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星空

1968年8月，学校开始毕业分配。我们应该是1967年毕业的，因为“文革”，被延长到1968年的8月。当时的分配方案是，学校不到三分之一的同学被分配在上海的工矿企业，大多数人则按“四个面向”，基本上都被分配在浙江省军区乔司农场劳动锻炼。我原本被安排分配在上海工厂的，但后来据说是系革委会的头头看不惯我和女朋友澄在马路上手拉手走路，就取消了我在上海工作的资格。我说，他呀一定看走了眼，因为这辈子我和她从没有拉着手逛过街。就因为这个冤枉官司，我和澄一起被罚到了农场。还好那时的我并没有太多的不愉快！我并不怕苦，还觉得能到军垦农场锻炼一下也不错，况且澄和我一起去。

    出发的那天我们在上海北火车站集合。站台上挤满了大学生，有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科大、上海工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上海各个高校的和来自全国的大学生，因为外地学生只要你分配在上海工作，就先被安排到乔司。发车时满满当当一趟专列，足有两千多人。因为年轻，出远门大家很开心。在车上大家说说笑笑，忘了种种烦恼，甚至不去想能不能再回上海的事情。当时的火车行驶得很慢，到嘉兴大站时停了好长时间。我在阳光灿烂的车站上放飞了一对鸽子，那是儿时的伙伴小三子养的鸽子。我家的晒台连着他的晒台，天天能见上面。出发前的那天傍晚，我见他的鸽子就说，明天我到钱塘江边的乔司农场去，能让我带对鸽子去放吗？他说行，只是不能太远，于是我和澄选在嘉兴站。我俩小心翼翼捧着鸽子，然后把它们抛向天空！只见离手的一对白鸽箭似地飞向蓝天，在车站上空盘旋了两圈，终于朝东飞去。站台上的同学都觉得很浪漫，富于诗意，莫不仰望着天空，注视着白鸽的飞翔。但也平添一份感叹，白鸽东飞兮学人西去，钱江荷锄兮何日能归？

    到临平车站，早有军车等候，送到农场已是傍晚。那天大家虽入军营，却还是学生，因为同学们只是找到了宿地，放下了行李，没有集合，没有任何安排。到了晚饭后自由活动，所有的同学都不约而同涌上钱塘江的海塘大堤。我和澄自然相约前往。此时，夜幕渐渐降落，向北望去，在夜色中清楚地看见江中形似伏牛和龟背两座山丘。江堤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大家都在仰望着夜空，仰望着满天星斗。我可以说自己从没有那样长时间地望着星空，也从没有那样认真地望着星空。只见天上挤满了闪亮的星星，有的像密集堆满的珍珠，有的则像撒落的宝石在天边放射出光辉。北斗星毫无疑问地成为天空中的主角，它似乎随意就可以从银河中舀一勺星星向我们撒泼下来！时不时可以见到明亮的流星划过钱江的夜空！那时所有的人只觉得宇宙的无限和伟大，只觉得自己的渺小和无助，真是浮想联翩。

    我看到远处堤岸边村庄稀疏的灯光和水中的点点渔火，又看看身后漆黑一片的农场，不禁又产生出天上人间的联想来。

    仰望星空兮理想犹存，北斗永在兮方向自明！

在乔司军垦农场

    在乔司军垦农场劳动锻炼的两年里，有几个劳动场面难以忘怀。

    先说开挖河道的故事。1968年9月，我们刚到农场时，参加了开挖加宽农场河道的劳动。连队规定每一个班挖一段，在每工段的分界处还插上标杆算是明确任务。开挖河道主要分为两项工作，一个是挖泥，一个是挑泥。在一个工作班段里，一般需要两个人下到河底挖泥，其他人则用硬木扁担和两个竹子编织的畚箕挑泥。

