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兄弟三人,大弟周恩溥,小弟周恩寿。
从1957年始,周恩溥的后人周荣庆一家一直低调生活在河南焦作。11位后人中,除了一人有正式工作外,其他人靠做些小生意、打工维持生活。周家人从不炫耀身世,如同“隐居”一样,日子过得平淡,甚至穷酸,但他们从来没有任何抱怨,他们在平凡、平静、平常中度过每一天……
总理要求侄子一家到河南生活
周恩来总理没有后代,周恩溥有一个儿子叫周荣庆,周恩寿有6个子女。
1945年初,周恩溥在山东被国民党抓起来,严刑拷打后牺牲了。大弟媳王兰芳和小弟周恩寿,都在战争年代落下严重伤病,不能正常上班。于是,周恩来就让他们提前退休了。这样一来生活就成了问题。于是,周总理就将两人的费用担了起来。
周总理每月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100元给小弟,拿出50元给大弟媳。另外,看病吃药的钱也是根据需要另出。这种资助,一直持续到周恩寿的6个子女参加工作,持续到大弟媳王兰芳去世。当时,周总理专门交代侄子周荣庆:50元钱是给你妈妈的,谁也不要用,你们花钱自己挣。
周家的后代牢记总理的嘱托,住房寒酸、生活清苦等,他们没抱怨过一句,没向组织上伸过一次手。并且,按照总理的要求,侄子周荣庆一家还来到了河南生活。
当时,周荣庆在北京志愿军医院当宣传文化干事。抗美援朝结束后,军医院的人面临转业,国家刚好提倡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总理就对侄子说,你们到基层去吧,不要当官,当个工人最好。于是在1957年,周荣庆转业分配至河南一家卫校当宣传文化干事,母亲王兰芳也一同来到了河南。
周荣庆是周恩来7个嫡亲侄辈中的老大。临行时,周总理专门送他一句话:“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鼓励侄子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到河南不久,周荣庆又调到了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后服从组织安排,先后到焦作轮胎厂、群英机械厂等单位工作,均是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员工。
在焦作九里山钢铁厂,周荣庆结识了晋菊清。晋菊清来自焦作农村,招工到厂里“三八”炼钢炉工作。两人相处了大约半年,1959年1月的一天,几位工友突然把晋菊清拉到一边,神秘地问她知道和谁谈对象吗?晋菊清有点摸不着头脑,说不就是老周吗。工友们说,周荣庆就是周总理的侄子!晋菊清惊呆了,气喘吁吁找周荣庆。当时,周荣庆正提着糨糊桶在厂区贴标语,面对劈头盖脸的发问,周荣庆只好回答说是真的,他是周恩来的侄子。晋菊清非常生气,说为什么不早说,你骗人,俺父母是农民,太不般配,不谈了!晋菊清说完扭头就走。周荣庆连忙追上去解释,说我就是我,大伯是大伯……两人最后来到母亲王兰芳面前。王兰芳耐心地对晋菊清解释:好孩子,咋能因为他伯父是总理就吹哩!我们来焦作时,总理一再交代,自己的路自己走,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以总理的亲属自居……
晋菊清听着老人的话,再想想周荣庆近半年来,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是总理的侄子,就是一个普通工人,从不盛气凌人,也不对人发脾气,晋菊清的心动了。1959年5月10日,30岁的周荣庆和20岁的晋菊清喜结连理。
得知侄子周荣庆与一个农家女结婚了,周总理连连称赞说很好,说劳动之家光荣,并立即致信祝贺。邓颖超也随信寄来了一条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
总理和后人的暖暖亲情
9年后,已有两儿一女的晋菊清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和邓颖超妈妈。那是1968年5月1日,婆婆王兰芳对媳妇晋菊清说:我想你七伯、七妈了(注:这是按家族排行的称呼,总理排行老七,周恩溥排行老八,周恩寿排行十一,周荣庆夫妇称总理为七伯,称邓颖超为七妈)。当时,婆媳两人没有买到坐票。在火车上,晋菊清找来一张硬纸板让婆婆坐在车厢接口处,自己则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站在婆婆身边,熬了一天一夜才到北京。
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夫妇第一次见到侄媳妇。邓颖超拉住晋菊清的手,说自己也是河南人,咱俩还是老乡哩,还比了比个子看谁高。随后,邓颖超又将自己穿的鞋脱下来,让晋菊清试试大小,晋菊清一穿正合脚,邓颖超笑着说“婆媳俩有缘分”。晋菊清感觉七妈是那么和蔼可亲,但她那时想不到,七妈在暗暗给她量尺寸,准备送她鞋子呢。
大约中午12点,周恩来从办公室走出来,笑容满面地问好,还弯腰轮流抱起三个孩子亲了一遍,并嘱咐晋菊清说,你妈当年为革命流过血,你和荣庆要待她好点儿!
