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作者在采访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早上睁开眼，时钟才指向7点，我拥有大好的早晨。我起床吃了药，骑车去派出所报案。我花一个月工资买的手机被偷了。我在天桥底下买到了香气四溢的蛋卷，跟摆摊大妈热情寒暄。来到单位，我注意到我的工位跟我关系最好的几个同事挨着，就像中学时跟闺蜜坐同桌一样。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围着我转，满满都是爱。

　　“我好快乐呀！”我把胳膊举起来像水草一样摇动，在会议桌边欢呼起来。我为这场工作例会作了充足的准备，决定一会儿多发言。

　　最近一段时间我出了两年来的第一趟差。我珍惜这样的状态，毕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会变回一只被扎瘪的皮球，所有的生命活力都被抽干。我是一个资深的躁郁症患者，人生不时在抑郁发作和躁狂发作之间切换。

　　不久前，我作为主持人录制了一个科普抑郁症的视频访谈节目。我有点兴奋，在脸上敷了二两粉，一咧嘴就像一块裂开的面团。录完之后，我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巧合——9年前的同一天，我正因为重度抑郁而试图自杀。

　　一不小心，我已经多活了9年。

一

　　人为什么想自杀？曾经我也想不通这个问题。大一的时候，学校有人从宿舍楼上一跃而下，我在人人网上发表评论：“如果连死的勇气都有，为什么没有勇气活下来？”

　　自杀这件事似乎离我相当遥远。我出生在衣食无忧的家庭，父母关系和睦，跟我像朋友一样相处。在学校，我是一个段子手，哪里有我哪里就有欢声笑语。从小爱好跳舞的我是大学舞蹈团的成员，每晚在排练室挥汗如雨。我也是周围人难过时投奔的肩膀和怀抱，好朋友对我的总结是，“拥有很多爱，所以能够分享”。

　　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生活时常被低气压笼罩。我变得敏感，别人一句无关紧要的话都可以给我的世界投掷手榴弹。有一次我在走廊和好朋友聊天，听对方说起下学期要转去另一个校区，突然好像有一个开关“咯噔”一下，全世界的灯都熄灭了。我感到有一块大石头砸下来，正压在我的心脏上方，我一下就说不出话了。

　　那天之后，脑子几乎是蒙的，在图书馆坐一天也魂不守舍。我为一门出国考试准备了半年，已经订好了考位，最后因为哭得看不清机考屏幕而不得不退考。

　　我会被从前毫不在意的小事打倒，感觉满世界都是碎玻璃，扎得我浑身是血。有一次，我在冰凉的地板上躺了两个小时，心里想着，躺在地上我就不会再往下坠了。

　　与此同时，我的身体也出现了反应，消瘦、心悸、头痛和失眠。有整整一个月，我每晚在床上辗转到凌晨三四点，而早上6点半就会醒来。

　　我开始频繁在社团活动中迟到。有老师批评我行为乖张、冷漠孤僻。我很震惊。我一向是他口中最踏实懂事的学生。

　　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控制不了。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离我而去，而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像是被封印在一块石头里，只能不断地自责，想说对不起都发不出声音。

　　晚上，面对浓稠的黑暗，我被无尽的悲观思绪围剿。为了度过漫长黑夜，我有时会溜出宿舍，在校园里一圈一圈地游荡。后来，我坐遍了学校周边每一家24小时营业的肯德基和麦当劳。

　　再到后来，我发现自己在电脑上搜索“不打扰别人的十种死法”。我像是菜市场案板上等死的鱼，血红的腮徒劳地一扇一扇。我已经精疲力竭，一心想要解脱。

　　到那时我才明白，生不如死时，自杀是一种本能，是人类求生的本能。

　　决定去死的那一天凌晨，我在微博上问自己：“我想起来以前我妈妈也有一个好好的女儿，后来怎么就变成一个怪物了呢？”

二

　　3个月后，我终于知道了问题的答案。但在那之前，自杀未遂给我带来了许多负担。

　　学校通知了我的父母，我爸在赶来的路上给我打电话。“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他说不下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我爸哭。

　　之后每次回想起那一刻，我的心就像被绞碎了一样痛，但是在当时我毫无感觉，甚至想把手机扔掉。我烦躁地想，为了你们我不能死，那我呢？

　　我妈总结，我这个人变了，自私、没有责任心、连做人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回家之后，她给我寄来一本《弟子规》。

