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偶然巧合吧，科学大师钱学森的辞世和今年的记者节相去不远，几位老记者在自己的节日里不约而同回忆起当年采访钱老的经历。今天刊发的两篇读来都很感人，文章给人的启迪是双重的：既关乎第一流的科学家是如何的，也关乎记者的采访应该是怎样的。特向读者和我们的同行郑重推介。

  ——编者

　　大音希声  风范永存

　　——追忆30年前采访钱学森

　　徐慰侬

　　今年11月9日，上海电台故事广播频率开播纪实文学《钱学森》之前，邀我去讲述当年采访科学大师钱学森的一段往事。于是，我翻出了那时撰写的专访，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我采访钱老是在1979年11月12日，当时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采访科技的记者。大约在一个月之前，我就获悉钱学森即将来上海的消息，于是赶紧跟北京和上海的有关方面联系，提出采访要求。钱老到了以后，日程排得满满的，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在他下榻的延安饭店接受了采访。我是带了复旦新闻系实习学生程士安一起去的。那次采访到现在已经整整30年了，但当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悄悄地开着录音机

　　钱老那天穿着草绿色军装，佩着鲜红的领章。那年他68岁，虽然头发已经稀疏，但非常精神。我采访科技还不久，采访这样顶级的大科学家更是第一次，一开始不免紧张。而钱老从见到我们起一直到整个谈话结束，始终带着亲切的笑容。在这样可亲可敬的长者面前，我很快放松下来了。

　　那天我们是带着录音机去的，可钱老说，我谈的内容，你们都可以报道，但我的声音不要广播出去。这样，我就不能把录音话筒对着他了，但我还是悄悄地把录音机开着，尽管声音不大清楚，钱老的谈话还是原原本本录下来了，这使我们后来写稿能做到准确表述他的原意。

　　这次采访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不像平时那样总是记者提问，被采访者回答，而是除了我们发问外，钱老每当要阐述一个观点时，往往先向我们提问，使我们的思绪很快进入他要谈的话题，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他所说的内容。或许，这也是他给学生讲课时一个常用的方法吧。

　　首次公开提出创建思维科学

　　请钱老谈什么好呢？虽然事先经过一番思考、商议，但一开头我们提出的题目，还真有点大而无当，那就是请他谈谈如何加快发展科学技术的问题。钱老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他说：“我现在正在思考有关人类的思维规律的问题，有些想法可能还不太成熟，还没有公开谈过，今天就先和你们谈谈吧！”于是，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人们在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过程中，除了逻辑思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很新鲜，就试着回答：“是不是还要用到形象思维？”

　　钱老高兴地说：“对啊！还有形象思维，甚至有人说是灵感。我看搞科学技术的人不光是逻辑思维，我们在科研的实践中，怎样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然后又是怎样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呢？这个过程里面还有逻辑思维以外的思维方式。”他接着说，“过去我们有的同志不太愿意提这个，只要一说起灵感，总认为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因为外国人说的灵感是神灵感受，而我们所说的灵感，实际上是人的观察、体验在头脑中的飞跃，仍然是一个实践和认识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它是唯物的。”这时，钱老明确地提出了他的一个重要见解：“现在逻辑思维我们研究得很多了，但逻辑思维以外的思维方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

　　我们很有兴趣地边听边思考。钱老又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玄妙，也并不是那么不可捉摸，“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宏观的观察，即从心理学来研究；另一方面可以从微观的观察，就是从大脑神经来研究，研究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听到这里，我们不禁发问：“研究人类思维的全过程，这与发展整个科学技术有什么关系呢？”钱老回答说：“我们研究人的思维，就是为了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因为我们如果掌握了人的思维规律，人的智慧与创造才能就能得到充分发挥，就能促进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在钱老逝世以后，许多报道在列举钱老一系列科学成就时，有一项就是“思维科学”。有报道说：“钱学森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创建思维科学……”那么，钱老和我们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是通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1979年11月就首次公开了他的这一设想。

　　期盼涌现杰出人才

　　在和钱老的交谈中，我们感到他非常强调人的创造性。他说，我们应当鼓励科研人员勇于探索，勇于创造。他自豪地说：“我们中国人是很有聪明才智的，中国人又是肯刻苦用功的，我们完全能够多出人才，早出人才。”钱老特别谈到在使用人才上，要改变论资排辈的现象。他说：“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只要他们合乎研究员、教授的标准，哪怕他只有30岁，也要把他们提拔到研究员和教授的岗位上来。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得解决许多具体问题。”

