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归纳人生的三重境界：“作为社会的个人，最高境界是信仰；这个境界做不到，退而求其次，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这个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更容易切入，更容易生效；如果这个也做不到，底线是遵守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这个也做不到，不要说高校的腐败，就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你对照一下看做到了没有。连这个都没做到。所以我还是提倡职业道德。”而作为一个学者的职业道德，就是“如果你的研究结果与当前政策不同，出于公心，不要公开，而应该内部向领导反映。也许不幸而言中，国家就可以避免这个损失”。

　　2104年4月25日，葛剑雄教授在复旦第三教学楼108教室做“再谈读书与行路”的演讲。晚上6点不到，前来听讲的学生已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吴子熙 图

　　卸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一个月以来，68岁的葛剑雄教授仍然十分忙碌。上周五上午，他在浦东一个创业园区给一群创业者做了一场讲座；下午，他来到复旦科技园给江苏党校的一个培训班上了三小时的课；傍晚在食堂吃完一碗雪菜肉丝面后，他回办公室休息了十几分钟，旋即来到复旦第三教学楼的108教室做以“再谈读书与行路”为主题的演讲。晚上6点不到，前来听讲的学生已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晚上8点多，讲座结束，与同学们合完影，签完名，葛剑雄打车回到离复旦28公里的浦东家中。照例，他还要刷一下微博，回复众多的私信——一般来讲，他是来信必复的，无论是邮件还是微博私信。凌晨1点左右睡下，6点多他就要起床，赶8点多的高铁去徐州参加一个论坛，主要讲“两会”观感。

　　而下周，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还有几场讲座在等着他，“有一天三场，有一天两场”，有的是针对历史地理专业的师生的，比如“五胡乱华与中华文明的重构”，有的则是泛谈。虽然上完三个小时的课，他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疲惫，但声音依旧响亮，说到这紧密的讲座节奏，他甚至还有一些兴奋。

　　记者在复旦食堂与葛剑雄教授一起吃晚饭时问他：“您是不是很少有不看新闻、不参加活动、真正放松的假期？”他想了想，说：“也有。今年春节，我和家人一起去澳大利亚度假，就很放松。”片刻，他又略带一丝狡黠地笑道：“不过，中间有个华侨团体请我去做了个讲座。”

喊话与请辞

　　葛剑雄最近再次受到关注是继去年6月8日请辞复旦图书馆馆长后，于今年3月20日正式卸任。正如去年6月8日晚上11点多的请辞微博一样，3月20日下午，复旦大学图书馆新浪官方微博公布这一消息后，当晚10点多，葛剑雄也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布了这一消息。

　　大概没有一所大学图书馆的人事任免会与此事一样受到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葛剑雄请辞后，新闻报道连篇累牍，因为不满于一些报道“未尽其实”，他又亲自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如今正式卸任，他也多次在各个场合说明情况。

　　一般来说，在图书馆这个话题上，他回答的内容差不多是固定的：2007年如何接下这份工作、如何管理图书馆的人员和日常事务、图书馆这7年来的改进和成就，然后会谈一些理念。但是，接受采访和公开演讲会稍有不同。公开演讲时，他会加更多的“料”进去。比如谈到提供厕纸，在列举了从美国到埃塞俄比亚的大学图书馆都提供厕纸后，他会段子式地加一句，“我们不是提倡与国际接轨吗？但是这方面就没接上，所以有些外国留学生到中国的图书馆上厕所，进去出不来。”类似的段子穿插在演讲中，因此他就算讲上三个小时，也不太让听众感到厌倦。

　　葛剑雄语速很快，口头禅是诘问语气的“对吧”。强大的气场再加上在不少场合长驱直入的尖锐批评，成就了他的“大炮”之称，在每年两会的报道里，他总能占据很多的版面。

　　不过，对于这个“大炮”头衔，葛剑雄自己并不以为然。他觉得，“只要说的有道理，也没触犯法律，怎么能说是放炮呢？”拿最著名的“喊话教育部”来说，2012年3月7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会，他突然起立喊道：“我要求教育部对2012年考研泄题事件作出答复，并向全体考生道歉。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怎样弥补考生的损失，究竟在教育部考试中心内部存不存在腐败犯罪行为？”这一看似不合常规的行为立刻引起媒体关注，给网友留下深刻印象。以致次年6月他在微博上提出辞任复旦图书馆馆长，尤其是其中有句“近承教育部领导关怀，明确表明我的年龄已不宜继续任职”，大家立刻与前一次的喊话事件联系起来。葛剑雄透露，在他提出辞职后，教育部甚至派了一名副司长专程来上海跟他解释，“教育部规定图工委（教育部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都不能超过65岁，实在不能开特例。”

　　“喊话”与“请辞”事件一出，并经媒体放大，葛剑雄的“另类”形象越发凸显。有不少人好奇，他的言论如此尖锐，却为何仍然能得到重用。如今，他依然还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