　　我听到学校里有人议论我，太脆弱，一点小事就走极端。我更加确信自己应该被社会淘汰，自杀是我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可是死了也要被责怪，我被卡在无解的境地。

　　班里同学送了我一本心灵鸡汤，我对着书皮看了一个下午。后来情况好转一些，我立刻开始申请校外实习，我想按照大家的建议“换换环境”。

　　万圣节那天，我得到了最理想的实习机会。我穿上高跟鞋，来到城市最耀眼的新CBD，成为混在光鲜人群里的“僵尸”。一个月后，实习工作一切顺利，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我感到无比痛苦。我突然意识到，从前的生活一定不是这样的。

　　就在那天，我做课程作业时偶然搜到了一本书，叫《我与躁郁症共处的30年》，一些书摘精准地击中了我，我决定去医院看看。

　　2011年12月5日，我起了一个大早，挂上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心理科的专家号。各种检查后，我被确诊得了抑郁症。

　　“你现在很年轻，又有主动就医的意识。”医生对我说，“不用害怕，吃药调整几个月就会好起来的。”

　　走出诊室，我躲进洗手间的隔间放声痛哭。我反复对自己说，“是我病了，不是我变坏了。”

　　我觉得自己有救了。既然是病，那就可以治。如果能把原本的我还给我，那么我愿意留下来。

三

　　出了医院，我迫不及待地给父母和好朋友打电话。“你哪有什么抑郁症！”“你就是想得太多了。”他们这样对我说。

　　我已经下决心好好治疗。我按照医嘱吃药，副作用很快来袭。干呕、浑身震颤、手抖，有一阵子不住地打呵欠，感觉下巴快要脱臼。考试的时候，我的字迹每隔几行就变得像触电了一样。和舍友一起在食堂吃饭，筷子会从我手中掉下来，舍友陪着我一起掉眼泪。

　　熬过两周之后，副作用逐渐减轻，药物开始起效。我明显察觉生活变得轻快了，一觉醒来，等着我的不是痛苦而是吃饱喝足一样的满足感。我不再总抓着负面的思绪不放，久违的色彩和温度都回来了。

　　有时好不容易平稳几天，爸妈一通电话就能把我拉回深渊。悬崖就在面前，我很努力很努力才能往后挪，可是最爱我的人在拼命地推我。

　　寒假回家的时候，我妈一度想要阻止我吃药。她看不到药物救下了我的命，只觉得打呵欠的副作用让我“像一个吸毒的人”。她认为生病是我的过错，“都是你自己作出来的。” 她突然开始信佛，每天对着我念经，要消除我的业障。

　　我爸会不断地给我灌输，不要心胸狭隘，不要钻牛角尖，凡事想开一点。那些话在我听来，就好像在对一个全身瘫痪的人说，你多活动活动，不要这么懒。

　　在学校我也常听到类似的开导。很多人对我说，要积极，要乐观，要坚强。

　　后来我写了一则回复通稿，“刘翔跟腱断了的时候不需要听你教他跨栏。”我把它发布在QQ空间、人人网和微博，“我现在不能走路是因为腿骨折了，我正常的时候可能比你跑得还快。”

　　不止一个人这样鼓励我：“我以前也有重度抑郁症，后来通过意志力自己走出来了。”我心想，跟脑子里弹簧坏了的人谈什么意志力呢？再一细问，果然，他们把抑郁情绪当成了抑郁症。

　　大三下学期，我康复停药。治好抑郁症就像送走一场飓风，生活一片狼藉，我耽误了学业，失去了同学和老师的信任，觉得回不到当初“无瑕”的状态。

　　我花了一段时间来接纳自己的伤疤，学着不回头，往前看。到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处在满血复活、扬帆启航的状态。我被英国顶尖的学校录取，在最后一个学期和同学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完成了在舞蹈团的毕业演出，毕业论文被指导老师给了最高分。

　　那时的我自信爆棚，连重度抑郁症都能战胜，还打了漂亮的翻身仗，我对未来无所畏惧。

　　在英国求学，我度过了人生中最有挑战的日子。我的学校以“苦逼”著称，注重艰深晦涩的理论，每周的阅读材料都超过我本科一学期的量。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让我顶着不能挂科的压力，考试季有时会在图书馆刷夜，累了就趴一会，等待清晨4点35分清洁工拖着轰隆隆的吸尘器把我吵醒。与此同时，我还继续跳舞，参加学校的音乐剧演出，考试季之后就出去找实习、做义工。

