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我国有四位国学大师：太仓唐文治，余杭章炳麟，吴江金松岑，无锡钱基博。

　　今世人知钱钟书而不知其父钱基博。其实，钱基博的国学造诣自有千秋。古今父子皆为大师者十分罕见。

　　“集部之学，海内罕对”之美誉

　　钱基博（1887年-1957年），字子泉，号潜庐，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古文学家、文史专家和教育家。

　　他自幼聪明好学，16岁撰《中国舆地大势论》，发于《新民丛报》，深得梁启超赞赏；撰《说文》，发于《国粹学报》。1909年，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看到他的文章，“骇为龚定庵复生”，遂招之入幕，待之如上宾。那时他年仅22岁。

　　民国二年，直隶都督赵秉钧、江苏都督冯国璋皆因其才学，招为秘书，他毅然谢绝。后任圣约翰大学国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浙江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受聘于武昌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直到1957年病逝。

　　钱基博“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以至“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他博通经史子集四部，以集部之学见称于世，有“集部之学，海内罕对”的美誉。

　　大名鼎鼎的张謇赞其文章“大江以北，未见其伦。”国学大师钱穆说自己“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钱钟书也曾称赞父亲：“先君遗著有独绝处。”

　　钱基博著述颇丰，有《韩愈志》、《韩愈文读》、《明代文学》、《国学必读》、《经学通志》、《古籍举要》、《文心雕龙校读记》、《骈文通义》、《版本通义》、《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等。

　　教子严厉，不惜饱以老拳

　　钱钟书出生后就出嗣给伯父钱基成，伯父对他采取放羊式教育，每天下午授课，上午则带着他上茶馆、听说书、品民间小吃，他玩得非常开心，逐渐染上了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的坏习惯。

　　钱基博想惩戒儿子，又担心兄长不满，遂提出让钟书进入新式小学读书。钟书没有学数学，进入小学后跟不上班。钱基博为他恶补数学，可儿子就是不开窍，气得他拧儿子的皮肉，用以惩戒。

　　1920年，伯父去世后，钟书由父亲直接管教，终于改变了坏习气。他才思敏捷，只要静下心来读书，几乎是过目成诵，一旦与伙伴们玩耍时，就信口开河，臧否古今。

　　父亲因此为他改字“默存”，取意于《易经·系辞》的“默而成知，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告诫他少说多做，以防口生祸端。

　　钱钟韩（钱基博弟基厚子，中科院院士）曾回忆说，他和钟书在东林小学读书时，每天下午放学，在无锡第三师范任教的钱基博就要他们到他办公室自修或教读古文，待在校学生晚餐后才带他们兄弟俩回家。

　　钱基博对钟书管教很严，甚至不惜饱以老拳。1926年秋至次年夏，钱基博应清华之聘北上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正读中学的钱钟书少了拘管，狂读小说，直到假期结束，才记起连课本都没翻过。

　　1927年暑假，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钟书自然不能过关，被痛打一顿。这激起了他发愤读书的志气，遂广泛涉猎《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打下了坚实的古诗文基础。

　　钱钟书后来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起笔一挥而就。如果是八行笺，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这般功夫也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

　　留给了世界一个文化奇迹

　　1930年，钱穆的《国学概论》出版前，请钱基博写序文。钱基博将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写毕，钱基博通读一遍，觉得言辞肯綮无懈可击，就署上自己的大名交稿了。

　　1929年，钱钟书考进清华大学后，父亲经常给他写信，告诫他“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叮嘱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钟书对父亲也很孝顺。1938年秋，学成归国的钱钟书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因为父亲钱基博时任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

　　这是钱钟书的多产期，他在蓝田着手写《谈艺录》，出版《中书君近诗》，并撰《写在人生边上》半部。最重要的是他构思孕育了小说《围城》。父子同校，交流机会自然多。在国外学会了炖鸡手艺的钱钟书，经常为父亲炖一钵好汤。

　　钱基博是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他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赠给华中大学（后改名华中师范学院）。1952年，又把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文物200余件，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

　　此外，尚有碑帖字画1000余件、方志1000余种，悉数赠予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江苏泰伯文献馆。不把这些宝贝留给儿子，却造就了同样淡泊名利的一代鸿儒、“文化昆仑”钱钟书，留给了世界一个文化奇迹。（据《羊城晚报》 文/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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