　　说到这里，钱老起身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张当年10月26日的《北京科技报》，给我们读了题为《中年科技人员在学习和工作中的苦恼》的文章中的三个小标题：“一、信任和重视了吗？二、任人唯贤了吗？三、待遇平等了吗？”

　　读完，钱老说：报上提出这一些，可见都是存在的问题。转而他兴奋地说：“我可以肯定，只要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只要能为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的客观条件，那么我们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就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人才辈出的局面，就会涌现更多的杰出人才。”

　　一次采访  获益匪浅

　　钱老谈兴很浓，他兴致勃勃地和我们谈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比如，他还向我们提问：“不知在你们的概念里，社会科学放在什么地位？”

　　听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些纳闷，心想您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怎么说起社会科学来了？钱老似乎看出了我们的疑惑，就解释说：“自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建立起来以后，大家就认识到所谓科学，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进行考察、研究、整理，成为理论性的东西。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也包括社会，所以我们就不能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截然分开。”他还以系统工程的研究和实践，通俗易懂地说明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他说：“系统工程它既要用自然科学的一套东西，比如要用数学、电子计算机，同时也要用社会科学的成果。因为系统工程就是要研究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和投资，最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来完成某一项科研或建设任务。一切工程都要讲求经济效益，这就涉及到社会科学问题，所以，搞系统工程，需要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紧密合作。”他还用一些生动的事例说明社会科学的重要。

　　听了那天上午钱老这一席谈，我真是深受教益。钱老视野宽广，他思维的触角涉及到众多领域；他的谈话出口成章，逻辑性很强又深入浅出，实在令人叹服；他对于加快培养人才的急切心情和爱国情怀更是令人感动。大师风范，我将永留心间。

　　这次采访写成的独家专访，得到了台长邹凡扬的赞许，除本台播出外，经他亲自推荐，还在《文汇报》上刊登了。

　　四个月后的1980年3月，我去北京采访中国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又有幸遇到钱老。那天他在京西宾馆的走廊里迎面走来，一眼就认出了我，笑吟吟地和我招呼握手。这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就是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以后几十年间，新闻传媒对于钱老的各种报道我都非常关注。有关钱老多次获奖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看望钱老的电视新闻，我当天看了还要看次日的重播，一遍一遍地看不够。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又去看望钱老，我对着电视想，钱老一定能成为百岁老人。想不到我的愿望竟然落空了，钱老的逝世令我深感悲痛。但这位科学巨人的伟大贡献和宝贵的精神遗产，将使后人受用不尽。“钱学森”这个光辉的名字，将永远在天地间留存。

　　“我们一定能追上去！”

　　张煦棠

　　1980年3月，继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我有幸赴京参加大会采访，与代表们一起住进京西宾馆。在我原定的采访计划中并没有钱学森的专访，倒是把钱学森的学生、已崭露头角的年轻科学家宋健列入了重点访问对象。不料进入大会发言的那天上午，我正巧离开，只听见扩音器里传来：“文学艺术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了，就会出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新文学、新艺术……我讲的能不能实现？啊！请你听，你听啊，这不是亿万人民新长征的脚步声吗？让我们努力追上去吧！”

　　这是谁在大会上发言呵，说得那么动情，那么浪漫。是诗人？是作家？我深深地为之吸引，循声急步赶赴会场——原来是我们国家的“航天之父”钱学森啊！是他在讲《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大会结束，吃罢午餐，我立即赶到钱学森的房间门口，守候在那里。我也顾不了许多——是的，过去多少年，像钱学森这样搞“两弹一星”的专家，我们记者说他是浑身保密，近不得身的，可此时我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访问他。其实说等在门口是不确切的，也是不允许的，恰巧我们上海代表团的骨科专家陈中伟就住在同一层楼，陈中伟是老熟人，我就在他的房间里，开着门同他闲聊，两只眼睛则盯着门外，等钱学森一露面，我就跟了上去。他的穿军装的秘书在门口拦住了我，我大声说：“我是文汇报记者……”钱学森一听说“文汇报记者”，转过头来说：“进来吧！”