　　我充实地生活着，经历正常的喜怒哀乐。哪怕是考前复习的焦头烂额、学术会议发言的紧张、自己搬三次家的疲惫、工作受挫的沮丧，都是透着张力与生机的，与抑郁症的万念俱灰并不在同一个坐标系。

　　抑郁症的阴影被我彻底抛到脑后，它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

四

　　想不到，几年后，它又来了。

　　回国之后，我如愿成为一名记者，拥有一帮关系很好的同事，同时也是朋友圈里的撒狗粮大户。到了2016年秋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写不动稿子了。

　　我的睡眠也开始出现问题，起床、洗澡、出门这些日常小事都变得很难。

　　确诊抑郁症复发的那一天，我在医院电梯口哭得天昏地暗。

　　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本以为我打败了它，结果又被轻而易举地抓回来。它就像一个无法被清除的病毒，阴魂不散，随时准备毁掉我的人生。复发让我明白，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康复只是短暂又脆弱的间歇。

　　医生见多了我这样的绝望，笑着说，“你才第一次复发就这样想了。”她让我学着接受，复发可能会是我人生的常态。

　　我对外界的一切都失去兴趣，不想刷淘宝，卸载了新闻软件，屏蔽所有人的朋友圈。在旷野无人的状态里，唯一让我有代入感的是我之前从不敢看的鬼片，没有血色的鬼脸让我仿佛看到自己。

　　有时候我需要爬到17楼的窗外，像个蝙蝠侠一样坐在空调机箱上面，因为正常人的空间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我不能呼吸。至于自残，在我看来那是一种“放血理疗”。

　　治疗一段时间后，我的抑郁症状逐渐好转。我开始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只是随时处在战斗状态，和各种人吵架，不眠不休地在群里发表长篇大论。

　　医生给我修改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有句话描述这种病，“一时在天堂，常常在地狱，就是不在人间。”

　　调药一段时间后，躁狂症状被压了下来，我迎来了人间偏下、地狱未满的灰蒙蒙状态，如同置身北京的雾霾。

　　我前前后后服用过七八种药物，有的让我吃下去5分钟后感觉后脑勺被人打了一闷棍，有的让我一个月内长胖20斤，还有的让我一天能睡十几个小时，有的需要每月抽血监测血药浓度，防止我中毒。

　　我的状态起起伏伏，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生病让我的社会功能丧失了，社会对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病休期间，我每个月的工资连付医药费都不够，不得不依赖父母的经济援助。有时候我妈已经接纳了我的人生暂停，接受了相对优秀的女儿一下子变成废人，有时候她又好像忘记了我在生病，拿我跟健康的同龄人对比，责怪我都快26岁了还不能自立。

　　在工作上，同事们忙得连轴转，而我“赋闲在家”。状态稍好一些的时候，我就急切地想要复工证明自己。为了不耽误工作，我不敢吃引发嗜睡的药物。

　　这样做的后果是透支之后又倒下，病情回到解放前。折腾了两三次之后，我终于放弃了挣扎，在人生的谷底躺平。

五

　　明明有很多关心和爱，我却始终是孤立的，甚至感觉被全世界抛弃。

　　当我躯体化症状严重，瘫在床上，为起身给自己倒杯水挣扎到晚上，收到多跑步、晒太阳、读读书、做瑜伽这些“何不食肉糜”的建议时，我只会感到大家离我好远。

　　有时我会愤怒地想，他们为什么不去开导哮喘病人：“氧气那么充足，你有什么喘不上气的？”这类“教育”对我来说是一种轻视和侮辱。

　　有力气的时候我会努力去解释，一旦发作严重，运动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选项，吃甜点等于吃水泥，而负面思维无法控制，任何一点细小的痛感都会放大无数倍。有时说了半天，对方似乎明白了，可是一张口又是“你可以换个思路去想”。

　　沟通最成功的一次，是我说起自己有时仿佛飘在世界边缘，眼前蒙了发黄的滤镜，看到的画面都是无声的慢动作。“我知道你这不是夸张的说法。”朋友立刻对我说，“我在美国吸过大麻。”

　　说来好笑，生了不能受刺激的病之后，我受到的语言暴力比没病时候多多了。我无法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因为倒下而生病，我是因为生病才倒下的。