　　事实上，与其把“大炮”看作葛剑雄的性格，不如说这是他善用媒体的一种方式，看似火力十足，实则有一种洞达的智慧。他非常了解如何让自己的发言受到关注，从而使自己提出的问题得到解决。他也懂得哪些该说，哪些不能说，“宪法的范围、法律的范围、政协章程的范围，这是批评建议的边界，不能超过它。在这个范围里面，我是理直气壮的。”——清楚底线，熟谙技巧，因此，他的提案采纳率很高。

　　“有用”是葛剑雄多次谈到的一个词，与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不同，无论是作为大学教授，还是政协委员，他都毫不避讳这个诉求。他的学生、现在也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的侯杨方说，“他入世心很强，想改变这个社会，同时有行动力，不会只是私下抱怨，而是会说出来，讲究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争议

　　一直主张“经世致用”的葛剑雄在2008年引起广泛争议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件事上成为了众矢之的。

　　2008年的两会上，一个号称将投300亿元巨资建设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引起激烈争论，逾百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不能立刻上马，必须再搞科学论证。一项网络调查显示，有近九成的网友反对该项目。在此之前，葛剑雄领衔的复旦课题组向此项目提交过设计方案，提出将中华文化标志城建成中国的“文化副都”。

　　葛剑雄称，这个项目是“命题作文”，除此之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他解释，“文化副都”的概念，是根据承担的功能，建一座新城，使它承担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将原来应该建在首都的文化设施建在新城，将原来应该在首都举办的典礼、仪式、活动、展览移到那里去举办。这样做的好处是，减轻首都已经很繁重的压力，缓解首都过分拥挤的状况，不重复建设，且成本更低，设施的大环境更好。更重要的是，建成后的设施能有经常性的、国家一级的活动，充分发挥其文化建设功能，不会造成浪费或闲置，也可避免各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这个观点几乎与最近一段时间大热的“保定副中心”概念相呼应。

　　在这场争论中，葛剑雄再三强调，这个项目是“国家意志”，而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或旅游项目。因为有“国家意志”的保障，建成后才不会造成浪费，“比如中央政府定下每年有8次要在纪念堂举行活动；比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散布各地，有些没好好保护，这里建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把一些国宝级人物请到这来表演、制作，大家参与，现在中国没这个机构。”

　　面对质疑和谩骂，葛剑雄一再申述自己的“国家立场”。也有人认为他作为学者，完全可以置身事外，而他的观点是，“这样的事总会有人做，与其人家做得更坏，不如我做得理想点。既然要我做，我就照我的理念做出来。如果真是站在国家利益、全民利益考虑，那么做成一个较好的方案，有什么不好？”

　　“中华文化城”事件引来的争议甚至攻讦并未使葛剑雄对公众领域心灰意冷。对于各种演讲邀请、媒体采访，只要有时间，他一般不挑剔，他曾说自己是“公共产品”，来者不拒。

　　频繁的社会活动引起了议论，有人说他沽名钓誉，有人说他不务正业。从1983年成为全国首批文科博士，并在人民大会堂领取学位证书起，葛剑雄就被声名环绕，而他认为这是有益的。“你不讲人家知道你这个学科吗？你不讲能够为社会所用吗？”“一篇论文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你的观点、你的知识能够推动社会进步，能够成为国家领导考虑问题的依据，甚至能够影响到国际上，贡献不是更大吗？”

　　事实也的确如此，至少，复旦史地所和葛剑雄名声在外，一直是不愁生源的。史地所教授张伟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近二十余年来，先是（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先生渐入老境，终至凋零已尽；继之20后、30后两代学人也年岁渐长；弘扬历史地理学科、引领后学前行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葛先生这一辈学者肩上。他牺牲一些个人做研究的时间，走向社会，对于提升历史地理学的社会知名度、扩大历史地理的学术影响，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况且，葛先生从来就没有远离学术一线。他卸下史地所所长之职后，担任复旦图书馆馆长，同时一直坚持在史地所开课、带研究生。他指导的博士论文有两篇获得全国百优（编者注：即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截至发稿时已有三篇入选），还有多篇获得提名；他门下高足虽不能说‘极一时之选’，至少可以说‘于斯为盛’。”

丰富的“江湖经验”

　　葛剑雄在学界和公共领域都游刃有余，在他自己看来，他在“文革”期间获得的“江湖经验”非常重要。

　　1964年，葛剑雄高中毕业时，因身患肺结核尚未完全康复，尽管已因病休学一年，他还是不能报考大学。于是，他留在上海市市北中学接受上海教育学院的师资培训，第二年，正式成为中学英语教师，被分配到一所新办中学教书。