    起先大家认为挑泥最累，对于大学生来说，挑着沉重的担子通过坡道从河底爬上河岸确实很吃力。但到后来大家都知道挖泥的人最苦，因为他没有歇手的时候。挖手窝在五六米深的河底，一丝风也吹不到，再加九月依然滚烫的太阳晒着，真是烈日烧烤、汗如雨下！开始班里的同学轮流做挖手，但到后来我成了班里职业挖手之一，因为没有太多的人肯替换我。这也好，让我多了一次锻炼自己意志和培养吃苦精神的机会。我咬着牙坚持挖掘，而且越挖越觉得自己很有力量。那时我曾这样想我能够干农活，我能养活我自己！其实同学们不愿做挖手的原因并不是完全怕苦，而是因为压力太大。大家都知道，各班开挖河道必须同时完工，否则河道放不了水，所以哪个班都不敢落后，而班里的进展速度完全取决于挖手的快慢。

    刚开挖时河底还是硬土，你要用脚踩着铁锹才能插到泥里。后来泥层渐渐变得湿润起来，以至于后来的泥巴竟像豆腐一样好挖。但到最后，河底的湿度越来越大，泥巴竟像一堆稠泥浆，我们称它为“阿糊酥”。你的铁锹插进去会被它粘住，根本没法挖，只能用铁锹一点点铲进去，然后剔出一堆泥来，开挖速度大受影响。

    记得竣工前的一天下午，各个排、班为了赶进度，拼足力气你追我赶不甘落后！等到开挖完工放水进来已近7点。大家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营房，见到床铺便一头倒下，竟没人发出一点声音。因为实在太累了，累得说不出一句话……

    再说割、挑黄豆的故事。到了深秋季节，黄豆成熟了。农场的黄豆地一望无边。团部已明确收割任务主要由联合收割机来完成，但要求我们学一连的同学必须人工为收割机开个便道。排里发下带锯齿的镰刀来，我们便开始用镰刀砍割黄豆萁杆。此时的黄豆果壳被完全晒黑，边角处变得十分干硬锋利。一只手抓上去，像是抓着一把荆棘，痛到心里。也不知为什么，排长还偏偏叫我们一个排的人一起站在田埂边，像是站在赛场上的起跑线上一样，他一发口令，大家就一起向前割进。那时年轻，大家都不肯落后，拼命地挥镰砍割。我在几个小时里弯着腰，只顾向前，居然没站起来一次。当时我想，嘿，我不仅能养活我自己，还能养活我的女朋友，养活一个家！直到大家砍割到大田尽头时，同学们才站起来深深地透出一口气来，只是伸出手来一看，满手尽是血泡！

    砍割罢黄豆就要捆挑黄豆萁。一百多斤的黄豆萁，要一口气挑到营地水泥场上，路上不允许放下担子，因为一放，黄豆便会撒落一地。到营地的实际距离很近，隔着一条河。为了过河，不得不花上近一刻钟的时间绕着走。过去，我到农村也挑过水稻，但从没有挑那么长的路。这真是一次新的考验。我先是用右肩挑，开始觉得沉重，后是觉得疼痛，到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换左肩。左肩是豆腐架子，扁担一下子便陷到了肩肉里面，我只能咬着牙坚持半分钟，但这半分钟的时间却让右肩得到了休息。等到再转到右肩，会一下变得轻松起来。如此左右轮换交替，最后把这副担子一口气挑到了场地。通过这次锻炼，自己挑担的能力大大加强，以至于后来我到黄山小三线工作，在种五七田（职工种的集体小菜地）挑粪肥时，老师傅们总称赞我挑担的样子不错。他们哪里知道，我是挑担科班出身呢！

