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某研究所的讲话稿）

    傅先生看了我的“博文”《孔子、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希望我就这个话题再谈一下。老同学相邀，“婉拒”都不行，爽快应承下来之后，发现要“炒冷饭”还真不容易。两个多月下来，重温了“冷饭”三次，发现文章中该谈的多谈了，再谈无非就是“注水”。而且，傅先生约我时有个关照，在座的不少已经看过我的这篇文章，这就让我更犯难了。五一节，大家多在“欢度”，我就不得不坐在家里先“过难关”了。于是，就想出了这个既不同题、又不跑题的新话题：当今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真的大滑坡了吗？

    今天是5月5日，大家翻翻“历史上的今天”就可以知道，这是马克思诞生纪念日。马克思是1818年诞生的，离开今天是198年。我想，我们或许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看当今中国人的道德水准问题。我谈得对不对，大家可以批评，但不管怎样，这也是我们对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一个很好的纪念。

    一、所谓“中国人道德滑坡”问题

    讲到当今中国人道德水准大滑坡，我们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许许多多的例证，上至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周永康这些掌握“无产阶级专政”最高实权的“大老虎”，下至横行乡里的“表叔”、“房嫂”等“小苍蝇”，当官的卖官鬻爵、鱼肉百姓、“二奶”“小三”，已经“司空见惯”，至于造假药、卖劣奶、贩毒品的奸商也是屡见不鲜，气大财粗在平头百姓面前逞威风、到国外“出洋相”的“土豪”网络上到处可见，就是小民百姓，做小买卖的缺斤短两、婚丧嫁娶强索礼金、嫁个女儿要个房产证的等等，也不是什么新闻，至于卖淫嫖娼、网上约“炮”、电话诈骗之类，可以说到处泛滥。这些中国上上下下普遍存在的“病症”集中起来，有些“道德家”们就归结为一个结论，当今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大滑坡了。

    这个结论于是又引伸出了第二个问题：如何解决当今中国人道德水准大滑坡呢？党中央提出的“八荣八耻”之外，现在弄得风声水起、有点声势的是提倡“国学”。大学办起了“国学院”，小学生是不是要学“国学”，教育界恐怕会引起大争论，但民办“国学”的兴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四五岁的娃娃就开始念“人之初、性本善”，在国家教育体系之外，谁也管不着。反正，在有些人看来，这两代的中国人的道德已经没救了，用“国学”哺育出来的下一代，才是未来“道德中国”的希望。前些天我看了一段“非诚勿扰”的电视节目，有一位上台求婚的“国学粉”说，没有读过四书五经的，都不能说是真正的中国人。如此看来，当今的“国学热”，真有点拯救中国人的味道了。

    二、没有抽象永恒的道德标准

    中国有句老话，叫“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顺着这个思路说，“病怕吃错药。”

    中国社会中的确存在着一种普遍腐败的“病症”。中医治病，讲“辨症施治”，也就是说，要弄清病症形成的肌理，根据病因开出药方。“国学”家们认为当今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大滑坡了，开出了宣扬传统道德的“国学”来治中国人的道德病，似乎有点“对症下药”的意思。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此审视一下，看看其中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现代汉语中的“道德”，根据新华字典的解释，是指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这些准则、规范是如何形成的？在中国传统语境下，大家知道，老子写过《道德经》，准则、规范只是“德”，这个“德”是从决定天下万事万物的“道”衍生出来的，也是与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东西。但老子理解的“道”，是无为之道，人类社会之种种“有为”，强国富民、征战讨伐、骄奢淫逸之类，都是违反“道”的不德行为。儒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准则、规范，是上古圣人制定的，所以，这些准则、规范的破坏，都是不德的行为。因此，春秋战国时代，老子也好、孔子也好，都是道德批评家，在他们看来，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道德水准也是大滑坡的。回过头来看，春秋战国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社会发生伟大转型的一个时代。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不再扮演批评者的角色，而成为现实统治秩序的维护者。宋明理学家完成了一个大哲学体系的构造，就道德层面而言，他们吸收了老子的思想，把儒家伦理归结为“天理”即“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专制王朝的统治秩序也是“天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实生活中遵守儒家伦理，当然也起到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道德”也就亘古不变，是永恒的。

