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网站在《人文道德》栏目，曾刊载题目为《马来西亚友人挽救了一名中国儿童的生命，他却说“我只是一个平凡的献血者”》（原载《解放日报》2014年2月22日第5版）的文章。时隔不到三个月，解放日报又进一步报道了这位马来西亚友人的感人事迹。我们也再次转载，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 孙刚 彭薇

      小医生杨永康出名了。

      去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中马经济峰会，谈到两国友谊时特别提到：“我们不会忘记，2012年马来西亚人杨永康捐献造血干细胞，成功挽救了中国安徽一名7岁孩子的生命……”

      那时，杨永康已经在东方医院当了4年医生。不过，与同年资医生纷纷晋升不同，他的职务一直是最初级的“住院医生”——身为外籍员工，无法持有中国执业医师资格证（虽然考试早已通过），只能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行医。

      几乎一夜之间，杨永康成了名人，名字和照片频频亮相媒体。就在上个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特批，杨永康终于有了行医“执照”——据称，外籍医生持有中国执业医师资格证，杨永康是第一个。

      最近，他又获得了浦东新区十大杰出青年称号。颁奖仪式上，主持人问“这么多人选你有什么感受”，回答是“无论选得上选不上，我还是做我自己的事”。

      小医生杨永康是个纯粹而简单的人。

“如果我不捐，那个孩子可能就活不下去了，他才7岁啊”

      时针拨回2011年底。在加入中华骨髓库8年后，杨永康终于等到了一直在等待的电话：天津红十字会说，一名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7岁男孩，和他配型成功。骨髓配型成功的几率几乎是十万分之一，而跨国人士配型成功的几率，近乎百万分之一。

      杨永康没有丝毫犹豫，但家人的担忧是难免的。远在马来西亚的父母，近在上海的未来丈人丈母娘，对捐骨髓总有点“抖豁豁”——会不会伤元气啊，将来会不会影响生育？杨永康和未婚妻分头劝说。“如果我不捐，那个孩子可能就活不下去了，他才7岁啊。”这句话，打动了善良的老人们。

      2012年4月，杨永康赶赴天津。常人不知道，正式捐献造血干细胞前，捐献者需要注射动员剂，加速骨髓造血干细胞生成。每天两针、连续五天。每次注射，动员剂的副反应一次次加重。低热、乏力、腰酸背痛，就像得了重感冒，浑身难受。

      捐献前一天，红十字会转来一封患儿父亲的亲笔信：孩子才读二年级被确诊患病，幸福平静的生活一下子变得灰暗；可孩子很坚强，他说自己要做小英雄，每次打针抽血都主动说“我先来”……信里还夹着孩子的照片，背面写着5个端端正正的字：谢谢杨叔叔。

      这一天，杨永康忍着身体疼痛，拉着未婚妻去商场，给小男孩挑了一只蓝色的书包。他给孩子回了封信：叔叔知道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一定能像奥特曼战胜怪兽一样打败病魔，早日背上叔叔送你的书包，高高兴兴上学去……
 
      4月17日，从上午8点20分开始，经过20个循环，耗时137分钟，采集了156毫升，杨永康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他也成为了国内唯一一个捐献干细胞成功的外籍志愿者。

      两天后，杨永康坐上了回上海的火车。有人问，为什么不坐飞机，是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吗？他摇摇头说，想给孩子父母省点钱，毕竟来回交通费都由接受捐献的家庭承担。

      如今两年过去了。接受干细胞移植的小男孩恢复良好，已能像普通孩子一样上学。而在全国，类似事例也日益普遍，像杨永康这样伸出援手的人越来越多。截至今年三四月，中华骨髓库的库容已达180万人，捐献造血干细胞人数逾4000余例……