午饭桌上,总理问起了三个孩子的名字。晋菊清说:老大是1960年3月29日出生的,正赶上您访问印度,取名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孩,当时婆婆梦见了茉莉花开,取名周小莉;老三1966年出生,您访问越南,就取名周中越。
总理听完哈哈大笑起来,对邓颖超说,这名字起得不太好。邓颖超于是说,给孩子改个名吧,从大到小依此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周总理想了想说好,就叫这名吧。从此,周志勇兄弟俩就叫起了邓颖超奶奶给起的名字。“周志红”的名字叫了一段,家人感觉有些不妥,仍照旧叫“小莉”了。
回河南时,周总理夫妇送给晋菊清很多衣服和鞋子,总理还送晋菊清一块手表。
在河南土生土长的周志勇说,总理没有子女,不光视侄辈、侄孙辈如己出,还收养了许多烈士子女,对大家非常亲。周志勇小时候去中南海,呆上十来天,也不一定能见总理一次。而大奶奶(邓颖超)一般都在家,一去就给做丸子,用肉末做成的那种,还有从中南海湖里捞出来的鱼和虾,还有从西花厅前摘下的桃子,都是最好的食物。有一次,大奶奶专门煮了嫩玉米给周志勇吃,但周志勇并不怎么感兴趣,说姥姥家的田里到处都是,邓颖超一笑后才有所悟,原来侄子就生活在种玉米的地方。
让周志勇很遗憾的一件事是:1983年结婚时,他去北京与大奶奶一起照相,没想到一张也没有洗出来,是那种装胶卷相机照的,不知咋回事全曝光了。
后人一直珍藏总理的遗物
1976年和1992年,对于焦作的周家,是两个最为悲伤的年份。
1976年1月8日,一家人正在吃晚饭,邮递员突然送来一封电报,是邓颖超发来的,说总理逝世,在京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这也是总理生前的安排。放下电报,晋菊清哭着要去北京,周荣庆则把着门,满脸泪水,说既然七伯和七妈不让去,咱就得听他们的话。事实上,就在总理逝世前一个多月——农历1975年十一月初七,68岁的王兰芳已经先走了一步。
1988年春,晋菊清从周恩寿家人那里得知,七妈邓颖超病重了。这一次,晋菊清执意一个人去北京看望,病中的邓颖超在昏迷中断断续续和晋菊清说话:好孩子,不许哭,要坚强……晋菊清从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荣庆也一病不起。1992年1月15日,丈夫走完他63岁的人生历程。病中,周荣庆最后悔的是:没有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妈。
周荣庆逝世不到半年,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与世长辞。晋菊清从广播中听到了噩耗,带着3个孩子去北京送七妈最后一程。在北京,她和其他亲属一起乘军舰把七妈的骨灰撒向海河……
周总理夫妇先后逝世后,作为周总理的至亲,晋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遗物,包括周总理经常佩戴的“为人民服务”胸章,邓颖超用过的体温表和他们的秋衣、秋裤、枕套、枕芯等。这些遗物,晋菊清前些年捐给淮安周恩来故居一部分,唯独那件大衣她一直珍藏着。这是邓颖超在世常穿的由红都服装厂生产的大衣,蓝色,化纤料子。
晋菊清还珍藏着一些老照片,是家人在北京与总理和邓颖超一起拍的,有20多张,夹在一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常见的老相册里。每当想念总理和邓颖超的时候,晋菊清就把孩子们叫到一起,一张一张细细翻看。晋菊清说,两位老人为革命作过那么大贡献,还一生甘守清贫。作为周家的后代,我们要凭借自己的双手干活吃饭,决不能干出半点让老人家在天之灵不安的事情来。
“十条家规”下的普通生活
周总理曾给亲属们定下“十条家规”,包括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等。对此,周家一直牢记并遵守着。
在焦作,周家和许多工人、农民一样过着普通的生活,他们并不是有意宣扬什么,也不是刻意掩盖什么,只是过着自己的本真生活。焦作当地的许多百姓包括当地领导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红色家庭。当然,周家的同事、邻居晓得这种关系,但大家都不去渲染,连周家人都那样低调,外人去渲染有什么意义!
屈指算来,周家人在焦作已有54年,问及周志勇,省市领导可否知道这个红色家庭?周志勇说不晓得,这些年他们家几乎没找过领导。在周志勇印象里,唯一一次找地方领导大概是“文革”时期,是总理秘书的电话打给焦作革委会的。原因是奶奶王兰芳的身体不好,要去北京治病。那时焦作不通火车,要坐汽车到新乡,再转火车。那一次奶奶病得很重,坐公共汽车去,身体已承受不了。周荣庆给总理说了,总理秘书才打了这个电话,让安排一辆汽车把王兰芳送到新乡。但总理秘书并没有在电话中说明亲属关系,只是说有个老同志叫王兰芳,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在战争年代为革命作出过贡献,要到北京治病,请把她送到新乡坐上火车……
周家从不敢找总理办私事。周荣庆曾经找过一次,没有找总理本人,而是找到曾经给总理当过秘书的七机部的何部长,帮地方买了辆处理的旧红旗车。总理后来知道了,把周荣庆狠狠训斥了一顿。自此,周荣庆和他的家人再也不敢做类似事情了。
还有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周志勇的小弟周志军没有工作,想让邓颖超奶奶帮忙找点活干。可是邓颖超奶奶非常严厉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周家服务的。从此,周家任何一个人,无论什么事都是自己设法解决,再不敢去给老人家添麻烦了。
一家人是那样的低调,他们从不炫耀家世,与普通市民一样,一直过着“隐居”闹市无人知的生活,在平凡、平静、平常中度过了每一天,他们的日子虽然过得平淡,甚至穷酸,但他们从来没有任何抱怨,那一种渗透肌肤的阳光与向上让世人感叹。 (摘自《北京纪事》2011年第12期 作者:阿峻)
推荐人:lry 2012-01-23 执行编辑:lry 2012-01-23 责任编辑:xwf 2012-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