    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和宗教道德伦理观念等意识形态，决定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并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化，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标准。进而言之，人们道德观念的形成，受到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的制约，也会因为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而变化。每一次大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总会发生旧道德体系崩溃瓦解的情况，变革过程中出现的行为准则、规范“失范”，或者在旧道德的辩护士看来是“道德大滑坡”的现象，恰恰是这种大变革必然伴随的历史现象。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对于资产阶级肆意践踏封建时代形成的道德伦理不乏深刻的批评，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对于夏洛克“一磅肉”的嘲笑，马尔扎克《欧也尼·葛朗台》对于吝啬鬼葛朗台的讽刺，鞭辟入里，但是，并不能阻止新兴资产阶级在欧洲大陆的凯旋。那些以旧道德辩护士模样“现世”的旧贵族，也无可挽回地在旧道德的制高点坠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圈地运动上演的“羊吃人”、海外殖民过程中掠卖黑奴、驱灭土著、贩卖鸦片，都是历史进步与道德沦丧形影相随的残酷现实。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看到，四五百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美等国的确立，也逐渐形成了新的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没有这些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活准则和规范，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是不可想象的。是夏洛克、葛朗台那一代资产者道德沦丧了，还是今天的西方资产者道德高尚了？稍微了解一点马克思主义，大概谁也不会听一些道德家们浅薄的扯淡。

    三、当今中国人“道德问题”的成因

    当今中国人的道德“病症”究竟是怎么引起的？同样道理，不是因为今天的中国人比过去的中国人“坏”了，而是中国社会经济和社会组织方式大转型伴随的一种现象。中国目前面临的大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次大转型。托夫勒写过一本书，叫《第三次浪潮》，讲人类历史已经历两次大浪潮，一次是农业革命，一次是工业革命，现在面临着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中国在没有完成工业革命的情况下，即进入到信息革命时代，所以，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要在这次大转型中“毕其功于一役”，这是欧美发达国家从未遇到的情况。当然，亚洲非洲等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与中国同样的问题，但中国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要完成这个转型，空前艰巨，也十分壮观。完成工业化转型，一个是农业工业化，而是人口城镇化，适应小农生产方式的村落聚居方式改变，大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势必会造成传统道德规范的失落。几亿农民的城市“社会化过程”，是一个相当艰巨而漫长的历史性转折。青壮农民远离家乡，在外开拓事业，他们既无法利用家乡因血缘、乡缘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也会把原有的社会规范准则带到新的社会环境之中，在家乡习以为常的请客送礼，在城市生活中往往变成了行贿受贿、强索礼金等等，“村庄”的行为准则规范到了“公司”成了不道德行为；失去了原有社会关系的制约，也容易滋生种种越轨。在外谋生的青壮农民性生活问题，也是当今中国卖淫现象泛滥的重要土壤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我们知道，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政治对于经济的统制制度。根据历史唯物论，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之后，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也必须相应变革，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与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大的改动，党政官员的“绝对权力”依然很大，有的几乎不受制约，在市场环境下，出现官员层面大面积的腐败现象，从根本上说，是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造成的。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贫乏的情况下，官员不过是比老百姓多吃多占那么一点，到市场经济时代物资充配、货币大增的情况下，出现上千万上亿的巨贪，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体制尚未大体定型之前，这类问题还会不断出现，我们既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抓紧时机，坚持不懈地探索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消除官员腐败的土壤。

    说今天的中国人道德“坏”了，没有什么依据。举个例子，解放之初，毛泽东下令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因为当时入城以后，干部队伍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讲了一个排长受了女色的诱惑，这不是个别现象，换老婆成风。因为社会地位、生活环境变化了，道德修养好的，能够自律；夫妻情爱深的，“小三”也插不了足，这只能是少数人，大部分还是要靠组织纪律的约束。生活待遇方面，中高级干部的“特供”，以今天的道德标准看，是不是一种“腐败”？而且是一种制度性腐败。但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个严重的道德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种种腐败现象，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尖锐的分歧与冲突。“左”的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去，“右”的要跑到欧美去。我看哪里都去不了。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苏联的垮台已是前车之鉴，会造成中国社会更大的危机与混乱。跑到欧美去，欧美国家是在完成工业化之后进入信息时代的，与工业革命相伴随的社会经济组织商业化、民主化、法制化、城镇化过程已经完成，而中国才刚刚起步。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口不过几千万，而中国一下子要有十三亿人，没有中坚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难免要出大乱子。但党要管好党，要在政治上、政策上不犯大的错误。中国必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继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法制化，有序扩大政治民主，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生活准则和规范。

