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七七事变”75周年，我要特别向读者介绍抗日战争中的陈垣先生。
　　
坚守北平 驳斥日伪利诱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就占领了北平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迁，大批师生南下。当时，辅仁大学没有南迁的打算，而陈垣先生如果要南下，只能丢下辅仁大学的师生，只身离开北平。他是一位学者，离开了他的大批图书，就无法进行工作，这是他留在沦陷区北平的一个原因。但是，他对于想要离开北平的朋友、晚辈，积极支持。陈垣先生首先把在北平读书的一子二女送到南方，这样他就可以无后顾之忧，从容应对各种艰难局面。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沦陷区需要有一批人留下来主持正义，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抗战八年，时间之长，战争之惨烈，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但是，陈垣先生拥有坚定的信念，始终坚持民族气节，大义凛然，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坚信，侵略者必败，中国不会亡。他利用一切机会，援古证今，用历史的经验来证明这个道理。比如他在抗战时期的许多著作中反覆强调：“自永嘉以来，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然卒能用夏变夷，远而必复。”“中国人有信心恢复中原。”“中华民族老而不枯。”他冷静而客观地面对现实。沦陷区的人民不可能都跑到后方去，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都到后方去教书、读书、就业。我们看看抗战时期的政治地图就会明白，东北是所谓满洲国，华北直到华南都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还能控制的是西北和西南，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绝大部分在敌后，范围也不大。沦陷区肯定会有大部分人民留下来，这就需要在各个方面都有人来维持正气。陈垣先生确认自己就是在教育和学术方面维持正气的人。他还要回击汉奸的种种谬论。他们中有的人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们当汉奸不假，但是你们不走，不也是吃这个地方的粮食，你们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差别。”陈垣先生义正词严地驳斥他们：“所食者吾之毛，所践者吾之土，亦何愧乎！”

　　像陈垣先生这样地位的人留在北平，日伪方面当然不会放过。先是利诱——请他参加“东洋史地学会”并担任职务。这是一个披着学术外衣的汉奸组织。他当然拒不参加。然后又要他担任当时敌伪最高文化团体“大东亚文化协议会”的副会长（会长是日本人），薪水颇高，又被他断然拒绝了。利诱不成就是威逼。1938年徐州陷落，日伪当局强迫北平全市挂伪“国旗”，并强迫游行“庆祝”。辅仁大学和附中拒绝挂旗、游行，被勒令停课三天。日本人还多次找时任校长的陈垣“质问”。陈垣先生说：“国土沦陷，我们只是悲痛，要庆祝，办不到！”还有一次，学校礼堂放电影，正片前加放的体育片中出现国旗，学生情不自禁地鼓掌。日本宪兵队来找陈垣先生，要他交出鼓掌的师生。他回答：“带头鼓掌的是我，要逮捕就把我抓走！”慑于他的威望，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

　　1945年7月，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的小引中，开首一句话就写：“频年变乱，藏书渐以易粟。”他当时确实忍痛变卖了几部大书，但这是在收入减少、生活困难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陈垣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为了维持《辅仁学志》，自愿不支稿费，而且写的文章比以前更多。

　　
维持辅仁 保护抗日学生

　　抗战时期，陈垣先生坚守在北平。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维持辅仁。

　　辅仁大学在最初筹办时，是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主办的。本笃会除了派人，还补助经费，时间是1923至1933年。后来本笃会经费困难，辅仁大学自1933年起改由德国的圣言会接办。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许多高校南迁。在沦陷区的北平，唯有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和德国教会办的辅仁大学的学历，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承认。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燕京大学关闭，只有辅仁大学能够继续办下去。辅仁的校务是由教会代表兼校务长主持的，但是作为大学，它需要有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帜，这面旗帜就是陈垣先生。抗战时期，一批知名学者来到辅仁大学任教，学生最多时达到三千多人。辅仁大学里面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国民党在北平的抗日据点就在辅仁大学，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共同为抗日出力。所以，有人说辅仁大学是抗日堡垒。

　　陈垣先生在1940年写作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中用相当大的篇幅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叫见月的和尚，他是云南人，清初在南京当一所寺庙的住持。有人告发寺庙中有人“通贼”，就是和反清势力有联系。清兵要把寺庙封闭，把那些所谓“通贼”的人抓走。见月和尚镇定从容，大义凛然，用尽办法跟敌人周旋，保住了这个寺庙。这个故事其实是陈垣先生的自况，也是对自己的激励——一定要保住辅仁大学，尽可能地保护抗日的教师和学生。

　　1944年3月，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和三十多名教授、附中教员因宣传抗日被捕，多方营救无效。陈垣先生在1945年冬至所写的《通鉴胡注表微》一书识语中说：“此论文本为纪念被捕及被俘诸友而作。”被捕者就是上述英千里等人，被俘者指辅仁大学的美国和荷兰籍教授和神父。1945年7月，被捕诸人终于被释出狱。当时抗战还未胜利，辅仁大学公宴出狱的诸教授，以此来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和对日伪当局的抗议。

　　陈垣先生在抗战时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利用辅仁大学这个阵地来教育青年学生和柴德赓、启功这样的中青年教师。