　　为了逼我运动，我父母会说出很多过头话。我时常有一种感觉，自己腿部骨折躺在病床上，内有钢钉外有夹板，手术还有几期没做完，然后我爸妈冲进来，拼命摇晃我的伤腿，说你怎么还不起来还不起来。这种精神上的“杀戮”，可能一日三餐吃人参也弥补不了。

　　有时候为了让他们安心，我也尽力强撑着配合。有一年过春节，我随父母去南方海边“补充阳光”。在连续几天不得不一大早就出门之后，我爸妈觉得晒太阳果然有效，但实际上我已经非常虚弱。在一个海岛的礁石上，我坐在岩石上，忍了很长时间才没有跳下去。我当时在想，在父母面前结束生命是不是太残忍了，然后又想，也许这样比在北京结束生命要好，至少他们能见到我最后的时刻，不用痛苦地猜测和想象。

　　好多朋友就觉得我是因为在生活里遇到挫折而“垮了”。可是这个病真的不靠比惨来获得生病资格。我的两次生病，都不是发生在我人生中压力最大、困难最重的时刻。

　　不管诱发抑郁症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季节还是什么，在触发了生病的开关之后，我的反应跟那些诱因都没有太大关系了。我曾经因为玩具熊的鼻子坏了而一周万念俱灰卧床不起。而在状态好的时候，它丢了我可能都不会在意。

　　“我们在临床上所接触的抑郁症患者很多是无故出现的，或有一定‘挫折’但不足以引起这么强烈的情绪反应。”一篇中山三院医生写的科普文章让我特别有同感，“‘挫折’更多是作为疾病的‘扳机点’，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但是在别人眼中看来，我的表现就是说明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我妈可谓是各类归因的集大成者。她一度因为我经常在失眠和痛苦时半夜发微博，而认为是网络成瘾害了我。后来她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说就是因为我在家族中备受关爱没吃过苦，所以长大之后面对社会不堪一击。而在我生病之前，她用同样的理由跟别人分享为何能把女儿培养得阳光强韧又自信。

　　医生说可以考虑住院治疗，隔开环境干扰。我爸情急之下对我说：“你知不知道，一旦住院你就完了，你就变得跟那些人一样了！”

　　我反问他：“哪些人？精神病人吗？请问你到现在还不能接受我是一个精神病人吗？”

六

　　有段时间，我会去知乎搜索抑郁症或躁郁症患者应不应该谈恋爱。“不要害人害己。”有人这样回答，“人家谈恋爱是要钱要时间，我们这种人搞不好是要命的。”

　　复发的时候，我跟当时的男朋友在一起快一年。他一直用最大的耐心照顾我。在我木僵躺尸的时候给我喂饭喂药。他查阅了很多资料，看相关的电影，还专门建了一个微博小号，每天记录我的病情。

　　我的“发疯”不分昼夜，他会在睡觉前开玩笑问我要不要定闹钟：“今晚还是4点钟起来发脾气吗？”有次我们出去吃饭，我又在无理取闹跟他怄气，熬了通宵写毕业论文的他垂头丧气默默吃菜。两个人僵了一阵子没说话，直到他把桌上空心菜的盘子转了一下，我才发现他刚才一直在处理因为我戴着矫正牙套咬不动的菜梗。

　　那一刻我好像被敲醒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都变成这副样子了，这个人竟然还爱我。

　　更多的时候，我还是独自在黑暗中漂流。男朋友对我说，不要忘了我们说好以后要一起养狗狗。那些我在病中看不见的爱与梦想，被他拎到我眼前，提醒我要坚持，他在等我。我只能不断流眼泪，因为感动，也因为无能为力。

　　我相信他尽力了，但是陪护一个病人真的太难了。我无端地和他吵架，钻牛角尖，又为此自责。我想让他知道，我不是他的敌人，疾病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他对我说：“又拿出来你的病，什么都是你的病。我怎么分得清什么时候是你、什么时候是你的病？”

　　有很多时刻，当男友的话语像刀子一样扎到我心里，我觉得病人谈恋爱就是在作死。把心交给别人，就等于让对方拥有了波动我病情的能力。

　　他曾经对我寸步不离，后来吵架后把我一个人扔在路边。他在我自残时对我说难受的话就打他，后来在我不小心抓到他的时候狠狠把我推开。他的微博以前记下我病后每一次笑容，到后来他在里面写“又在哭，烦死了”。