　　一年后就是“文化大革命”，葛剑雄的大学梦也付之阙如。他在中学任教13年，教过英语、政治、历史、语文，当过班主任、辅导员、团委书记、教革组（相当于教导处）负责人，其中，有10年时间还负责过全校学生的管理。“当时学校里面什么学生都有，打群架、偷东西、抢劫、乱伦、女孩子动不动打胎，最后小孩子生下来要我送到育婴堂。有学生有事情被抓，公检法没这么多人，于是组织群众办案，我跟着办了几次，公检法看我办得不错，就说我们这里人没那么多，你干脆留在这里帮我们办案。于是在公安局干了三年多，记得有一次还押送犯人到南京，没有警车，只好雇了三辆人力车押过去。所以后来，学生和街道里都叫我‘XX中学派出所所长’。”

　　葛剑雄一面在“江湖”中与三教九流打交道，一面还能和光同尘地读书。“学英语是怎么学的呢？当时《毛泽东选集》出了英文版，赶紧去买一本来，不是‘买’，是去‘请’一本回来。‘批林批孔’的时候，打着‘批判’的旗号，又堂而皇之地读起了《论语》，代价是要写大批判文章，不过都有固定的模式，也不是什么难事。‘评法反儒’的时候又读了诸子百家，同样的代价是写大批判文章，还差点写进市里的写作班，都开欢送会了，结果被人家走了后门，没去成。幸好没去成，否则还要去里面‘说清楚’，还要说好久才‘说得清楚’。”

　　有了这十几年“在江湖中读书”的生活经验，因此他有底气说“行政上不要跟我耍花招，这些我都懂的”。在招学生时，除了综合素质的考量外，葛剑雄对农村学生也有一定程度的偏好，因为“年轻人缺少实际工作经验，不了解社会，农村孩子还知道点”。了解社会对做学术是有实际帮助的，比如他研究人口史，“有人说人口史里已揭示的内容已经非常具体化，数据都非常清楚，还能做出什么呢？他们就不知道，难道基层报的数据都是真的吗？明清有不少清官都帮老百姓瞒报户口，以避免征兵纳税。”

　　这些经验也给他带来难得的机会。1980年，正在读研的葛剑雄被选为谭其骧的助手，除了学术方面，他还要帮助谭其骧处理生活中的大小事宜。10多年的助手生涯，大大拓展了葛剑雄的视野和朋友圈。“除了我的太老师（顾颉刚），历史学界的所有泰斗都见到了，与不少人私谊还很好。（1984年）里根访问复旦大学，因为谭先生坐在主席台上，要我随时有事照顾他，我就坐在第一排。”至今，每年谭其骧的诞辰，他都会在复旦光华楼21楼谭其骧的雕像前献上一束鲜花。

　　在一次讲座上，葛剑雄归纳人生的三重境界：“作为社会的个人，最高境界是信仰；这个境界做不到，退而求其次，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这个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更容易切入，更容易生效；如果这个也做不到，底线是遵守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这个也做不到，不要说高校的腐败，就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你对照一下看做到了没有。连这个都没做到。所以我还是提倡职业道德。”而作为一个学者的职业道德，就是“如果你的研究结果与当前政策不同，出于公心，不要公开，而应该内部向领导反映。也许不幸而言中，国家就可以避免这个损失”。

“他其实是被耽误的一代”

　　爱护学生提携后进，似乎是葛剑雄最为著名的特点。最典型的例子是他论文最近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学生马孟龙。马孟龙在考他的博士以前没有受过历史地理的训练，博士入学考试也没有通过，但在十几分钟的口试中，葛剑雄发现他“脑子很清楚，会分析问题”，便把他特招了进来。说起一个细节，马孟龙至今仍很感动：他快毕业时，迟迟找不到工作。在纪念谭其骧诞辰100周年大会会场，葛剑雄得知复旦历史系还有一个师资博士后的名额，“他一路小跑地去找历史系系主任为我争取这个名额。他跑进会场的背影我永远不能忘记。”马孟龙没有辜负葛剑雄的一番苦心，接下来两年发了十多篇文章，其中有的发表在分量很重的《考古》、《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核心期刊，博士论文还入选了“百篇优博”。

　　侯杨方1995年成为葛剑雄的博士，之后留在史地所工作，二人交往近20年。侯杨方记得这么一个细节：“他（葛剑雄）有次打电话，对我讲，很多人都是忘恩负义，品质很坏。他确实对学生很好，尤其对不是自己的学生，但弄到最后的结果是，许多人却因一些自以为不如意的小事与他反目，他也伤心，就在抱怨这个事。我和他讲话很坦率，就忍不住跟他讲：‘如果大家都是这个结局的话，你应该检讨下自己，是不是哪儿做错了。’最后他很久没吭声。以他的性格，一般他肯定是立即反驳的，但他沉默了。我相信他从理性上接受了我这个说法。有些人认为别人的恩惠是理所当然的，而稍不如意即会怨诽，葛老师应该明白这才是现实的常态。”

　　与公众对葛剑雄的认识不同，侯杨方认为，“他其实是被耽误的一代。”33岁才考上研究生，50多岁才有机会参政议政，“你们看他现在很风光，实际上他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与影响力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4年4月29日

荐稿人：wfl 2014-06-15   执行编辑：lxl 2014-06-16   责任编辑：lry 2014-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