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毛泽东与陈铭珊（左五）等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

　　“百年工商界，一片爱国心。”爱建公司的历史中，镌刻着中国老一辈工商业者满含家国情怀的抉择、奋斗与奉献。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实业救国”，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民主建国”，再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爱国建设”，始终不变的是爱国初衷：刘靖基回到上海迎接解放的重要抉择；陈铭珊捐献药品支援新四军的爱国热情；杨延修深藏隐蔽战线的忍辱负重……故事不同，历史无言，却在城市的记忆里共同刻写了一份精神图谱，值得今天的人们时时回眸，汲取前行力量。

　　刘靖基：这条路是走对了

　　1949年初，看到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很难发展企业，上海纺织业代表人物刘靖基一度准备迁厂香港。在中共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帮助下，了解了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政策，他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光明。因此，他拒绝了国民党汤恩伯请他参加物资疏散委员会的要求，并拒绝交纳所谓的“保安捐”。怀着对事业的信念，抱着对前途的憧憬，他毅然搭乘当时泛美航空公司从香港到上海的最后一班飞机，回到上海。
　　到上海后，刘靖基收到汤恩伯的通知，限期令他全家迁离大陆，并送来机票。但刘靖基留在大陆的决心已定。
　　为防不测，他按通知要求，只身到机场，佯装离沪。待飞机起飞后，又悄然折回，躲进医院，金蝉脱壳，迎接上海解放。这一决定，成为刘靖基走向新的人生道路的重要一步。后来他在自己90寿辰时曾意味深长地说：“我年轻时想‘实业救国’，但在旧社会这条路走不通。我从香港飞回上海迎接解放，是我平生最大的抉择。”
　　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军部队进城给刘靖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部队纪律如此严明。他深感共产党的部队确实不一样。于是对共产党产生了信任。不久，他收到一封请柬，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陈毅邀请他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召集金融工商产业界的茶话会，惊喜万分。6月2日，当刘靖基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会场发现，原来陈毅市长就是刚才在门口穿着褪色布军装、文质彬彬与客人握手的那个人时，既意外又感动。
　　茶话会上，陈毅说，“希望各方要有信心，不要观望，要大胆去开工生产”，“共产党决不使你们失望，我们讲话绝对是有把握的”。刘靖基心中的石头放下了，他在会上激动地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留在国内发展事业。从那一刻起，刘靖基开始了他后半生“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回顾这段往事，他曾发自肺腑地说：“这条路是走对了。”
　　8月26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刘靖基当选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美蒋飞机的轰炸，史称“二·六轰炸”。各行各业许多工厂被迫停产。刘靖基从国外调回20万美元用于恢复生产，在上海工商界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引起很大的反响。

　　陈铭珊：解放前夜，守在电话机旁

　　1948年冬，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节节取胜，震动了上海工商界。有的人匆忙离沪，有的焦灼不安。信谊药厂总经理鲍国昌去了香港，由陈铭珊代理负责全厂工作。由于通货膨胀、市场呆滞、营业萎缩，企业面临重重困难。陈铭珊不满国民党倒行逆施，与中共地下党员吴克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秘密接触，积极掩护、支援吴开展工作。
　　陈铭珊不仅向解放军提供药品，他家也成了“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庇护所”。当时上海的标准里弄房是北向入口，南向楼层有阳台，地面层有花园和通里弄的花园前门。陈家经常有陌生人来取物品，从前门进来时像个乞丐，进屋穿上陈铭珊的西装，从后门出去。陈铭珊回忆道：“后来我把吴先生的户口也报在我家，又给吴先生安排了工厂董事会秘书的职务。厂里劳资关系很紧张，吴先生要我把工厂保护好，把生产搞好。有一次，吴先生要我送他出去办一点事。他上车后让我朝东开，一路上我不去多问他，只按他要求将车径直开到南京路四川路口，他下车走了。这样的事此后又有过两次，我都是只管开车，他也不对我多说。我们都心照不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有一次，厂里工人闹工潮很厉害，陈铭珊请教吴先生，想把权力交给工会（陈铭珊不知道厂里的工会当时已被国民党与反动帮会控制）。吴先生断然反对，要他把工厂保护好，重要的设备隐藏起来。陈铭珊一一照办了。
　　上海解放前夕，陈铭珊与吴先生的接触多起来。吴先生特别忙碌，常要陈铭珊调头寸，陈铭珊都按时送到吴指定的地点，隔几天由吴的夫人来陈家送还。看到吴先生为革命奔波，陈铭珊既兴奋又紧张，但表面上保持镇静。他什么也没告诉子女，只是关照他们不要参加学校的任何政治活动，唯恐出了事情牵连吴先生。
　　面对何去何从的抉择，陈铭珊不是没有犹豫过。但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和他一贯秉持的“实业报国”理想，促使他做出了毕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夜，陈铭珊守在家中电话机旁，等候吴先生的消息。随着解放军进入市区，夺取淮海路警察局和市政府的消息传来，他心坎上的石头落下了，有说不出的高兴。
　　新中国成立后，陈铭珊出任信谊化学制药厂总经理，并被推选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委员。1953年1月，信谊药厂试制成功国内首创的抗结核药——异烟肼，逐步走上主要原料国产的道路。

　　杨延修：脱下西装，换上军装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迎接新中国成立，有序做好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已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地下党机关组织在香港的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四批坐船北上解放区。
　　1949年3月14日，长期以广大华行副总经理身份在隐蔽战线工作的杨延修，乘坐华润公司“东方号”轮船秘密离开香港，途经天津，南下参与上海的接管工作。5月26日清晨，杨延修随着接管的队伍，冒着蒙蒙细雨，从丹阳坐火车到南翔，再换乘吉普车进市内。沿途看到担架队抬着伤病员频繁来往，路面被国民党飞机炸得坑坑洼洼，行进艰难。他们乘坐的车辆在开进市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阻击，幸好到四川路桥堍躲避，才免受损伤。当夜，杨延修住进金门饭店（现金门大酒店），这里是军管会财经委员会接管干部联络站。
　　翌日早晨，天仍下着细雨。杨延修走出饭店，看到南京路上有些解放军战士抱着枪，披着油布，靠在沿街人行道上睡觉休息。当发现来自外地的10多位同志从前一天起就没有吃过饭，他赶快让广大华行设在广东路的广大药房里的两名伙计，踏着黄鱼车买来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招待他们。
　　广大华行的职工们得知，他们和蔼可亲的大老板竟是中共地下党员，还穿着军装、带了警卫，成了军管会的“接管大员”，又惊又喜。有人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他人那么好呢。”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新任命的上海市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到福州路外滩一幢具有欧洲建筑风格的灰色大楼里，举行了庄重的接管仪式。这是新旧上海更替的一个历史性标志。从这一天起，这幢灰色大楼的门口挂起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牌子；从这一天起，杨延修成为这幢大楼里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成员之一，在工商处副处长的岗位上履行自己的职责。
　　上海解放前后，许许多多上海的工商业者毅然选择留在上海，以实际行动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小平同志“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号召，激发起那一代工商业者的报国夙愿。以刘靖基、陈铭珊等为代表的1000多位海内外工商界人士集资5700余万元，于1979年9月22日成立了改革开放后首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爱建集团前身）。从“实业救国”到“民主建国”再到“爱国建设”，都有爱建人在不同历史阶段为了实现“中国梦”而做的“爱建梦”。
　　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殊途而同归，秉承“实业救国”的初心，团结在“爱国建设”的旗帜下。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19年12月8日第7版）

荐稿人：ffy 2019-12-08  执行编辑：ffy 2019-12-08  责任编辑：tmy  201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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