　　我预感钱学森是不会把我拒之门外的，他上午的大会发言，已使我对这位曾经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的大科学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近感，何况，《文汇报》不久前还以大版篇幅发表了他关于系统工程的重要论文呢！但是，我没有想到，在他应该午休的时候，事先未打任何招呼，冒昧求访，他竟丝毫未露厌烦，还十分和蔼可亲地请我去套房的客厅沙发上落座。我只得惶恐地为休息时间打扰他深表歉意，并开门见山地说：“您上午的大会发言太精彩了！为什么您对文学艺术有那么大的兴趣？”钱学森一听我的问题，爽朗地笑了：“你以为科学技术工作者是很枯燥的吗？不，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头脑里是很丰富的。他们闭上眼睛，立刻显现地球之外十几万公里处的瑰丽景象。喔，那里有太阳风引起的磁暴。再往外看那是月球、火星、金星、水星、土星、海王星、冥王星……那里是太阳系的边界。再远些，在星团区域里，几十个、上百个太阳同时放出光彩，美极了，那就进入银河星系的世界了。往小的世界看，原子核，基本粒子，小到一个厘米的亿亿万分之一。在微观世界中，同样是无比丰富……”

　　时隔近三十年，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钱学森当时说话的情景：容光焕发，神采飞扬，滔滔不绝地向一个听得目瞪口呆、素不相识的记者描绘着他宽广的脑海里装着的精彩纷呈的大千世界。我忙着速记，脑子里想的却是：这哪是我心目中的大科学家？分明是诗人，是艺术家啊！钱学森像是一眼看穿了我在转啥念头，话锋一转说：“我学过绘画。我学水彩画，学国画。我还学过小提琴呢。我的老伴蒋英同志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工作，是唱歌的。”他告诉我，他的青年时代是爱好文艺的，后来转向了理工科……

　　话题自然转到了上午他在科协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说：“文学家、艺术家所反映的只是一个世界，他们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了解得太少。所以，在文代会上我呼吁文艺工作者要和科技工作者交朋友，不然，一个人知识面不宽，是不利于创造活动的。”他列举激光焰火和以电子计算机为制作工具而创作的音乐、电影等例子，说明现代科学技术为文艺表达提供了新形式。他认为，在科学技术中同样也有文学艺术的问题。为此他提出，除了工艺美术之外，还应该有工业艺术，诸如轻工业产品、汽车制造、机床等多类工业产品的造型设计等。他郑重地向科协代表大会提议，除了现有的科普创作协会和正在筹建的科学电影协会、科学美术协会以外，还应筹建工业艺术协会，他富有诗意地说：“在科学文学艺术中，含有的不是幻想，但像幻想；不是神奇，但很神奇；不是惊险故事，但很惊险。它将把我们引向高处，引向深处，使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有新发展提高。”

　　“提高和发展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精神境界！”这是我那次访问钱学森时听他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在中国科协自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22年再次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的发言的宗旨所在，这又何尝不是钱学森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在那次访问中，他告诉我，他主张学科学的要懂一点文艺，搞文学工作的要懂一点科学，更殷切地希望青年同志要扩大知识领域。这位令人敬仰的科学家特地以他自己几十年的亲身经历为例，认真地告诉我，他即使转向理工科以后，专业也几经变化，在上海交通大学是学铁路机械工程的，后来去美国，学的是航空工程，设计飞机，后来又改搞空气动力学，改搞薄壳结构理论，改搞工程控制论，改搞物理力学。最近，看到我们国家的组织管理水平低，就学系统工程。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青年人不能太拘束，要有雄心壮志。客观世界总是可以改造的。我们不要畏难，我们一定能追上去！”

　　对钱学森的这一次短暂的访谈，在我60年的记者生涯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今天我满怀深情，饱含热泪，重写他当年的音容笑貌和精辟见解，感到真是斯人已去，言犹在耳。尽管这些话当年也曾见诸报端，想必读者诸君不会计较，而能理解我对这位伟大科学家深深的思念之情吧。

　　写于2009年11月8日第十个记者节

推荐人：lry 2009-11-20  执行编辑：zjy 2009-11-16  责任编辑：tmy 2009-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