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1867-1959）一生经历三个朝代，从晚清、民国到人民共和国，参与或见闻过甲午战争、戊戌维新、庚子事变、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洪宪帝制、五四运动、军阀内战、五卅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诸多重大事件，投身过政治，兴办过教育，从事过实业，成就卓著，饮誉域中。他历事既多，艰辛备尝，无论新派、旧派、激进派还是保守派，对他都恭敬有加。他在近代出版界的地位，俨如泰山北斗，无人可比。像他那样既建不世之功，而又生受崇敬、死备哀荣的，实属罕见。
　　能建不世之功者必为不世之人。不寻常的张元济自有其不寻常的地方。
　　
报国以忠
　　张元济出生在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浸润在修齐治平的氛围中。这个背景很重要，自小接受的教育，奠定了他日后为人处世的文化底色。他的科举道路很顺，18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从参加科举，到得中进士，他仅用了八年时间。年轻科举顺利高中，曾被宋代理学家二程之一的程颐认为这是人生“三不幸”之一，原因是早年科第经历太顺，容易使人志得意满，狂妄自大，给其后半生带来灾难。但是，从张元济日后行事风格来看，早年科第顺利并没有给他带来负面影响。考其原因，一是与张元济比较温良的天性有关；二是与他年轻经历有关。他15岁时父亲病逝，家境渐衰。这使得张元济较早地成熟起来，懂得世事的无常与艰辛。
　　张元济中了进士、踏上仕途之时，正是一个人精力最旺盛时期，热血沸腾时期。他的这个年龄段，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逐渐加深、变法维新思潮风生水起之时。特别是甲午战争的惨败，震醒了每一个不甘亡国的中国人。张元济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以救亡图存为中心的维新运动当中。
　　从1895年至1898年，张元济在以下四个方面，表现突出：
　　其一，议论时政，谋求救国之道。其二，搜集书刊，以供变法参考。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任上，负责为皇上搜集新书。其三，开办通艺学堂，培育新式人才。其四，学习英文。张元济从1896年就开始学习英文。其时，虽然风气渐开，但主动学习外语、研究西学的官员还是极少数，像张元济这样的翰林还去学英文的，可谓凤毛麟角。他入值总理衙门后发现，那么多的章京中，仅他一人能识英文。
　　到1898年，张元济在京城已是相当活跃、颇有名气的新派人物，有人推荐他出使外国，有人建议他留学异邦，许多人寻西书、觅新报都来找他帮忙。京师大学堂开办时，孙家鼐考虑的首任总办人选就是张元济。最有标志性的细节是：1898年6月15日，李鸿章在颐和园请张荫桓吃饭，找了两个人作陪，一个人是康有为，另一个便是张元济。李鸿章那时正在向新派人物示好，年纪轻轻、官位不高的张元济能成为他的座上客，这很能说明张元济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
　　正因为张元济思想维新，表现不俗，所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在所上《密保人才折》中，向光绪皇帝共推荐五人，其中之一就是张元济，另四人是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与梁启超。
　　1898年6月16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张元济。这是张元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给他带来无上的荣光，也为他日后的挫折埋下了伏笔。
　　受到皇帝召见以后，张元济更加自觉地投身到变法运动中。8月2日，诏设矿务铁路总局，他以总理衙门章京身份被荐兼任该局章京。9月5日，他上《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业折》，系统地提出自己的变法主张，凡总纲五条、细目四十条。这一奏折，是张元济受到光绪皇帝召见以后就萦绕心头、精心准备的，到他正式上奏，历时两个半月。奏折所指陈的弊端均深中肯綮，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方向相当正确，可行性也很强，反映张元济视野相当广阔，思虑相当周密。一些变法设计极其用心。比如，张元济主张除了大典以外，寻常大臣觐见皇帝，应请立而不跪，亲重老臣，则赐以坐位，以示优礼。他说，如果像此前那样不论老少一律行拜跪之礼，少壮者犹可，若耆年高秩，屈膝数时，岂复能从容论道！这就很有人情味。
　　张元济与康有为同一天受到皇帝接见，张元济比康有为年轻九岁，考中进士比康有为还要早三年。康有为是很自负、狂傲、张扬的人，所以，他日后的道路其实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张元济比较沉稳，低调。百日维新中，虽然也上了奏折，系统地提出自己的变法主张，但是，他没有参与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谋，所以，政变发生后，他只是被革职，没有被逮捕，更没有被杀头。政变发生后，张元济自以为在劫难逃。有人劝他逃亡避祸，他担忧惊及堂上老母，不愿做求生害仁之事，拒绝外逃，仍照常到署值班，静候逮捕。这种临危不惧、勇于担当的气概，说明张元济的精神修炼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这种气质，我以为一半得自修炼，一半得自遗传。张元济获悉“革职永不叙用”的圣旨后，将消息告诉老母，老母出奇地平静，说是“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这说明张元济母亲是一个很不一般的女性。她出身在常州的书香门第，有一定文化，善于体察人情世故。
