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同济大学校友会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16年。笔者近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偶然发现，抗战时期，在延安，竟然还曾有过“国立同济大学延安校友会”：
      
   1941年9月6日，为响应中央统战部号召，在延安的部分同济大学校友成立了“国立同济大学延安校友会”，总干事夏光韦，干事有徐纪纲、赵安博、王震之，总计有17人。该会系统一战线工作性质的社会团体，后改由中央青委领导。
      
   凭借多年的研究积累，上引文中提到的总干事和干事四人，除赵安博外，其他三人我还算有所了解。
      
   夏光韦是东北人，原名夏杰超，1928年考入国立同济大学附设机师学校。“九一八”事变后参加过赴南京请愿活动，是同济大学东北同乡抗日救亡小组负责人，曾邀请、组织车向忱来校演讲。到延安后在自然科学院物理系任教。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军代表，夏光韦曾在哈尔滨三十六棚铁路工厂负责军工产品的生产管理和验收。1952年起，曾任中国科学院长春综合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机械电机研究所副所长，计划局及基建局副局长等职。
      
   王震之，原名王国宾，1935年考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后升入本校工学院测绘专业。因创作揭露日本浪人走私活动的三幕话剧《官员》、宣传抗日救国而受到警告后，愤然离开学校，于1938年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教员、实验剧团主任、延安留守兵团艺术学校副校长、西北联防军政治部部队艺术工作团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电影剧本创作研究所所长。
      
   徐纪纲的信息相对较少，只知道他在同济大学就读期间，曾参加“一二·九”运动，到延安后也曾在自然科学院工作。进一步研究发现，1941年11月，徐纪纲和同事、同济大学校友王立等曾联名写信给朱德总司令，建议将陕甘宁边区农具厂与军委工业局机器二厂合并，被采纳。两厂合并为八路军留守兵团第一兵工厂（也称温家沟兵工厂）后，徐纪纲就在该兵工厂从事生产管理工作，为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三级技术员，每月工资是70元。新中国成立后，徐纪纲被调到沈阳，曾任东北军工部兵工厂工程科科长。
      
   关于赵安博，笔者在搜检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一张照片。该照片系著名摄影师沙飞次女王雁在2016年初公开，题为“王震向日军战俘阐明八路军政策”，并明确注明是沙飞所摄。王雁说，这张照片是“在查询父亲沙飞留下的照片里”发现的。但笔者认为，“父亲沙飞留下的”并不一定就是  “父亲沙飞所摄”。经过查阅相关资料，笔者发现，该照片的拍摄者应该是后来成为电影艺术家的袁牧之。不过，笔者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该照片的拍摄者，而是照片的说明文字：1939年5月，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在五台战斗中俘敌十余名，遣返时，王震旅长（右）对日俘谈话。王震旁边戴眼镜的是三五九旅敌工部部长赵安博。这个赵安博是否即前文提及的“国立同济大学延安校友会干事”呢？
      
   笔者还真找到了赵安博自己的相关回忆。他说他在上海青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同济大学附中读高中，1934年9月赴日，在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1935年3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其间，曾参加由几十个中国留学生组成的“中华同学会”。上海青年中学应系圣约翰青年中学，它是圣约翰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所设的初级中学，也算是圣约翰大学的预备学校。赵安博在回忆中还说当年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同学中有“上海水产大学校长骆肇基”。这就巧了。笔者曾长期在上海水产大学工作，它的前身是上海水产学院，并已在2008年改称上海海洋大学，“骆肇基”应是该校知名教授、曾任上海水产学院副院长的“骆肇尧”之误。再深究下去，  “骆肇尧”中的  “尧”其实是“荛”之误，这是骆老先生生前在接受采访时亲口告诉笔者的。从经历看，骆老先生于1938年毕业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时间上也和赵安博的回忆契合。他在上海海洋大学百年华诞前夕以99岁高龄辞世，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知名学者，深受上海海洋大学广大师生校友敬爱。
      
   那么赵安博究竟是否到过又在何时到达延安的呢？笔者发现，“七七事变”后赵安博回国，在山西参加八路军，曾任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敌工部长，旅长正是王震。1940年10月，对日军俘虏和投诚人员进行教育的专门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开始筹建。1941年5月，已经开课半年多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赵安博任副校长（校长是冈野进，中文名林哲）。1942年6月，赵安博还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蜕变》一文，介绍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们的进步。抗战胜利后，赵安博随胡耀邦离开延安前往东北，任东北人民政府日本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负责管理日本投降后留在东北的日本人的生活和就业。新中国成立后，赵安博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负责与日本有关的事务。从时间上看，“国立同济大学延安校友会”成立之时，赵安博正在延安，他当选“干事”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同济大学在抗战期间包括在西迁途中，有很多爱国、进步学生直接离开学校，转赴延安。据笔者考证，当年同济大学到过延安的除上述四位外，还有多位校友，包括沈其震、徐驰、吴崇陵、刘大浩、刘聪、徐冰、姜君辰、王立、叶林、季林、钱文极、肖淦、唐英之、王元方、袁文彬、周泽昭、戚铮音、景林、胡明、夏印、顾德熙等等。可以肯定，其中部分人也曾名列“国立同济大学延安校友会”成立之初的17人名单。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份名单还会扩大。而通过在延安的教育和洗礼，他们大都成长为抗日中坚，如沈其震曾任延安时期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徐驰曾任八路军留守兵团第一兵工厂厂长。有的则牺牲在抗日战场，永垂不朽，如袁文彬。

（文章来源：《文汇报》2020年8月1日第7版）

荐稿人：lry  2020-08-01   执行编辑：tmy  2020-08-01   责任编辑：lry    20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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