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俞大缜家喝咖啡

       我在北大上的第一课是外语课，老师是个老太太，俞大缜，国民党那个俞大维的妹妹，曾国藩的外曾孙女。老太太很认真，也很严格，一看有个新同学来，就叫我起来念。我第一天报到，第二天就上课，当时还没有书，就拿了边上同学——就是傅作义儿子——的书。念完了，老太太没叫我坐，说：“怎么开学一个月了，你连课本也没有？”我是刚从南方去，普通话也说不好，又不好解释，就在那里听她批评。完了她马上就测验。第3天放榜了，成绩单公布在图书馆前的那面墙上，我的名字排第一个，钟文典，59.5，用红笔写的。哎呀，我一看，糟糕了，全班有3个不及格，我是一个。

       第3天又上课了，老太太又叫我起来念书，我念完了她说：“你的发音不错，就是说得太快了。”然后又问我：“你现在有书了没有？怎么回事？”我就把情况告诉她。老太太人很好啊，就说我错怪你了。后来有一天，她要我到她家里去，冲了一杯咖啡给我喝。所以我第一次喝咖啡就是在她家里。当时北大师生是这样一种关系。

       俞大缜先生这个人很耿直。后来罗尔纲先生研究太平天国，写了《李秀成伪降考》，受到批判。俞先生就出来作证，说李秀成的确是伪降，她说我听我的先辈说过，李秀成劝曾文正公做皇帝，他是想策反，曾文正不敢。当时正在批判（罗尔纲）的风头上，她敢出来作证，那是很不容易的哦，而且她还去找周总理说理。

                        钱端升一堂课只讲10分钟

       那时候解放军已经围城了，学校里就搞护校运动，名头叫“保护老教授”，实际上就是稳住老教授，不让蒋介石抢走，所以每个教授家都住了四五个同学。我当时分到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家里。那时教授的房子也不大，游先生睡床上，我们就睡在他床前，吃饭也在他家里，游先生后来就留下来了。解放以后周总理到北大和资深教授开会，30几个人吧，坐下来第一句话就说：  “可惜胡适走了，要不走，北大校长还是他来当。”说明共产党原本还是对他寄希望的。这是后来钱端升先生告诉我的。

       钱先生是浙江人，口音比较重，所以你听他的课要集中注意力才行，不然听不懂。他是当时国民参政会3门大炮之一，他一个，许德珩一个，周炳琳一个，经常向国民党开炮。所以他上课议论时政牢骚很多，见了桌子骂桌子，见了凳子骂凳子，有了新闻先发一顿牢骚，然后一看表，还有10分钟下课了。一讲课，底下大家谁也听不懂，所以有同学递条子给他：“临表涕零，不知所云。”他看到这条子也摇头笑。

       我跟胡适先生的大弟子罗尔纲比较熟。罗先生做学问很扎实，人也很随和。他能得到胡先生的欣赏是因为帮胡先生做他父亲的文稿。胡先生父亲的字很难看懂，找了几个人都做不下去，罗先生在那里搞了一年多，把它搞清楚了，所以胡先生很欣赏他。

       罗先生的《师门五年记》本来叫《师门辱教记》，后来胡适先生帮他改了（书名）。胡先生在台湾做60大寿的时候，自己出钱印了400本，来祝寿的每个人一本。后来大陆批判胡适，罗尔纲说我不批判。消息传到了台湾，（有人就告诉胡适）说罗尔纲也批判你了。胡先生很坦然，说尔纲不会这样做的，我相信他是违心的。这话又传了回来，传到罗先生那里，罗先生整整一天不说话，在那里流泪。

                       吴之春只剩一个学生也上课

       当时有个吴之春先生，教西洋思想史的，原来是清华大学教务长，湖北人，70多岁，身体不太好，上他的课分数容易得，只要交一份作业都及格。他开选修课，选的人很多，我记得第一堂课交选课单时，80多个人；第二堂来听课的，20多个人；第三堂，5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第四堂课我琢磨还去不去，后来一想，5个人，再去一次吧。到那儿一看，就我一个人。我想走，吴之春先生来了。他一上讲台，瞪大眼睛，用湖北话问我：“你还来啊？”我说，吴先生，我在听。他说你不要来了，以后到我家里去好了。所以每周三的3、4两节课到他家里去，就是面对面聊天，能学到很多东西。那时候北大是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作业做好就得了。当然那时候作假的人也少。 

      推荐人：lry   2011.01.18    执行编辑：tmy  2011.1.19 责任编辑：ZJY  201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