    至于“国学”家们开出的“治国”药方，在我看来，是个馊主意。前两天，有个2011年某人在北大法学院讲话的视屏在疯传，“尺度之大，前所未见”，把当前中国政治和世态人心说得一无是处，最后开出的“药方”却是儒家的修身养性。这种毫无学理的“痛斥”和说教，在北大的法学院受到欢迎，我为他们感到羞愧。龚自珍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大家耳熟难详：“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对于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衰落和种种社会弊病，龚自珍看不到国家的前途，只能想到古代的治国方法，但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古人的方法不是医国的灵丹妙药。现在提倡“国学”的，如果仅仅是让青少年懂点传统文化，知道些中国传统的礼仪规范、待人接物的道理，从传统道德中汲取有益于个人成长、符合现代文明水准的道德情操，我没意见，但有些“国学”家自以为古人的丹方是解决当今中国人道德问题的灵丹妙药，实在太可笑了。

    三、儒家解决不了中国历史上的所谓“道德”问题

    我前面谈了当今中国人的所谓道德滑坡，根本与“道德水准”没有关系。既不是以前的中国人道德水准高，也不是今天的中国人道德水准低。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伦理，是否能够解决中国人的“道德水准滑坡”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不需要再做具体的学理论证，大家只要看一下中国历史就知道了。远的不说，明清时代，中国科举完全以四书五经作为标准，知识分子都要读儒家经典；一般民众，也要听讲“圣谕广训”，那时的“国学”教育力度，绝不逊于今天的政治课。但明清官场的腐败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它解决了中国人什么道德问题？

    用改变人心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是所有唯心历史观的共同特征。古代的道德家、政治学家、宗教家们都认为，只要发现一些抽象的、永恒的道德标准或政治模式，在现实中加以确立，就可以消除现实社会的各种弊病。而在历史唯物论看来，这种永恒的、抽象的道德标准或政治模式，并不存在，道德规范和政治模式决定于现实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并因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改变。儒家文化对于维护专制统治秩序无疑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树立了那个时代的道德标准，但是，这个标准既不能用来衡量那个时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高低，也不能以此来判定当今中国人的道德水准滑坡。举个例子，官员贪污，专制时代同样也是普遍现象，贪多贪少，取决于社会经济水平和贪污能力，而不是贪官的道德水准高下。至于“二奶”“小三”问题，在古代根本不是问题，三妻四妾，完全合法，今天都成了“道德”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今天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要比过去中国人高得多？过去只有皇帝才有“特供”，解放后所有高级干部都有程度不同的“特供”，是不是可以说，共产党的干部道德水准比封建官僚还低得多？

    四、结束语

    历史总是带头污泥浊水向前发展的。由历史发展和社会转型所引起的人们道德行为失范问题，也只有在社会转型和进步过程中加以解决，并形成与新的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相适应的新道德。在这过程中，中国人当然会从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中汲取有益的成份，但形成的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德。

    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农业时代和专制时代，小农生产方式形成的社会习惯和专制残余，在当今中国大量存在，是中国社会改造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当今中国所谓道德问题不断滋生的重要土壤。由农业时代和专制时代孕育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包含着大量专制伦理与农业社会伦理关系的社会行为准则与规范，在当今中国现代法制意识、公民意识还未确立的情况下，重新得到提倡，我们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马克思去世198年的今天，我谈了一下自己的学习体会，以此纪念马克思。再过两年，2018年，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周年，批孔的新文化运动大致也在这个时期兴起。100年之后，人们不大讲马克思，而大谈孔夫子，是今天的中国人“道德”高尚了，还是滑坡了？“道”都不知道那里去了，还谈什么“德”？

荐稿人：wfl 2016-05-06   执行编辑：lry  2016-05-06   责任编辑：xwf  2016-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