　　戊戌政变以后，张元济将自己的聪明才智集中投放到教育与出版方面，全力在开启民智的园地里播种耕耘。张元济将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开启民智。他这么做，源于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对开启民智的真切认识。当然，这么做，是其爱国热忱的具体表现。在张元济此后的生涯中，有三件事可以直接反映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一是抗日战争。抗日战争中，张元济尽己所能地为抗日救亡出力。他编著一本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小册子，撷取《史记》等书中的人物故事，以表现中华民族的人格，激励人心。张元济指出：这些人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有的是为复仇，归根结果，都做到杀身成仁，孟夫子说是大丈夫，孔圣人说是志士仁人，一个个都毫无愧色。这些人都生在两千多年以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此书一版再版，影响很大。1942年初某日，一个日本人驱车抵张元济寓所，递上名片求见。张元济拒不晤见，挥毫书曰：“两国交战，不便接谈。”让其子交与来者。
　　二是反对内战。1947年5月，上海学生进行反内战宣传示威，遭到镇压，大批学生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张元济与陈叔通、唐文治等联络共十位资深名人，致函上海市长吴国桢、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并将此信递呈行政院长张群，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此信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迫使当局不得不将被捕学生释放。1948年9月23日，张元济赴南京参加院士会议，在演讲中对于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予以严厉抨击。
　　三是祖国统一。1956年6月15日，张元济给身在台湾的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劝说蒋介石效法五代时吴越国统治者钱武肃，纳土归顺，以完成中国统一大业。需要指出的是，张元济撰写此信，并非事先有人授意，而是他独自思虑的结果。那年，张元济已是整整九十岁的老人，念兹在兹的是祖国的统一大业。
　　
处事以敬
　　“敬”就是敬业，就是认真。
　　张元济一生最主要的事业是出版与古籍整理，两者又是与他在商务印书馆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
　　在张元济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新式出版业是到近代才出现的行业，从写稿、组稿、翻译、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到企业管理，从印刷机器、纸张、油墨、装订、开本到印数，从联系作者、译者到与官府打交道，所有这些，对于张元济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工作，他能够由外行变成内行，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考其诀窍，就是两个字：敬业。他坚持，不赚钱的书一般不出，有政治风险的书一般不出，包括拒绝印刷康有为、孙中山的书，都是为了对公司负责，也都是敬业的表现。
　　他编教科书，编得那么好，是敬业的结果。他从事古籍整理，整理得那么卓越，是敬业的结果。《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其典范。
　　
待人以诚，责己以严
　　张元济无论当官还是经商，都真诚对人，不虚伪，不欺饰，宽以待人，严以律己。
　　他与总经理高凤池在经营理念、用人标准、对违纪人员处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对于这些分歧，他不掩饰，不回避，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1919年，因为许多分歧难以消除与妥协，张元济决定辞去经理之职。经人调解，他与高凤池达成和解，并坚持自己一定要向高凤池道歉。与高凤池相比，论社会地位，张要高出许多，张是翰林，高是小学程度。论在商务的影响力，张也要大许多。细论张、高二人的分歧，则张的意见，均为企业前途着想，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如注重企业制度建设，引进、启用新人，对于违纪违法员工严肃处理，高则立于相反方面。但是，二人矛盾一经调解之后，张便主动道歉，诚恳支持高的工作，并坚持自己的薪水必须低于高凤池。