　　我提过几次分手，不想再互相折磨。我也害怕自己变成“阁楼上的疯女人”，想在感情消磨殆尽之前提前离开。他没有同意，可是感情的损耗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好转之后很久没有对他发脾气，但他疲惫的时候想起的，永远是我半夜4点对他咆哮的样子。

　　后来我们因为其他原因和平分手。少了一个牵动心绪的素材库，我的病情更加平稳了。回头看那一段，我还是很感谢他。被一个人不畏艰险地爱过，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七

　　大概在2018年上半年，医生把我的情绪走势从股票模式拉到低风险基金，我的大起大落变成了小幅波动，状态平稳的时期越来越长。

　　我能清晰地察觉能量在恢复，从两个星期勉强洗一次头，到可以起来给自己做饭，再到有力气捡起了唱歌跳舞的爱好。之前我因为行动缓慢错过好几次高铁和飞机，后来可以麻利地说走就走。

　　我父母也在逐渐了解我的病。有一次我抑郁发作，我妈刚好在北京。我们正准备一起出去玩，9年前的回忆不知怎么就翻涌出来。

　　我们取消了原本的计划，我躺在床上哭了一个下午。我妈听我哭诉八百年前的委屈和痛苦。她跟我道歉，“我们以前不了解这个病，对待你的方式错了，给你造成太多伤害，妈妈跟你说对不起。”她说，“但是，你千万不能觉得爸爸妈妈不爱你。”

　　以前我被困住的时候什么都听不进去，而那一次，我心里的褶皱好像被她一点一点抚平。

　　2019年开始我回到单位做一些简单的工作，今年9月重新开始写稿，我又成为了部门表情包制作商和KTV唱跳担当。不止一个同事对我说“我觉得你已经好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现在还没有停药，不过只吃一种基本款，早晚各一粒。如果不慎没能一口吞下去，就会有一种吃屎的感觉。我不再时刻发作，但依然是个病人，下一次崩塌也许在明天，也许就在下一秒。

　　每个月我都要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复诊，和很多看起来好好的人一起挤在候诊大厅。偶尔见过十几岁的孩子跟家长吵起来，也有老人在轮椅上破口大骂说家人害她。有时候等在诊室门外，也会跟其他患者寒暄。一个棉袄上抹着油渍的卖包子的大姐问我：像你条件这么好的也会生病啊？我还跟看同一个医生的北大女生去附近咖啡厅坐了坐，听她说电休克治疗的趣事，每次被电之后不记得自己怎么来的医院。她有双相情感障碍和进食障碍，随身带一根导吐用的软管。

　　走出医院大门，我们立刻就汇入了人群。如果不说自己生病，或许还能伪装得很健康。我从来不隐藏自己的疾病，因为它不是我的耻辱。我会把确诊、复发和复诊的故事跟其他鸡零狗碎的生活记录一起，大刺刺地写在社交网络上。也许是因为从一开始就被逼到了绝境，我很清楚自己在每一步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绝对没有软弱，没有任何可耻的地方。

　　但是，每当抑郁症和躁郁症在网络上引发讨论，我都会有一种被惊扰的忐忑。这些年里不时有明星或普通人患病自杀的新闻，对我来说他们是阵亡的，应该得到尊重。可是看评论的时候我就会想，网友们所说的那个病症，是我得的那一个吗？大家对自己正常情绪反应的顾影自怜，和这个置人于死地的严肃疾病还有关系吗？

　　这个病可以称得上火热，许多人前来认领。也许是抑郁症这个词听起来有林黛玉一样的文艺气质，也许是战胜抑郁症能彰显自己的英勇强大，自封的“患者”们酿出了一坛坛励志鸡汤，他们把抑郁情绪混淆成抑郁症，分享诸如“通过谈话好起来”的治病经验。那些基于误解的发言，只会让真正的病人的处境更难，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与之隔开。

　　我们生病的人之间总能互相识别，我觉得我能从别人的文字里嗅出来。重度抑郁的人写的话，能让我看见幽深的地狱敞开口子，那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语言。有时候看一个躁郁症的朋友沉寂半年后突然在朋友圈里持续亢奋，我就知道他大概是躁狂又犯了。