    最后要说的是平整水田的故事。1969年3月，乍暖还寒时候，农场要种稻子。先由机耕队开来拖拉机翻了地，再往大田里灌水浸泡大田，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由我们这些老垦们去平整土地。所谓平田，就是用丁字形的竹竿来推动浮泥平整水田。那天天气十分晴朗，阳光明媚、柳丝如烟。三月初已没有寒冬腊月的冷劲了，但身上依然穿着棉袄。大家扛着竹竿走到田边，脱下鞋袜卷起裤腿打起赤脚。等到一脚踩到水田里，只觉得一阵凉意透过脚底。啊，真凉啊！大家都没吱声，因为解放军连长也卷着裤脚光着脚在头里走着呢！我们自然跟着高一脚低一脚的前行。脚板感到越来越冷，左脚冷得受不了，想赶快提起来，但右脚不得不立即又插到冰冷的浮泥里去。寒意很快逼到了胸口，冻得已经透不过气来。我见同学们都没说话，连长仍在向前走，连头也没回过。

    没过几分钟，我觉得冷气逼到了头顶，头皮开始抽搐起来，一阵阵发麻，从未有过的寒冷，从未有过的感受！我差点要叫出来。看看大家都没吭声，难道这水田里就我一个人感到了冷？到了工作时间，同学们咬紧牙关开始平整水田。过一会，我向四方望去，远远地看到三排的女同学也都打着赤脚在平田，也没有一点声响。大家忍着熬着只顾劳作。此时，我觉得这两只脚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能走动，但完全没有知觉。

    等到中午回家，我才问-问同学，“你们冷吗？”“冷！头皮都发麻”“是吗？见你们都没响，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感到冷呢！”

    第二天，又要去平田。那天天风冷飕飕的，直刮人脸。我说昨天太遭罪了，今天得改变方法。在我的建议下，所有的人没出房门就把鞋袜都脱了，全打赤脚。一出门，脚就踩在干泥地里。这脚被风吹着，被泥地冻着，是渐渐冷的。走了近一刻钟到水田边时，这脚已冻得几乎失去了知觉，伸到水田里，不仅不觉得太冷，反而有一丝暖意。水田里恢复了往日劳动时的热情，说着笑着……说真的，我很难忘却这个冻得头皮发麻的日子。

    我在乔司军垦农场劳动了两年，不怕苦不怕累，得到了解放军的称赞，评上了连队的五好战士。军垦农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那就是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

拆灶头给我的启示

一天，排长安排我们一班拆老厨房的灶头。这是一间用毛竹建起的伙房，连屋顶也是用竹子盖的，面积有五六十平方。高高的红砖砌成的大烟囱竖在屋顶外面，里边的大灶头至少占了房间二分之一的地方。连队盖了新伙房，老的临时伙房就要拆掉。接受这个任务大家很开心，因为拆灶头毕竟比地头的活要轻点，而且老厨房就在连部旁边，离我们宿舍很近。

    我们一班有十来个人，原来的班长因病住院，我被任命为一班的临时班长。接到排长指令，我立即指挥一班人二话不说，就钻进屋子里扒灶头。灶头全用红砖砌成，砌得特别结实。十来个人，一个小时工作下来只啃了一小半。我和大家一起，你一榔头我一棒，干得十分卖力，快拆到一半了……我猛地想到屋顶外还有个大烟囱呢，大烟囱连着灶头，下面的灶头扒掉了，上面的烟囱失去了下面的支撑，凭什么吊在空中？不要坍下来压死人哪！我跟同学们一讲，大家竟没有反应，我说不能再扒了，真要死人哪！但谁都不理会我，谁都不歇手。平时精明过人的吉骏同学大概听烦了，竟然不理我直接找解放军排长问。不知是排长没听清吉骏的问话呢，还是他也糊涂了，说没事照干！吉笑着对我说，你看，排长说不要紧的。他对大家说，没事，大家照干！我知道他对我这个代理班长是不买账的。我想你不买我的账没关系，但你不买科学的账是不行的。我急了，立刻去找连长。连长是山东人、老革命，他个子不高，朴实憨厚，没多少文化，但脑子清楚、处事干练。连长到现场一看，不用我说，立即命令停止拆灶头，里边人员立即从伙房里撤离！当所有的同学都到了外面，抬头再看屋顶上的大烟囱，才如梦初醒，大叫危险！