      有意思的是，那位小朋友本来是A型血，手术后和杨永康一样，变成了B型血。

大学时，杨永康第一次献血。左手臂弯处，有一个一分钱大小的疤痕

      杨永康的左手臂弯处，有一个一分钱大小的疤痕。这是常年抽血留下的针孔印记。从18岁成人起，19年间，他献血、献血小板，总共100多次。

      “做医疗的知道，针扎进去，是生生的疼。”东方普外科护士长李陵君说，献血用的抽血针都是16号、17号粗头针。因为右臂的静脉血管有些“游离”，为了方便，抽血的粗头针还是经常一次次扎进左臂的疤痕。“这和正常的皮肤组织感觉不一样，如果碰上经验不足的护士，要反复地扎，更是揪心的疼。”李陵君说。

      杨永康第一次知道献血这回事，是在童年时代。爷爷患贫血，父亲和叔叔辈总是跑医院献血。慢慢长大，献血的场面更是司空见惯。马来西亚人逛商场时，见到采血点就去献一袋，接下来照常购物。“马来西亚华人的献血率更高，儒家传统深厚，也有不少家庭笃信佛教，从不认为献血会伤身，而是多积功德。”

      大学时，杨永康第一次献血。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有点害怕，但咬了咬牙，忍住一瞬间的痛，5分钟后，450毫升红色的血抽出来了。他知道，这一袋鲜血，可以救人。

      大学室友患上登革热，需要输注血小板。看到室友躺在医院病床上奄奄一息，杨永康和其他同学立刻奔到血站，去捐献血小板。室友痊愈出院，那一刻，他更加明白，献血对于救助生命的重要。

      献血成了习惯。在马来西亚时，到了中国后，他都是如此。健康人捐献全血的最短周期是半年，捐献成分血最短是4周，杨永康就“卡”着这个极限，每次都献2个单位，是普通人的两倍。

      对于挺“宅”的他来说，大上海的繁华通常只是上下班路上眺望东方明珠电视塔的一瞥，而南京西路献血站成了他最熟悉的上海“地标”之一。以前，当班结束，他总是跟科室领导说一声“出去几个钟头”，一个人乘公交、换地铁过去。和女友谈恋爱后，待遇提高了，每次都是女朋友开车送他去血站。每次献血前，他总少吃或只吃清淡食物，“为了维持血液质量”。

      一次，他在血站由于轻度脂肪肝被拒。原来，自从为小男孩捐献造血干细胞后，未来的丈母娘一天一锅肉汤、鸡汤，把“上海女婿”补过头了。他立即设定锻炼目标，减去10公斤。

      “他呀，一献完血就来上班。”捐献成分血，会导致体能和抵抗力在48小时内短暂下降，医院同事劝他多休息，可是他总说自己身体好、没事。

      “杨永康喜欢做善事，是一个好人。”东方医院的医生护士们都这么评价他。

杨永康有个外号叫“总住院”，“好像一天24小时粘在医院一样”

      1977年，杨永康出生在马来西亚新山的一个华人家庭。

      在当地，医生是备受尊重的职业，舅公又是一方名医，杨永康自小就一门心思想当医生。18岁时，杨永康报考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医学系，由于华人上医学院名额很少，被“调剂”到生物系。本科毕业后，他初衷不改，希望继续深造，能当上临床医生。选择很多，俄罗斯、巴基斯坦、新加坡等，都能接受学医的留学生。恰好，他舅公到中国天津参加一个研讨会，参观了天津医科大学后对其办学条件大为赞赏，认为“中国医学发展大有前途”，竭力引荐下，杨永康报考了天津医科大学。

      2001年，他来到天津攻读第二个本科，2006年保送同济大学医学院读研，2007年到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实习、继而留院，终于穿上了白大褂。

      兜兜转转，比别人多读了5年，但要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医生并不容易。刚开始工作，收入有限。他的家庭尚属小康，但马来西亚的习惯，成年孩子从来不贴补。房租加上吃饭，差不多成为“月光族”。平时上班，从早到晚，收病人、问病史、值夜班、急诊开刀，忙得一天也喝不了几口水。还要应付各种考试、培训，绞尽脑汁做科研，写SCI论文。

      清苦不算什么，让他难熬的是，身为外籍人士，即使成绩和技能出色，各方评价良好，也无法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穿上了白大褂，可能一辈子只能做个医院里最初级的小医生。待遇上不去，职称无法升，养老金、公积金这些最基本的保障，他都没有。

