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郑家长子郑大方，时任新四军第6师16旅48团3营教导员（1944年牺牲无法合影）。

 右图：前排左起依次为郑国芳（排行四）、郑仲芳（排行二），

后排左起依次为郑国英（排行六）、郑慈（排行三）、郑仲英（排行五）、

郑雪英（排行七）。  （资料照片）

    在当年抗日烽火中，上海一户普通家庭的七兄妹，在母亲支持下，在无数地下党员用生命掩护下，走上抗日一线，为国家和民族抛头颅、洒热血。
      
    记者日前走访了当年这场战争的亲历者——93岁的上海籍新四军老战士郑国芳。老人一生波澜壮阔，亲眼目睹了淞沪会战，跟随兄长的步伐毅然加入新四军，直到上海解放才重回家乡。
      
    淞沪会战打响时，郑国芳不满10岁，但他依然清楚地记得大哥郑大方和二哥郑仲芳参加地下党活动的情景：从前线源源不断运回的伤兵，还有自发捐药捐食物的市民。
      
    当时郑家住在虹口区，窗外即是日军司令部。全家亲眼目睹日军在街头抓捕抗日志士，日本浪人欺辱殴打中国平民，母亲曾英总是攥紧拳头告诫子女：“中国人应该反抗！”其实，大儿子和二儿子早已暗中将母亲的想法付诸实践，兄弟俩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学生界抗敌协会”，印刷进步报刊，举办进步书籍读书会，组织义卖救济难民。他们还将自己家作为“学协”秘密联络点。
      
    1939年2月，年仅18岁的郑大方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上海各界代表赴第三战区慰问团，以国际红十字会上海红十字分会的名义奔赴内地，在皖南根据地他如愿以偿加入新四军。慰问团返沪前夕，郑大方将母亲特地为他准备的呢大衣交给时任中共地下党文委委员王元化，请他带回上海交给郑仲芳，并引导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郑仲芳果然不负大哥期望，跟随王元化加入上海文艺同志社，并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3岁的郑国芳也在母亲鼓励支持下，和姐姐郑慈等人一起离开上海，投奔新四军。此后，郑家最小的三个女儿也相继于1945年和1949年参军入伍。母亲先后将七个子女全部送上抗战之路，每一次都会叮嘱：“向你们的大哥学习！”
      
    这位英雄母亲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才知道，大儿子郑大方已于1944年3月29日牺牲在日军的冷枪之下。
      
    今天，清幽的嘉善路绿树成荫，140弄11-15号的门牌上方，雅致的石库门门楼嵌着“兴顺东里”字样。谁也不知，门楼下的这条宁静弄堂，曾有多少人步履匆匆将一批批有志青年送往新四军根据地。这里曾是新四军驻沪办事处，如今除了门口挂着一块文物铭牌述说着昔日峥嵘岁月外，与寻常民居并无二致。
      
    “1941年春至第二年秋，交通员陆续安全护送近1700人前往根据地，发展壮大新四军和根据地建设。”每次郑国芳来到此处，都会想起当时在这里制定的一条条转移线路和一个个引导上海热血青年奔赴抗日一线的“引路人”。
      
    郑国芳也是在那时从上海奔赴苏南抗日根据地。他依稀记得当年从十六铺码头乘船到了青龙港，再乘车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很多人为掩护、护送我们都倒在了路上。”他告诉记者，十分感念当时地下党交通员一路舍命护送。
      
    郑国芳对上海地下党情况很熟悉，因为二哥郑仲芳正是其中一员。在郑仲芳成为党员后，郑家从“学协”秘密据点变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郑国芳回忆，虽然二哥的党员身份在家里是心照不宣的秘密，但平时郑仲芳严守党的纪律，“从来不对弟弟妹妹说工作上的事情”。
      
    1941年初，郑仲芳秘密组织工人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舅舅察觉后责怪他，不料母亲却说：“孩子做的事是正当的，国难当头，就需要这样的年轻人保卫国家，即使为此失去了生命也用不着你负责。要抗日就要参加新四军，这才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
      
    新四军驻沪办事处动员、护送上海有志青年前往根据地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上海地下党执行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办事处工作人员全部撤至根据地。
      
    艰难的抗战岁月中，新四军驻沪办事处在党的领导下，经上海进步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密切配合，不断为根据地“雪中送炭”，对抗战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章来源：《文汇报》2020年9月3日第2版）

荐稿人：lry 2020-09-03  执行编辑：lry 2020-09-03  责任编辑：ffy 20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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