　　1942年4月，抗战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辅仁大学举行返校节，返校节照例要开运动会，陈垣校长要在运动会开始时讲话。他环顾会场，发现观众中混进了一些汉奸。他说：“今天不是开运动会吗，我给大家讲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孔子怎么会开运动会？这个题目一宣布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陈垣先生接着说：“《礼记》的《射义》篇记载，孔子曾主持射箭比赛，让子路把门，宣布有三种人不能参加今天的盛会。一种是败军之将，第二种是为敌人做事的，第三种是认敌作父的。宣布完三条，不少人都溜走了。”陈垣先生讲这个故事，是要在公开场合警告那些汉奸。当时日伪当局为了笼络人心，提倡“读经”，陈垣先生就用儒家经典的话，巧妙地打击敌人。“七七事变”以后，他选用具有“故国之思”的清初学者全祖望的文集作为“史源学实习”课的教材。其中有一篇是全祖望和杭世骏关于刘豫墓在何处的讨论。刘豫是金灭北宋以后建立的伪齐傀儡政权的头目。陈垣先生在讲这一课的时候说，刘豫墓是否在济南，肯定和否定两方的证据都不足，而且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豫的后人故意隐瞒自己的家世，说先人“事轶不传”。陈垣先生的结论是：“人至为子孙所羞称，则亦已矣！”在当时的课堂上这样讲，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冒很大风险的。

　　
潜心著述 阐发微言大义

　　抗战八年期间，陈垣先生一共写了七部著作，还发表了不少文章。这是他一生学术著作最丰盛的时期。这些著作在当时起了振奋民心的作用。沈兼士先生当时是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又是北平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的负责人。1940年5月，他在读了陈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后，赠诗一首：“吾党陈夫子，书城隐此身。不知老将至，希古意弥真。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一编庄诵罢，风雨感情亲。”这首诗准确、深刻地反映了《明季滇黔佛教考》这部著作的影响力。以书斋作战场，纸笔作刀枪，这是陈垣先生在抗战期间所做的第三件大事。

　　他的有些著作直接表明了他的政治倾向。比如，1942年底在《辅仁学志》发表的《明末殉国者陈于阶传》，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他是要表扬为国捐躯的英雄；有些则是把主题放在文中，比如同样发表在1942底《辅仁学志》的《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他在文末点出，全祖望这篇文章是“慨故国之久亡，特借闰以寄其意耳”。

　　陈垣先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是他自己称为“宗教三书”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以及他称为自己“学识的记里碑”的《通鉴胡注表微》。

　　《明季滇黔佛教考》主要叙述明末清初云贵两省佛教的发展和知识分子怀念故国、抗节不仕的精神，以此表彰明末遗民的爱国精神、民族气节。《清初僧诤记》说的是佛教中故国派和新朝派的斗争，也就是抗敌派和投降派的斗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是《佛教考》的姊妹篇，陈垣先生在重印后记中说，抗战爆发，河北各地相继沦陷，自己也备受迫害，体会到宋金、宋元时期的河北新道教，其实是抗节不仕的遗民所组织，“因发愤为著其书，阐明其隐”。

　　胡三省在宋亡以后，以三十年的时间，倾注全部精力，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注，到了清朝，有人认为胡三省擅长地理，有人认为他擅长考据，才偶然提到他。至于他为什么注《通鉴》，用意何在，从没有人注意。陈垣先生过去曾多次阅读胡注《通鉴》，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直到抗战爆发，他身在沦陷区的北平，在日伪统治下，与胡三省有相似的遭遇，并且有共同的爱国情怀，所以才能切身体会到胡三省对于元灭南宋、亡国之痛的深切感伤，于是发愤著《通鉴胡注表微》。所谓“表微”，就是要阐发胡三省在为《通鉴》作注时，隐藏在注文中、当时不便明言的微言大义。同时，他也通过《通鉴胡注表微》来表达自己在抗战时期隐藏在著作中的不便明言的微言大义，这也是陈垣先生对自己学术的总结。《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先生最后一部专著，也是他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1950年初，陈垣先生在给老友席启駉的信中说：“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这里所说的“当政”，是指那些不好好抵抗侵略、不好好整顿自己的政治当权者。

　　必需强调，这些著作不但在当时起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而且直到今天还是文史学者的必读书，一再重印。原因就在于陈垣先生这些著作都是经过广泛地收集材料，经过严格的考证写出来的，有血有肉、有根有据。以《明季滇黔佛教考》为例，一方面，他在许多人所常见的书中发掘出许多未为人注意的滇黔佛教史料，例如《徐霞客游记》，另一方面，他利用了许多从未被人利用过的材料。1939年初，他在故宫发现了一部从未被人利用过的《嘉兴藏》。藏书地点阴暗潮湿，蚊子很多。为了打开这座“三百年沉霾之宝窟”，他每次事先服用奎宁丸，带领助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全藏翻阅了一遍，搜集了清初僧人的许多语录，在《佛教考》中充分加以利用。陈寅恪先生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这就给后人以重要启示：义愤不能代替科学。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只有符合历史真相的著作，在反侵略战争中才是最有战斗力的著作，也才能成为不朽之作。

　　1944年1月，抗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辅仁校友周国亭冒险进入北平，看到老校长处境困厄，进言老师，愿伴送他到大后方。陈垣先生是这样回答的：“余如南归，辅仁大学数千青年，有何人能代余教育之？沦陷区正气有何人能代余支持倡导？”这位学生深为感动，后来在开封《正义报》上发表了题为《北平沦陷期间探险记》的文章，详细记录了同陈垣先生的这次会面。

　　陈垣先生抗战八年在沦陷区的北平，确实履行了一位爱国史家的崇高责任，给后人留下来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推荐人：lry      2012-08-27        执行编辑：lry      2012-08-27        责任编辑：xwf  2012-08-28