    这件事我记了一辈子。总在想，这么明白不过的事情，为什么大家都意识不到呢？古时有一句话叫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一点不假。现在我们钻在屋子里埋头扒灶，头顶被一个屋顶盖住，只知屋内作业，不知屋顶存险。值得一提的是，当我指出这个危险时，很多同学为什么仍然无动于衷呢？实际上，从灶头到门口不过三五步距离，为什么人们不肯多走几步到外面观测一下，作个全面了解呢？说白了，就是一个“懒”字在作怪！懒于思索，懒于调查，不少人已经习惯于传统思维和惯性行动。再加上吉骏又传达了排长的话，那种传统的唯上思想一占上风，人们就更不愿意去思考了。至于聪明同学吉骏，虽然他走到了外面，但他只想着和我唱对台戏，根本就没看屋顶上的烟囱，把纯粹的技术问题搞到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去，当然就更离谱了。

    这件小事一直告诫我，我们做事情不能被环境迷惑，不能老待在“屋顶”下工作，应该工作一段时间后，从“屋子”里走出来，看看周围的世界。比如我们要办好学校的事，不仅要弄清学校内部的事，还经常要跳出学校，从全上海的角度来看学校，从全国的高度来看学校，这时你才能高屋建瓴地看待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埋怨和牢骚是无能的表现

    1982年，我担任了精密机械82级的班主任。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班里平安无事。说实话我也没有做太多的工作，班级的思想工作主要由年级的辅导员来做。到大三年级下学期，班级竟发生了赌博的事情，有11人参与赌博，班里的团支书也参加了。精机821班在系里被点名批评，我心里感到很痛，觉得自己没有做好班主任的工作，很对不起同学，同时也觉得很没面子。自已是研究生毕业，还一直很自负，想做出一番事业，现在连一个班级也带不好，觉得胸中有一口闷气吐不出来。

   这一晚没睡着，一直在想这件事，最后想明白一个道理：“埋怨和牢骚是无能的表，要体现自己的力量就一定要改变面貌！”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呢？必须让我的班级打个翻身仗，毕业前要成为全校先进班级。1985 年9月初，在大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开学前，我开始策划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我认为学生的思想工作一定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利益。当时学生临近毕业，最关心的问题是毕业分配问题。班级动员那天，我跟学生们说：“你们应当知道，分配方案在系里领导那里拿着，我们班级的表现不好，分配方案就不会好。要得到好的分配，同学们要跟着我，打个翻身仗，彻底改变班级的面貌。”我问大家愿意不愿意，全班同学回答：“愿意！”这让我增添了信心。当时我也担心，以学生个人利益作为改变落后面貌的出发点，对吗？这时我想到当年共产党闹革命，不也是号召穷苦老百姓要吃饭要活命跟共产党走吗？关键是参加革命后的教育。这样一想坚定了我的做法。在动员会上我又说：“打翻身仗的时间已经不多，只有一个学学期了，大四下学期是搞毕业论文，到那个时候就没有机会了。因此，你们就必须听我的话，做三件事，争取成为全校先进班级。第一，开一次主题班会，针对班里的情况，结合学习上海科技界华恰同志的先进事迹，找出差距，着重谈创建先进班级的打算。我去请系总支书记李祖齐同志来参加会议，让系领导知道我们班级改变落后面貌的决心。第二，全班同学要多做好人好事。今年是国定第一个教师节，学校一定会非常重视。学校里有很多老师要搬到教工宿舍去，我们正好可以出力。”我还说，“今年10月是我们上海工业大学25周年校庆，校庆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可以主动请战，这样会扩大在学校的影响。第三，由于班级主要干部犯了错误，班级的领导班子必须改组。”

我先做了第三件事。我与辅导员商量，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班干部反复讨论、酝酿，最后经民主选举产生新一届的班级领导班子。老班长没动，支部书记换成了很有号召力的原体育委员，副班长则由群众拥护、成绩很好的同学来担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充满激情、有能力、有冲劲的领导班子。说实在，以后班级的活动主要由这三驾马车来带领。