      “我如果遇到像他这种情况，说实话早就放弃了。”与杨永康同年进东方医院、现在已经是普外科主治医师的高玮说，“可是他确实与众不同，对医生这个职业很执着。”

      “我们下了班，都希望早点回家；而他呢，不急不慢，呆在医院，原来是等机会急诊开刀。”高玮有次晚上在医院见到杨永康，第二天晚上又见到，发现他根本没回去过，“好像一天24小时粘在医院一样。”

      杨永康有个外号叫“总住院”，总是住在医院的意思。租房子，他就选在离医院不远的商城路，2009年时一室户老公房每月要2000多元，占了收入一大半。因为夜间有急诊手术，医院会联系最近的医生，“白天大专家多，晚上医生少，机会多一些”。

      几年下来，杨永康的手术技巧进步非常快。“他已经成为外科公认的‘第一助手’。”普外科主任蔡端教授说。“平时他闲话不多，偶而兴奋，就是向我们‘炫耀’刚完成的手术，刀口只有一厘米长，时间只用了半小时之类。”护士长李陵君说。

      当然，小医生不能一直“不出头”。在心里，杨永康的限定是5—10年。“如果还是不能拿到医师资格，我可能先返回马来西亚或去新加坡，考出医生执照后，再回上海做医生。”

拿到执业医师资格证的那天，杨永康兴奋极了，特意把证件拍下特写

      杨永康祖上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一副中国南方人的模样，中等个子，大眼睛，戴一副黑框眼镜，气质儒雅。走起路来一摇一摆，说话不紧不慢，语调有点“绵软”。唯一特别的是常年理一个“飞机头”，发梢在头顶撮起，发胶涂得锃亮。他说这或许是他马来西亚人的标志，“马航飞机上的男乘务员都是这个发型，我家里的兄弟们也一样”。

      来中国已经十几年，这位梳着“飞机头”的马来西亚人，仍然总是在各种场合，被问到在他看来很奇怪的问题。

      “为什么要献血这么多次？”“献血有什么好处？”“献这么多次，是因为上瘾了吗，不献会难受？”

      “这些问题，有些是不理解，有些简直是对他的侮辱，很不尊重人。”护士长李陵君为他打抱不平。一袋饼干、一盒牛奶，这些是每次献完血领到的物品；至于献血证书，他早就不必拿了。

      碰到“奇怪的问题”，杨永康总是浅浅地笑着，也不辩驳。他家祖辈都信佛，他也是一名佛教徒。在他看来，献血是为了帮助别人，做善事、积功德。就这么简单，不必多说。

      同事们有时候称他是“滥好人”。大家心疼他工作辛苦，待遇低，“怨其不争”，连四金也没有，毫无保障地“裸奔”，实在有些不值得。“你何必花那么长时间，绕那么大圈子，到这里受这个委屈。”还有人建议，他外语好，不如到一家外资医院，收入会很高。

      可是他不在乎：“在这里，能学开刀。院长留下我，而且大家待我都很好。”

      除了要当医生，杨永康几乎无欲无求。拿到执业医师资格证的那天，他兴奋极了，特意把证件拍下特写，发到微信朋友圈和各个群。但是，杨永康的四金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家人总是无奈地说：“这些原本是他应得的权利，可他从来不会主动争取。”他却说，“上海市杰出志愿者”等荣誉都给了他，如今又有了注册医师资格，有了独立诊室，能开一些复杂的刀，“夫复何求？”

      当医生，杨永康也有过困惑。前几年的一天，他们小组刚结束手术，回到办公室准备开医嘱。突然十几个人冲进来，二话不说，挥拳猛打。杨永康被人从脑后打了一拳，推搡在地，眼镜被踩得粉碎。

      在去其他医院验伤的车上，同事发现，一向微笑的杨永康有点异样，呆坐着，眼神无光。后来他说，那一刻他非常“震骇”。在故乡马来西亚，从来没有人对医生不敬，即使有意见，也绝不会发生如此暴力的事情。他真有点想不通，有种双手一摊、无所适从的感觉。

