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作出了“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战略判断。专家学者纷纷从各自研究角度发表观点——

嘉  宾：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王一鸣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汪同三

    　　　　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巴曙松

    主持人：本报记者                           温  源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和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所得出的重大判断。这一战略论断究竟由何得出？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今后的发展轨迹？

    客观审视国际国内形势，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不仅是时代造就的机遇，更是历史赋予的艰巨使命。

    记者：作出“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判断的具体依据是什么？

    王一鸣：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金融危机剧烈动荡后的缓慢复苏之中，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新的深刻复杂变化，但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因为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发生改变和逆转。

    从国际环境看，一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金融危机后，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全球化进程更加曲折，但金融危机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我国在全球化调整发展中拥有新的优势。二是金融危机后，各国致力于发展新技术、新产业，将成为推动全球新一轮增长的重要力量，我国在抢占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的竞争中具有新的机遇。三是新兴大国地位上升。发达国家复苏进程艰难复杂，“无就业复苏”的特征明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经济复苏势头较为强劲，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亚太和新兴市场转移，我国等新兴大国正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巴曙松：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得到推动，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会受到各方面重视。经济全球化在一些方面会出现调整趋势，生产全球化将会进一步发展、贸易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掀起新高潮、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整体产业链的全球化难以动摇。其次，金融危机之后，各大国基本力量对比和相对地位进一步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继续提升，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主动塑造更加有利平稳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机会大大增强。再次，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加速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加大推动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绿色产业。在这其中，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加强对新技术的研究,在某个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汪同三：目前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多有利条件，主要是当前世界经济处于缓慢回升状态，已经从2009年的负增长转为了今年的正增长，贸易量也有所增加，特别是各国在金融危机后强调要加强国际间的金融监管，建立更加有效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这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其次，按照马克思经济理论，在每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后，经济复苏的基础都来自技术进步、产业重组和设备更新，这将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机遇，经济发展不仅体现在量的增长，更多是质的飞跃，是建立在新一轮技术创新基础上的增长。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立足国内，无论改革开放经验的积累，还是科学发展理念的创新，中国经济已具备发展提升、再上新台阶的信心、实力和强劲的动能。

    记者：从当前国内经济现状看，是否具备了迎接战略机遇，进一步提升和攻坚的动能？

    王一鸣：从国内发展看，我国具备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诸多有利条件。一是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迈上新台阶，今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望突破4000美元，正在由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二是国内市场加快成长，巨大的消费潜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三是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巨大。我国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将增强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四是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可以创造出基础设施和住宅等巨大的投资需求，以及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而形成的巨大消费需求。五是深化改革的潜力巨大。改革可以改善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将成为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强劲动力。

    巴曙松：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物质、技术和体制基础更加牢固，企业竞争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不断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总体看来，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并且已经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具备了进一步改革和转型的基础。从特定意义上说，一些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例如消费贡献降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储蓄率过高等，也同样可以通过改革来促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个过程其实也正是结构调整的过程。

    记者：攻坚与突围紧随，机遇与挑战相伴。未来五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哪些方面？

    巴曙松：在今后的五到十年，中国正加快由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进。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重要考验。南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收入差距过大造成内需增长缓慢、城市化进程出现大量的贫民窟、金融风险造成国家财富损失等原因，至今仍然挣扎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而比较顺利地从“发展中”进入了“较为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则是受益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支撑了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因此中国必须在未来五年内启动经济增长模式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的“库兹尼茨增长”模式，逐步转向以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模式，这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机遇稍纵即逝。“战略机遇期”的战略判断为“十二五”宏伟蓝图确立了战略方位。牢牢抓住和充分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就能够赢得主动、赢得未来，迎来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光明前景。

    记者：常言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国经济如何更好地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汪同三：“十二五”时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十二五”规划是跨越危机、引领未来、奠定基础的战略部署和行动纲领。如何把这一纲领付诸实施，必须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今后经济工作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收入分配结构是否得到改善，是判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效果的关键。这是因为，促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诸多矛盾，如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高以及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都可以从收入分配不合理上找到根源。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二是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地区收入差距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社会财富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在这种形势下，分好这块“蛋糕”就变得越来越关键——不仅是做大“蛋糕”的根本目的，也是继续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

    王一鸣：难得的战略机遇给我们提供了大有可为的发展空间，我们必须珍惜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最关键的就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扩大内需战略，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化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坚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引导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引导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推进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巴曙松：综合国际国内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仍然是“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总体看应着眼于经济转型和民生两大问题。首要是经济必须从外需和投资主导转变为以内需主导，通过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刺激内需增长；同时加快产业升级，优先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更加注重节能降耗；另外，及时解决日益突出的民生问题，防止未来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

荐稿人:tmy    执行编辑:tmy    2010.11.21     责任编辑:zjy  2010.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