离开春晚13年。

他是舞台上的戏剧之王，成就他的确是舞台下的种种悲剧色彩。

老愤青

　　如今，陈佩斯的花白胡子比光头形象更加打眼。

　　他的上一次发飙是在十年以前。重拾那段记忆，或许正是理解陈佩斯这十年抉择的一把钥匙。

　　1991年，陈注册成立海南喜剧制作有限公司，任职董事长兼总经理。两年后，他把公司改名为“大道影业公司”，专注于喜剧电影。彼时，陈老板为拥有了自由创作空间而志得意满，他再也不用揣着剧本到处求人了。

　　然而，7年出品六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他的投入是倾家荡产式的，回报却很惨淡。每一部电影都不亏损，但赚的钱只够启动下一部电影的前期，时常断裂的资金链让陈佩斯欲哭无泪。他回忆说：“当时孩子的学费百十来块钱，不是说天天没有，就是有几个月特别紧，而且一紧就会紧很长时间。那时候，自己的车公司用，自己出门打车都不敢打夏利，只能找面包车。”

　　很难想象少年成名的陈佩斯会在中年遭遇如此窘境。他在适应从单纯的演员到创业者的身份转变，“每天都在妥协”。“好演员只要演好戏就行了，但是作为好老板，剧组缺什么就得补什么。有时拍戏缺一辆坦克，你都得找关系托人去借啊。”

　　如果说，借坦克、借飞机欠下哥们人情，陈佩斯可以妥协；但自己所在的行业欠一个公正，陈佩斯就按捺不住了。

　　“我们这种民营电影公司要自己跑发行，前一晚喝酒要多少拷贝对方答应得好好的，第二天酒一醒都不认了。”“你可以查查，当年我们的几部电影口碑都很好，但影院总说上座率不高。比如《太后吉祥》，我去石家庄监票，当地的红星剧场每天7场满座，但影院却只跟我报三场。这不是欺负人嘛。”

　　1997年，大道的《好汉三条半》与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同时上映。《好汉》起势凌厉却在几天后被主流院线撤下，“原因是《甲方乙方》的投资发行都是他们的人”。

　　陈佩斯彻底绝望了。

　　事实上，相比电影，外界对陈佩斯命运的嗟叹更多来自于春晚的“封杀”。但对陈佩斯而言，这种离开并非遗憾，反而是一种保全。

　　旧十年

　　在很多人记忆深处，他依旧是那个每年除夕出现在春晚舞台的“陈小二”。

　　对于那场被外界视作人生滑铁卢的官司有没有后悔？陈佩斯对记者说，“我要感谢那场官司，这让我终于从名利场退了下来。我那么多年在上面苦苦挣扎退不下来，大众需要在春节快乐，这反而成了我对大众的一种责任，这么大的责任谁担着都痛苦，我早就想退了。”

　　“因为著作权，我们跟中央台争，一直到最后我们不被邀请，这反而是个机遇。当春晚逐渐成为一个利益平衡舞台，这种放弃意味着真正的解脱。”

　　不久，陈佩斯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擅自出版发行了内容为自己的《吃面》、《警察与小偷》等8个小品的VCD光盘。双方对簿公堂。最终，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败诉。

　　此事一经报道，旋即引发了“央视封杀风波”。几乎一夜之间，许多演出单位和电视台不再追捧他，他再也没有接到与广电系统有关的演出邀请。

　　这种悲情在外界看来不言而喻。时至2011年春晚期间，网络上发起个调查，结论是对陈佩斯重新上春晚呼声最高。于是便有了记者与陈佩斯如下一场对话。

　　陈：“这事我知道。”记者：“那还上吗？”陈：“不会上了，都过去的事了。”记者：“春晚能让你再火一把。”陈佩斯：“那又怎么样呢？这个社会评价人的标准就是名利。但你不能侮辱你自己的人格，它盗你的版权，然而你为了出名还要去依附它。人不能永远趋利避害吧？”

　　——我们相信这般表述发自内心。同样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我们理解陈佩斯的痛苦。这个时代，让人笑比让人哭更难，更何况笑里面还要有观点。陈佩斯的小品第一不抄袭，不从网络上扒“包袱”，第二不拿农民工、残疾人开涮。从《主角与配角》到《警察与小偷》他都在以榨干自己的方式来展现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新十年

　　陈佩斯的太太曾经是名医生。一次同学聚会，同学称：“你们家老公差点搞出人命了。”原来，北京301医院收治了一位老太太，据说是在北京保利剧场看了陈佩斯的《托儿》，笑得肺大泡破裂。

　　电影堵死了，春晚堵死了，最终，他决定将喜剧搬上话剧舞台。

　　2001年，陈佩斯出山。大道砸下120万元投入话剧《托儿》，起初在长安大剧院演了7场，一票难求。紧接着保利加演两场，继而全国巡演。陈佩斯最终创造了话剧神话，《托儿》票房达到4000万元。

　　陈佩斯哭了。离开大银幕十多年，按照圈儿里的惯例，这样的演员已经不入流了。他说，“观众还记得我。”

　　“以前搞电影，一般三年才能收回成本，这样滚动地投，公司每天都在周转。话剧不一样，现在我们是在饱饱地工作。”时至2011年，大道先后推出了《托儿》、《亲戚朋友好算账》、《阳台》、《阿斗》、《老宅》等六部话剧。更重要的是，大道成为中国话剧市场的标杆企业，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全线覆盖，大道让许多从未上演过话剧的城市“新鲜”了一把。

　　最后，还是回到陈佩斯的太太。但她评价陈佩斯的一段话，却令人记忆深刻：“这一路，陈佩斯第一不依附权贵，第二不依附资本，第三不依附体制，他是一个活得干净、纯粹、尽兴的人。”

　　说这话时，她眼眶湿润。今年是他们结婚三十周年。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一个时代的忧伤

　　有人说，陈佩斯辛辛苦苦张罗一群人做一场话剧，也就挣20万元，但要是单纯做一个演员，走穴一场也是20万元，何必那么辛苦？

　　陈佩斯在舞台上是一名演员，生活中同样也是。他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但是大幕徐徐拉开，追光灯直直打来，他立马像打了吗啡似的，笑得像个“地痞流氓”。别人问他为啥这么拼命，他说：“我不干这个干什么去？老天爷安排我就干这个。一共就上了五年学，不演戏我就是个废物。”

　　现在，陈佩斯过上了他理想中的幸福生活。不演出的时候，和一群年轻演员说说笑笑，聚聚餐，心情再好一点就跑到山上住几天。到了山上，他同样也会发挥自己喜剧演员的口才，动员农民不穿皮衣不穿羊绒衫。理由是“羊绒出在羊身上，大量生产羊绒衫，就是变相造成土地沙化”。

　　至于这种劝说有用与否……连他自己都笑了。

　　对于曾经遭遇的不公正，他说，“体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很强大，真的很强大。但一个男人要是没有自己的能力在这个空间里生存，那他就很失败，很大的失败。依附于一个大树的藤蔓往上爬，这是一种卑贱。”

　　依附于一棵大树的藤蔓向上爬——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忧伤。

                                                                    （选自：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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