    接下来，我做第一件事情。我要班干部一定要组织好主题班会。在会上，同学们不要太多检讨错误，重点要放在学先进上，放在创建先进班级上。我去请示系总支书记，他答应来参加会议。但在班会快开始时，同学们没见着书记，都着急起来，问我，书记会来吗？我答，请同学们放心，李书记一定会来。当李书记准时进来时，同学们一下子安静下来，迅速坐好位子，一副十分严肃的样子。会开得很好，四五位同学发了言，表示要向华怡同志学习，决心改变落后面貌，以实际行动争取成为全校先进班级。最后，总支书记李祖齐同志讲话，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肯定的话，说得同学心里热乎乎的，也说得我的心暖暖的。那天，我觉得自己完全与学生融汇在一起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做好人好事。就在教师节的前一天，一位女教师乔迁新居，我和十几位同学一起去帮忙，一起搬大橱，搬五斗橱，搬各种生活用品。当这位老师向我们表示感谢时，我和同学们都很开心。很快，这件事在校广播台被宣传表扬，同学们的劲头上来了。最可喜的是，他们的精神境界也在升华。上课纪律明显改善，要求入团的同学明显增加，班级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我觉得班级的创先进活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于是，我利用两节课课间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作了一次不到五分钟的讲话。我首先肯定同学们在这一阶段所做的成绩，表扬了新班干部的工作。但着重说了一点，前一段时间，我们放松了学习，犯了一点错，成了落后的班级。现在我们学了先进，做了好事，精神面貌出现了崭新的变化，也得到系和学校的肯定。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我在动员大家的时候，完全从我们的个人利益出发去创建先进班级。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螺旋线，然后对同学们说，我们从个人利益这点出发，转了一圈，如果我们仍旧回到个人利益的原点，那是我们的失败。我用手指比划着黑板上的“螺距”说，我们的思想觉悟应该有个高度！

    创建先进活动基本上按照我预先的计划进行。25周年校庆之间，我们同学到系部、学校主动请战，成了学校和系里的一支特别行动队，指到哪里，干到哪里！我们的主要工作，一是在校园里布置宣传材料；二是在草地上搭建演出舞台；三是为校庆活动做会务服务。在这些活动中，同学们不怕疲劳埋头苦干，表现十分积极。因为我说过，在每次活动中，我要看每一位同学的表现，我要进行考核。努力不负苦心人！同学们的积极性得到了系办公室、校办公室和系总支等领导的一致好评。

    快到学期结束了，班长告诉我，通过一轮轮的严格推选，我们精机821班终于评上了全校先进。我听了非常高兴，立即在两节课的课间到班级。班长拿着奖状走上讲台向大家展示，对着同学们的一张张笑脸，我只说了一句话：“同学们，有志者事竟成！”这话博得全班热烈掌声！这掌声既包含着取得成绩的喜悦，也包含着对我这班主任的信任！

用一个学期的时间，使我们的班级从落后到先进，这是我做思想工作、管理工作第一个成功的范例。学校党委书记郑令德教授知道这件事后，让我在全校思想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我发言的其中一个标题就是，学生的思想工作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利益。

很快，到了毕业分配的日子。那年因为国家经济发展很好，学生毕业分配的方案自然也很好，同学们很满意。七月的一天，班里同学离校的日子，十点以后，陆续有同学向我道别。中午我站在机械楼的办公室窗前，望着校门，只觉得心头很空。说实在，我很想念他们。

外一篇：在市委党校学习

    1991年上半年，我很荣幸受到上海工业大学党委的派遣到上海市委党校学习，参加市委党校中青年干部第一期培训班的学习。学习班有5 个支部，除五支部学制是一年以外，其余4个支部都是半年制。我属四支部，学员全部来自上海各个高校。

    这次党校培训，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和邓小平同志的著作。那时讲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讲计划经济下的市场经济，还强调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计划经济。