　　诚与恕是一体两面。待人诚恳，必然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张元济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最典型的有三件：
　　一件是被绑架事件。1927年10月17日，张元济被绑架，在南翔附近的农村关了六天六夜。绑匪开价先是30万元，后降至20万－15万－2万，最后以一万元赎票。那时，上海绑票案件屡屡发生，撕票的事情也不止一例。张元济能安然脱险，与他设身处地、以恕道对待绑匪有关。绑匪也是人，张元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示之以诚，终于化险为夷。
　　二是处理商务印书馆罢工事件。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商务印书馆屡起工潮。对于工人的罢工斗争，张元济力主两边兼顾，同存共利，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解决后，作为资方代表的张元济，反而得到工人的拥护，职工大会上竟然全场高呼“打倒王显华！”“拥护张菊生！”张元济在当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没有更细的资料，但是，从结局看，张元济至少比经理王显华更加理解和重视工人的要求，能够同情地理解工人的权益。
　　三是为乐志华伸冤。乐志华是张元济轿车司机的外甥，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1923年到一英国人家里当佣人，被主人诬陷偷了740英镑，关进牢房，在全无证据的情况下，被巡捕打得遍体鳞伤，右腿残废。张元济获悉此情后，为他聘请律师，到医院验伤，通过宁波同乡会呼吁社会援助，向法院提起诉讼。官司打了五个月，冤情终于得到昭雪。
　　待人诚与责己严是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在什么位置上，张元济都严格要求自己。主持编辑《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部头古籍汇编，为公司带来了巨额收入，他自己从未收取过什么主编费及稿费。在公司，自己的薪金一向从严，不让儿子进入商务印书馆。
　　正因为张元济待人真诚，责己严格，所以，从清末到民国，商务印书馆能够团结那么多文化人。这些人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社会阅历，不同的政治态度，但与张元济的关系都很好。
　　报国以忠，处事以敬，待人以诚，责己以严，张元济在这四方面都很出色。这四个方面，涵盖了儒家修齐治平的全部内容。时人曾以“忠信笃敬，识胆具备”八个字，概括张元济的行事特点。孔子的学生子张曾问怎样才能使自己到处行得通。孔子回答：“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张元济一生经过三个朝代，是唯一的见到过光绪皇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五位中国第一号人物的时代老人，历事既多，饱经沧桑，却能做出那么宏大的事业，享有那么崇高的声誉，考其原因，就在于他忠实地践行了儒家的忠信笃敬伦理。
　　忠信笃敬，归结到一点，是广义的“忠”。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涵义很广，并非专指一事，只是后世腐儒将其内涵窄化，成为臣对君的单向规定。张元济对此曾有订正，重申其义，说明他对此确有理解与心得。这广义的忠，说到底，就是儒家修身八目中诚意、正心的结晶。由此可见，张元济深得儒家真谛，并自觉地将其外化为报国以忠、处事以敬、待人以诚、责己以严的具体行动。
　　张元济所处的时代，中国社会处于空前、持续大变动过程中，从国家政权型态、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教育体系，到人们的知识、职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化。任何大变动时代，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人来说，都是适应能力大考验的时代。
　　胡适等评论张元济“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新思想与旧学家、新道德与老绅士这看似对立的两极，在张元济那里得到了统一，而且统一得那么自然、浑然，因为这一切，都出于他的诚意、正心。当官，不为官位所束缚；为学，不为陈说所牢笼；经商，不为利润所异化；温文尔雅中隐含着雄豪刚强之气，持重守成时不妨碍开拓进取，既反对外国侵略也积极向外国学习，既努力保存旧学也认真吸纳新学，不偏不倚，允执厥中，通透洒脱，毫无僵滞。每做一事，他都尽心尽力，争取最好，在商人面前他是名满天下的大企业家，在文人面前他是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人生活泼泼的大生命，在张元济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这就是真正的儒家，旷世稀见的一代醇儒！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上海文史研究馆等单位主办的“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4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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