      医闹事件后，和他同组的一个很优秀的医生，不久就放弃了医生职业，转行做了医药代表。可是他第二天照样正常来上班了，医院特地给的“心理调适假”也不休。“毕竟，这样的事，只是极个别的。我还是要继续做我的医生。”

一个短语、一个眼神，合作机会多了，两人的心走近了

      护士长李陵君说，杨永康的无欲无求，和师傅尤天庚有关。“师徒俩像极了，同样不温不火，一心做事，其他不闻不问。”

      也许是性情相投，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尤天庚对杨永康，从问诊、开刀到如何与病人沟通，一股脑儿把自己的“老底”全盘托出。有时，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拨一点给徒弟。

      在医院，尤天庚也被看作“怪人”。有的病人年纪大，或者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综合征，开刀条件差，术后恢复也比较慢，别的医生可能要挑挑拣拣，老尤总说，“都到我这里来”。外科医生站着做手术，一站几小时，疲劳不堪，不愿多说话。老尤却经常对病人絮叨、多嘱咐。

      老尤的这个性子，传给了杨永康。

      某个周日，高玮在医院碰见杨永康，一股粪臭味扑鼻而来。“你是刚从粪坑里捞出来的吗？”他两手一摊说：“不是啊，一个肠瘘病人，切口里冒大便，一会就把敷料浸湿了，从大清早到现在，换了好几次了。”

      东方医院义工万贤说，胃肠外科病人，由于胃漏、肠漏所散发出的味道，常将病房弄得臭气熏天。一些家属也不愿多靠近，可杨医生二话不说，总是戴着口罩和帽子，低着头，凑近开刀切口消毒、换药，一弄就是一个多小时。

      万贤也曾是杨永康的病人。从手术到化疗，身心承受了极大痛苦，杨永康总是陪着他聊天。一次，一个新住进来的病人问万贤：“这个医生是你的家里人吗？对你怎么那么耐心。”得知实情后他对杨医生赞不绝口。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同事们都说，杨永康的太太张银艳，也是一个淳朴而善良的人，“这个上海小姑娘也很纯”。张银艳是护士，手脚麻利，医生们开刀都喜欢和她搭档，杨永康尤其。他说，喜欢加班，也有想与张银艳多点接触机会的意思。争分夺秒的急诊手术，一个短语、一个眼神，合作机会多了，两人的心走近了。

      按现在不少上海丈母娘的要求，杨永康是不合格的女婿。结婚三大件——房子、车子、票子，一样也没有。可是，张银艳说服父母，接受了这个外国穷小子，还隐瞒了他没有四金。就在习主席峰会上赞扬杨永康的第二天，杨永康与张银艳举办了婚礼。

      杨永康说，中国的电视剧里，上海丈母娘不少蛮不讲理，“物质得很”。可他的岳父岳母，却把一生积蓄拿出来，“借”给他们首付，在金桥买了一套60平方米的小两室一厅，岳父有时还会开车接他下班。每次他献完血，岳母不辞辛劳到乡下，买散养老母鸡炖汤，还天天帮小夫妻俩烧饭、洗衣服，“他们都是可敬可爱的老人，将来我有点积蓄，一定尽快把钱还给丈母娘”。

      但他对张银艳仍有愧疚。“做我们这一行，没什么假期，更别说旅游。我带她出门游玩，最远只是去了西塘。”

      师傅尤天庚正在援滇。杨永康说，拿到注册医师资格证后，他也想报名去援滇、援疆，或者援摩，那边很需要医生。末了，不忘加一句“如果张银艳同意的话”。

      如今，杨永康每天都乘85路公交车上下班，拎着家人的“爱心便当”，周围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这位“上海女婿”，除了马来西亚人标志性的“飞机头”，很多生活方式已经非常“中国化”，爱吃麻辣烫，吃饭总要拌上岳母做的辣酱。年底，杨永康将“升级”做爸爸了。

      这位无欲无求的马来西亚小医生，始终相信善有善报，“我的妻子，我的家人，就是我最大的福报”。

     荐稿人：lry    2014-05-18       执行编辑：lry     2014-05-18       责任编辑：lxl   2014-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