    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改革呼唤理论。自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理论已经很难解释当前的问题，也很难指导改革的实践。人们渴望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的理论指导。很多人说，过去是摸着石子过河，现在河深了，石子摸不到了，怎么办？于是，媒体舆论都在说，改革呼唤理论。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的著作之后，这才知道改革呼唤的理论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学习一个阶段后，要求理论联系实际撰写论文。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大中企业的内部分配必须从名义分配转变为实际分配》。我写得很认真，居然还被登载在《党校情报》上。

我开始写的题目是《在大中企业中，必须正确实行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文章快写完时，我觉得文章从立论、展开到结尾，都是平铺直叙没有新意。于是在结束语部分，写到如何改善社会主义按劳取酬原则的时候，我写了三小点：①大中企业必须提高生产力，增加可分配的利润积累；②大中企业的内部分配必须从名义分配转变为实际分配；③按劳分配要实行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原则，充分保护企业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我觉得第二小点颇有新意，因为当时我还没有看到和“名义分配转为实际分配”命题相关的文章。我认为把它作为整个论文的题目更有个性和新意。于是，我把原来的文章全部推翻，重新组合和撰写。主要的观点是，在大中企业中，虽名义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实际上企业根据国家规定，按劳动者的级别发放工资报酬，根本没有按劳动者的绩效进行分配。文章经改写大有起色，我也因此对邓小平的著作和理论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还进行了调研工作，课题是《上海文科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组长是程天权，组员有上海文学院的老李和我。

    我们组织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上海文学院等高校从事文科教学的老师座谈会，登门拜访了复旦党委书记钱冬生、美学家蒋孔阳、财大党委书记金炳华等同志，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经过小组认真的讨论和研究，由天权执笔，写成了8000多字的调研报告。报告主要内容是当前文科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存在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对策。

    记得当时教委党委主管副书记非常重视这次调研，亲自听取党校四支部各课题小组的汇报。不巧的是，组长程天权调任复旦党委副书记，有事赴京开会，汇报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

    汇报时，我说通过调研，我们课题组认为目前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可以用复旦大学美学家蒋孔阳老先生的一句话来表述，"知识分子在奔，但觉得没有奔头”。

    教委领导一听吃了一惊，“怎么说没奔头？！”

    我开始有条不紊地汇报：在党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路线的指引下，知识分子感到欢欣鼓舞。许多同志受到重用，他们的生活待遇、工作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他们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家都觉得要把在“文革”中失去的时间抢回来，都在拼命干事情，都在干，都在奔！至于说到知识分子觉得没有奔头，是因为党中央高瞻远瞩制定了许多好的政策，但在各个单位的落实情况并不理想。有的知识分子的住房长期得不到解决，待遇偏低，科研条件跟不上。他们希望尽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让知识分子发挥更大的积极性，要让上海的知识分子在党指引的道路上，不仅“奔”，而且“奔”得更快，真正有奔头！

    20年后的今天，我相信上海的文科知识分子一定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爱护和重视，一定会感到知识分子“奔头”实在，前景美好！

    我们四支部第一组的组长是建材学院组织部长王义林（后任体育学院副院长)，同组的有复旦大学宣传部长程天权（后历任校党委副书记、书记，上海社科院、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有卫生局局长助理张明岛（后任卫生局副局长)，有水产大学养殖专家王武教授，还有来自教育学院化学系副主任靳新华（曾任中国福利会党组书记)，外贸学院院长助理陈元龙（后任党委副书记)，化专宣传部长於存国等11位同志。

    程天权是四支部的支部书记，我很有幸和他同住一室。我和他年龄相仿，但在职位及水平方面，相距甚远。只有一个经历相同，他是78级复旦国际政治系的研究生，我是上海工大79级机械专业研究生。虽然专业不同，但并不影响我俩的交往。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大学的经历和“文革”的磨难，都觉得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两人深有同感的是，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他当时是复旦宣传部长，口才和文字功底十分扎实，兴致来时，口中便念念有词，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幸亏我还记得中学读书时老师要我们背的几首诗词，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李白的《蜀道难》，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等等，也能背其一二，故尚能与其唱和。他会夸我，说我背得让读中文的人汗颜哦！我说你过奖了，我只能背几首，怎能跟你们相比啊！