　　我身边生病的朋友就有五六个，有时候大家会在一起吐槽。虽然各自病情和疗法不同，好像每一个生病的人都必须要吃同样的苦头。一个和我一样爱运动、能跑全程马拉松的朋友，生病之后黏在床上“抠都抠不起来”，被交往3年的男友指责“把一切都毁了”，后来她妈在她家设了个佛堂。一个妹妹确诊抑郁症之后，她妈妈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要出去跟同学乱说。”跟前男友谈恋爱的时候，她一度觉得他是拯救自己的人，但后来发现，他可以更快地把她“杀死”。

　　面对生病，每个人的课题都不一样，病耻感算一个。一个朋友在确诊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纠结：“我觉得我不是那种会得抑郁症的人。”我把白眼翻到天上：“请问谁是‘那种会得抑郁症的人’？我吗？”

　　能跑马拉松的那位同志，工作太忙，情况好一段时间就开始飘，不按时复诊不好好吃药，结果就是又落到谷底，哭得稀里哗啦地回去找医生。

　　相比之下我是一个听话的病人。每个月我把情况事无巨细地汇报给医生，他会考虑是否调整用药方案。除了治病之外，对我来说，医生还是最相信我的人。他可以倾听和接纳我那些隐形的不讲逻辑的痛苦，不会否定说“不可能”“这有什么好痛的”。

　　至于康复，我已经看开了。面对这个对手，我不会再用“战胜”这个词，我也接受了自己被拎起来甩来甩去的命运，我在学习跟我的病共处。工作能力被夸奖的时候，我会谦虚地说，“轻躁狂而已”。面对朋友们关于抑郁症躁郁症的问题，我努力像一个幼儿园老师一样耐心。我发明了无数的比喻方式，除了我最喜欢说的骨折，还有刹车系统失灵、秤坏了。

　　最近一问来自一朋友：“你说重度抑郁的状态下，最需要的是不是另一个重度抑郁的人和他互相理解？”

　　我问她：“你现在被车撞了血糊拉茬地躺在马路中间，你需要我送你去医院抢救还是找另一个血糊拉茬的人和你躺在一起？”

　　好多人觉察到自己不对，一上来就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心理咨询师。我只能不厌其烦地解释，抑郁症分不同的程度，中重度像是骨折，轻度大概是崴伤了脚。吃药是做手术把骨头接上，心理咨询就像康复理疗。所以轻度可以自我调节，而中重度必须吃药。

　　药物、心理咨询、电休克等等都是治疗方法，每个人的病情不同，适合的疗法也不一样，这些需要专业的精神科医生的诊断。比如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心理咨询，但是同一个医生给我另一个朋友开的就是药物加心理治疗。

　　我能给出的最好的建议就是去医院。不要自己在网上瞎测试，去医院进行正规和专业的诊断，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有抑郁情绪也要及时疏解，因为感冒可以拖成肺炎。

　　如果是自己身边的人病了，那就陪他去看医生。在他不能活动的时候帮他倒水吃药，架着他去复诊，帮忙挂号、排队、取药。这些琐事对病人来说都是极大的障碍。发作的时候可以陪伴和倾听但不要“教育”，然后在状态平稳的时候就不要把他当病人，像往常一样相处就好。

　　我还愿意冒险，依然相信爱情。遇到有好感的男生，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自己的情况。眼前光鲜体面的女生可能变成一滩烂泥，我的潜台词是，你现在跑还来得及。最近一次，和我约会的男生听完，对我说，“也许就是你的勇敢和坦率，让你这么有魅力。”

　　对于外界的不理解，我也早就与之和解。我知道抑郁症和躁郁症那么容易被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一个别人看不见的病。

　　大三下学期康复停药之后，为了“从头开始”，我给自己剃了个光头。我开心地拍照片发到微博，结果收到了许多朋友长长的短信，字里行间满是担心。学校里完全不熟的同学也发来私信，问我出什么事了，千万不要放弃。

　　关心和爱一直都在，只是错开了。如果抑郁症有合理的外显，大概是电影《画皮》里赵薇中了妖毒的样子。经过彻夜无眠跟黑暗的念头缠斗，任谁都会双眼泣血、一夜白头。

　　有的时候朋友问我应该怎么对待患者，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就是倾听、尊重，放下自己固化的认知去理解。这是用眼睛看不见的病，需要用心才行。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2020年11月25日第5版）

荐稿人：ffy  2020-11-25  执行编辑：lry 2020-11-26  责任编辑：zjy 202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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