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环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送别留法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毛泽东。

1919年至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高潮。然而，多次来上海送湖南籍青年前往法国的毛泽东，为何没有一同选择留学深造呢？

事实上，青年毛泽东考虑过出国留学。当时，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使青年毛泽东对这个新生国家充满期待。

在1920年2月与友人的通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留学目的地不应该仅是法国：“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

不过，青年毛泽东后来为何搁置了留俄计划呢？毛泽东回忆：“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毛泽东在留学一事上的心路转变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位伟人的个人特质及其对国家、世界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一是遵从“组织”。

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很多曾经拥抱过个人主义，但不久就发现所谓的个体解放有其形而无其实，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微弱。于是，不少人纷纷寻找“社群”与“组织”，以“抱团取暖”共赴远大前程。

毛泽东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在1918年组织了新民学会，之后便不是一个人的奋进，而是一个组织的集体奋进。从新民学会乃至整个湘人群体的发展情况来看，确实没人比毛泽东更有能力在北京大展拳脚。毛泽东坦然遵从大家的建议，在北京学习工作，且无怨无悔，足见伟人的胸襟。

二是植根“本土”。

毛泽东早年博览西方群书，包括卢梭、孟德斯鸠、约翰·密尔的著作，逐步产生了对世界的认知与憧憬。但当五四运动爆发后，青年毛泽东思想深处对于本乡、本土的关怀亦蓬勃燃烧。

当时的中国身处风雨飘摇之中，探索一条救国救民之路成为有识之士的迫切任务。1936年，毛泽东告诉埃德加·斯诺，当时很多湖南学生都打算用“勤工俭学”的方式出国，他本人虽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把目光和精力放在中国的土地上，思考与破解复杂的中国问题……这段另类的本土“留学”，给毛泽东带来了巨大收获。中国的革命实践也充分证明，毛泽东是同时期的领导人中最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这也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扎实基础。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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