    如前所述，党校学习时我写的论文是关于社会主义按劳取酬方面的内容。我按部就班引经据典，一份草稿就写了近5天。但见天权写论文，起先并不动笔，走走、写写、想想，但到最后两个晚上，他伏案疾书，只听到笔尖与纸、桌摩擦时发出的笃笃声如小鸡啄米，非常干净利索。

    我过去对“文人”不甚了解，今天才知饱学之士才学八斗笔走龙蛇。对照自己，写文章如老牛犁地一日三耕，完稿之日尚气喘吁吁。我向他讨教，他说写文章，先考虑题目，再考虑段落大标题、小标题，再把小标题下面要写的内容、要点也写上。一定要充分酝酿考虑周全，写成文章那是一气呵成！

    将近半年的学习和以后的交往，使我们成为要好的朋友。为此，我在新年贺卡中写给他的贺词是“天赋神权，人赋天权。”真诚希望他百尺竿头更上一层。

    在我的党校同学中，女同学靳新华是令人难忘的。她来自上海教育学院，是我们四支部第一小组唯一的女同学，想到她就想到一张漂亮开朗的笑脸。她为人正直谦和、热情真诚。她在党校期间，学习认真，发言积极，表现突出。党校结业回校之后不久，她担任了中国福利会的副秘书长，我担任了版专的校长，同属宣传部领导。记得有一次市里开大会我俩正好遇上，她告诉我，她的父母亲是老红军，也来参加大会。大会结束，还特地引我见她的父母，我很尊敬老革命，恭恭敬敬握过二老的手。1997年，她父亲去世，找我印生平材料，我因与老革命有一面之情，自然殷勤有加。按时完工之后，还特地赶去参加了老革命告别会。

    但没有想到的是，2000年，靳新华在被任命为中国福利会党组书记的那一年；患上了癌症。在以后的3年中，她曾康复过，还和我们参加过一次同学的聚会。我们很为她高兴，但她终于没能躲过这场劫难，于2003年10月25日去世。告别会的那天，我们党校的同学几乎都来了，一起送别这位年轻、谦和、乐观和能干的同学和朋友。我一直很难相信她会离开我们，经常会想起她在我们同学聚会见面说话的情景。她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乐观的人、一个很纯洁的人。我们同学一直很怀念她，我的脑子里一直留着她的音容笑貌。

党校同学中，最业务型的要数水产大学的王武教授，他专门介绍过水产养殖。你听他介绍，就能感受到他对自己的专业有多么热爱。讲黄鱼时，好像太平洋里的黄鱼全是他养的；讲大闸蟹养殖时，馋得你最好立刻就能掰上蟹脚尝鲜。

我还要介绍一位党校同学，那就是杨德广教授。他是高教局的高教研究所的所长。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著书立说笔耕不辍，他是我们四支部的学习委员，也是我们的学长。杨教授是我们支部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而且还是支部最优秀的男主持。他说话幽默风趣，主持灵活生动，能把会场气氛搞得既健康又活跃。他是大家很尊重的学者、专家。党校结业前他就被任命为上海高教局副局长，可见领导对他的器重。杨德广教授后来先后担任过上海大学副校长、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回头总结参加市委党校中青年培训班第一期的学习，我有三方面的体会：一是系统地学习了邓小平的著作和理论；二是结识了各个高校的领导，认识了一群朋友；三是提高了调查研究的能力。（全文摘自上海教育文库（领导篇）杜飞龙著《我心相映》上海交大出版社2010年8月发行。作者：工学硕士、教授，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原校长。）

    荐稿人：wfl  2012-7-16   执行编辑：lry   2012-07-17  责任编辑：zjy 2012.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