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根兄（左）1980年的结婚照

　　1990年1月15日的《解放日报》头版上，有这样一张照片：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面带微笑，手握钢笔，坐在桌前写着贺卡，簇拥着他的，是几对头戴珠花的新娘和怀抱花束的新郎。这是一场有39对新人参与的集体婚礼，证婚人韩坤林，是当时的川沙县县长，1935年出生。30年后，这位八旬老人对那场婚礼仍记忆犹新：“那天外面的天气是寒风凛凛，我们婚礼现场却是暖气洋洋。”
　　虽然婚姻是私人的事，可也是家庭、家族，甚至社会的事情，婚礼背后的个体记忆，也是时代变迁图景的一个侧面。当年那个热闹的现场，现在是什么样？曾经参与过这场婚礼的人，现在生活又如何？

　　两张单人床合并成婚床

　　记者先循着照片去拜访了韩坤林，他热心地帮我找到了两位老朋友：84岁的阮庆棠和68岁的乔根兄，一起聊了聊他们经历过的婚礼。
　　韩坤林在20世纪50年代结婚，那是“自由恋爱”刚兴起的时代，领结婚证时双方家长都不知道。当时他从机关下放到惠南乡，住在农民家里，“说是婚房，其实空荡荡的，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床板上的垫子是用芦苇编的，只有窗户上贴了两个大喜字。”比韩坤林小1岁的阮庆棠也在同时代结婚，他那时住在集体宿舍里，“房间里的同志帮忙调整了一下，两张单人床并成一张双人床，就成了临时婚房，第二天对象回到自己单位的宿舍，‘婚房’就完成使命了。”
　　“父母不知道婚礼，大家也没有坐下来吃顿饭，我就买了两斤糖发出去，非常简单。”阮庆棠年轻时军装笔挺，他的婚礼同样是“极简”的流程，“晚上下班后，我们请来二十多个朋友同事，坐在食堂里吃了点糖和水果，大家聊聊天，不到1个小时婚礼就结束了。”
　　没有繁复的仪式，他们的婚礼更像是简单的联欢会。那个年代物质条件匮乏，但年轻人崇尚理想、满怀激情，不仅追求恋爱自由，也坚持对信仰的执着，劳动互助和共同进步成了爱情的主旋律。
　　20世纪60年代初，韩坤林夫妻有了第一套房，是单位分配的一间平房，只有21平方米。床的四角竖着高高的竹竿，可以搭蚊帐。虽然四排平房的住户共用两个露天水龙头和一个公共厕所，但“比以前条件好太多了，同事们都住在一起，在这里很满足”。

　　“16只脚”与“三转一响”

　　到了20世纪80年代，普通人家开始兴起在家里办喜酒，有时也会借用邻居家的地方和桌凳碗筷。1980年结婚时，乔根兄的丈夫家，就是在家里烧了两桌菜款待亲朋，因为去饭店太贵了。当时乔阿姨一个月工资不到30元，可去饭店吃一桌都要40元左右。那时上海人结婚前，男方家要为结婚准备的东西，除了酒席，主要是房子、家具。女方家要准备床上用品、洗脸盆、洗脚盆，有的人家还准备了“子孙桶”，就为讨个口彩。乔根兄1978年从插队的江西回上海，结婚时带去新房的两条红色丝绵被和4个樟木箱，都是她在江西时给自己准备的。结婚那天，这些东西跟搪瓷杯、热水瓶一起，用一辆黄鱼车载着，拉进了丈夫家。
　　至于房子，能有七八个平方米的单独房间就很了不起。没有房子的，就只好在父母房间里搭个床，中间用大橱隔开，或者用帘子挡住。乔根兄家的房间有14平方米，公公亲手给小夫妻打了五斗橱和茶几。“当时人家家里有缝纫机和收音机，问我家有什么机，我说有茶几”，乔根兄笑了起来，要知道，当时上海人找对象流行“16只脚”“24只脚”“36只脚”，甚至还有“72只脚”的说法。这里的“脚”，是指家具的腿，还有“三转一响”的说法，“三转”指缝纫机、自行车、“三五牌”台钟；“一响”是指收音机。

　　集体婚礼，婚事简办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年轻人结婚时追求“高”“洋”“全”，“四机齐备”“五灯俱全”“全鸡（机）全鸭（鸭绒被服）”；喜庆筵席一摆十几桌以至几十桌……这样耗费巨大的婚礼给不少新婚青年和家长带来了负担，甚至因为婚事铺张，债台高筑，家庭风波迭起。为了创社会新风，号召大家做“四有新人”，当时的舆论特别注重引导人们崇尚俭朴，婚事简办便成了沪上新时尚，除了开头提到的集体婚礼，见诸报端的还有茶点婚礼、旅行结婚。
　　川沙县从1986年开始年年举办集体婚礼。以往多数是党团员、干部参加，但照片记录的1990年1月14日这场婚礼，普通工人、农民也踊跃报名参加，39对新婚夫妇中，普通工人和农民有74位。新闻报道记录了当天朱镕基市长作的充满深情的祝词：“我非常高兴参加你们的集体婚礼仪式。我发现每一位新娘都非常漂亮，每一位新郎都非常精神。我对你们结为终身伴侣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变化的婚礼，不变的追求

　　婚恋观与每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密不可分，同时也影响着个人、家庭和社会。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人的结婚费用总体上呈现缓慢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上海青年的平均结婚费用达31383元，比60年代增长了25倍，是70年代的19.6倍，比80年代前期增长了8倍，是80年代后期的3.29倍。1997年平均结婚费用为8万元，2002年为10万—15万元。
　　时隔多年，韩坤林参加孙辈的婚礼时，物质准备已经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方买房，女方装修、买车似乎已经成了默契，细节更加讲究，婚礼的形式也更加多样。
　　川沙县政府大楼的位置没有改变，现在这里是川沙新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周围盖起更多高楼后，它就不似20世纪80年代刚建成时那么惹眼了。门口的老川沙人说，“原来这里全是农田，都是盖着红瓦的农家房，川沙以前很小，以桥为中心，南北各一公里，就到南市街北市街那里，现在川沙得有那时的几十倍大。”朝着他指的老街方向走，自1992年从乡村变成浦东新区，川沙的街道新了，楼房新了，但“老”的韵味还在，依水而建的川沙公园是古典园林风格，成为景区的老街里还有上海市井生活的模样。
　　再次参加集体婚礼时，韩坤林已经退休了。在他们夫妇50年金婚和60年钻石婚的纪念日，两次参加了现在他们居住地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的庆典活动。穿上红色唐装，自拍时他们笑得开心，跟老伙伴们一起走过红毯时，说得最多的就是感谢，老了还能赶上婚礼时髦。韩坤林参加钻石婚时代表20对夫妻致辞时说：“我们是老树开花，越开越灿烂，越开越幸福。”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20年12月15日第2版）

荐稿人：ffy 2020-12-15  执行编辑：ffy 2020-12-15  责任编辑：lry 20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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